本文摘要：摘要:防治腐敗、建立善政是王符思想的主要內(nèi)容。王符對東漢時期的政治腐敗進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有針對性地提出循名責(zé)實加強官吏選用監(jiān)督、隆賞重刑厲行以法治國、忠正為本提升官吏行政道德素養(yǎng)等廉政建設(shè)思路，體現(xiàn)出鮮明的融通儒法的學(xué)術(shù)特色。但是，王符
摘要:防治腐敗、建立善政是王符思想的主要內(nèi)容。王符對東漢時期的政治腐敗進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有針對性地提出“循名責(zé)實”加強官吏選用監(jiān)督、隆賞重刑厲行“以法治國”、“忠正為本”提升官吏行政道德素養(yǎng)等廉政建設(shè)思路，體現(xiàn)出鮮明的“融通儒法”的學(xué)術(shù)特色。但是，王符認為國家治亂在于君主，把腐敗防治的根本責(zé)任歸結(jié)于自身有限的君主，這是其廉政思想的悖論所在。
關(guān)鍵詞:王符,廉政思想,悖論
王符大約生于東漢和安時期，卒于桓靈之際，與王充、仲長統(tǒng)號稱“后漢三賢”[1]135。王符作為東漢重要思想家受到學(xué)界廣泛關(guān)注，其所著《潛夫論》一書被認為是“憤世嫉俗之著作”[2]191，且早有學(xué)者對王符社會批判思想進行過專門論述。有學(xué)者認為“王符是以時代問題批判者的角色，彪炳于漢代思想史冊的。直面社會，敢說真話，他在思想史上樹立了獨到的‘潛夫’議政傳統(tǒng)”[3]71-72。身處東漢中后期這一“衰世”的王符，依據(jù)民本思想對當時政治腐敗進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并提出較為系統(tǒng)的防治腐敗、建立善政的理論設(shè)想。
一、“循名責(zé)實”:加強官員選用與監(jiān)督
王符認為君主治國的根本工作是知賢、用賢�！稘摲蛘�·考功》①說:“凡南面之大務(wù)，莫急于知賢。”《思賢》還說:“國之亂待賢而治。”《本政》甚至說:“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于明選而已。”可以說，知賢、選賢、用賢是“善政”之本。針對東漢政治在選人、用人、管人方面存在的系統(tǒng)性腐敗，王符提出了以“循名責(zé)實”為基本原理的用人思路。
(一)樹立正確的用人觀念
要加強選人用人工作，君主首先要樹立正確的用人觀念。王符認為，出現(xiàn)選人用人腐敗的重要原因是“以族舉德”(《論榮》)，而它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侗菊氛f:“賢愚在心，不在貴賤;信欺在性，不在親疏。”可見，是否賢能不取決于身份貴賤;是否誠實可靠，也不取決于血緣親疏。《論榮》還說:“人之善惡，不必士族;性之賢鄙，不必世俗。”可見，人的善惡并不取決于出身家世;人的善惡也不取決于出生地。[4]41因此，君主選人用人，不能依據(jù)身份的貴賤和關(guān)系的親疏。
《論榮》還說“用士不患其非國士，而患其非忠”，強調(diào)用人不必在意他是不是本地人，而應(yīng)考慮他是否忠誠。王符因此而特別推崇周公、劉邦、劉徹等人的用人做法，認為君主選人、用人應(yīng)以“才能”“德義”為標準，具有廣闊的視野，而不應(yīng)以貴賤、遠近取人�！睹靼怠菲踔琳J為君主應(yīng)該“敬納卑賤以誘賢”，有意提拔身份“卑賤”之人，才能發(fā)揮“表小以厲大，賞鄙以招賢”的激勵作用�？傊谒枷肷贤黄埔匝�、親疏為標準的用人套路，樹立正確的選人、用人觀念，是君主防止臣下比周、出現(xiàn)用人腐敗首先要留意的事情。
(二)通過“實貢舉”加強官員選拔
王符認為“選舉實則忠賢進，選虛偽則邪黨貢”(《本政》)。“選舉”事關(guān)重大，直接影響著政治生態(tài)的好壞。實貢舉，把好官員入口關(guān)，是防治腐敗的重要手段。王符認為“十室之邑，必有俊士”(《實貢》)，但為何會出現(xiàn)“官無直吏，位無良臣”窘境?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貢舉出了問題。貢舉出現(xiàn)問題，除了有“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舉世多黨而用私，競比質(zhì)而行趨華”(《實貢》)等難以克服的社會人情因素以外，主要原因是官員舉薦人才過程中有意顛倒黑白、弄虛作假。
如《考績》說:“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yīng)茂才，以桀逆應(yīng)至孝，以貪饕應(yīng)廉吏，以狡猾應(yīng)方正，以諛諂應(yīng)直言，以輕薄應(yīng)敦厚，以空虛應(yīng)有道，以嚚暗應(yīng)明經(jīng)，以殘酷應(yīng)寬博，以怯弱應(yīng)武猛，以愚頑應(yīng)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貢不相稱。富者乘其材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為賢，以剛強為上。”可見，在推薦人才時，弄虛作假，顛倒黑白，非常嚴重，人才推薦工作最終被“富貴”者把持，被“金錢”左右。王符認為，要做到“實貢”:
首先，要避免“舍實聽聲”，對“虛張高譽，強蔽疵瑕，以相誑耀”(《實貢》)的行為要高度警惕。同時，應(yīng)注意多方聽取意見。《交際》篇強調(diào)在“論人”時注意“毀譽必參于效驗”，而“不隨俗而雷同，不逐聲而寄論”�！稘搰@》強調(diào)在選人過程中既要“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又要防止“信亂臣之說，獨用污吏之言”�！稘搰@》還說“堯參鄉(xiāng)黨以得舜，文王參己以得呂尚”，強調(diào)在選人過程中要注意在“參人”與“參己”之間適當平衡，既不能被巧言迷惑，也不能剛愎自用。
其次，要本著實事求是原則考察人才�！秾嵷暋窂娬{(diào)貢舉應(yīng)“據(jù)實而言，其有小疵，勿強衣飾，以壯虛聲。一能之士，各貢所長，出處默語，勿強相兼。”王符認為貢舉人才，即使有小毛病也不必掩飾美化，應(yīng)實事求是;同時認為，“物有所宜”，應(yīng)“不責(zé)兼行”，求全責(zé)備。最后，要掌握選人的基本要領(lǐng)。《實貢》說:“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當如響應(yīng)，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和也。是故求馬問馬，求驢問驢，求鷹問鷹，求駹問駹。
由此教令，則賞罰必也。”君主一旦發(fā)出詔令，臣下就要立刻奉行;君主求馬，臣下就要尋馬;君主需要驢，臣下就要尋驢;……在此過程中嚴明賞罰，君主教令即可雷厲風(fēng)行�！秾嵷暋肪o接著說:“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治貴，以丑治好者矣。”對官員據(jù)“詔”所貢之士應(yīng)“任之于官”，通過官位這個“試金石”來試驗人才。
《實貢》說“選賢貢士，必考核其清素①”，“各以所宜，量材授任”。在王符看來，實貢舉其實并不困難，臣子本來就是執(zhí)行君主命令的，君主需要什么人才，就發(fā)布相應(yīng)的命令，然后把推薦的人“任之于官”進行試驗，如果德能與職位相匹配就給予推薦者賞賜，如果不匹配就給予推薦者懲處。這是貢舉選人的基本要領(lǐng)，也是杜絕選人腐敗的關(guān)鍵所在。
(三)通過“考功”加強對官員的監(jiān)督
要防止用人腐敗，確保吏治清明，加強對官員的管理，君主就要強化“考功”。“考功”就是考察官員在其崗位上的“實績和治功”[5]123。《考績》說:“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惰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傲而奸宄興;帝王不考功，則直賢抑而詐偽勝。”家長對子孫不考功，子孫就會懶惰敗家;官長對官吏不考功，官吏勢必也會懶政，乃至作奸犯科;帝王不考功，詐偽之人勢必勝過賢人，出現(xiàn)“惡幣”驅(qū)逐“良幣”的現(xiàn)象。《考績》說:“知賢之近途，莫急于考功。
功誠考則治亂暴而明，善惡信則直賢不得見障蔽，而佞巧不得竄其奸矣。”判別人賢能與否最快捷的辦法就是“考功”。如果認真考功，賢能的人就不會被埋沒，花言巧語奸詐之人就無法逞其奸。就是說，君主如果實行“考功”，就能讓賢能之人施展才華，防止當途之人蒙蔽君主，達到“昭賢愚而勸能否”效果�？梢�，“考功”是防治腐敗、營造良好政治生態(tài)的便捷、有效方法。
對君主而言“考功”的重點應(yīng)是核心干部隊伍�！度健菲獜娬{(diào)對三公、諸侯、守相的考核與管理非常重要�！度健氛J為“三公在三載之后，宜明考績黜刺”，如果三公達到“致治之效”，就給予封侯;如果他們“尸祿素餐”，就要受刑。王符認為“誠如此，則三公競思其職，而百寮急竭其忠矣”。針對諸侯白吃飯等特權(quán)行為，《三式》強調(diào)諸侯作為“國之大臣”，應(yīng)“心在王室”“以佐天子”，履行相應(yīng)的為臣義務(wù)和責(zé)任;強調(diào)諸侯“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認為諸侯如果效忠天子，有功民眾，就要適當表彰;他們?nèi)绻鲪憾喽耍鸵?ldquo;削土奪國”以示懲戒。
《三式》說“牧守大臣者，誠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也”，還說“今之守相，制地千里，威權(quán)勢力，盛于列侯，材明德義，未必過古，而所治逾百里，此以所治多荒亂也。是故守相不可不審也”�！妒錾狻愤�強調(diào)要“嚴督牧守以擒奸猾”。這均是強調(diào)對地方大員的“考功”的重要性。在王符看來，如能對核心干部做到“賞重而信，罰痛而必”，就能收到“群臣畏勸，競思其職”之效。
(四)循名責(zé)實是官員監(jiān)督的基本原理
君主求賢，在下者竟敢“應(yīng)之以鄙”(《思賢》)，兇惡狡猾之徒可以隨意侵凌百姓，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官吏監(jiān)督出了問題。王符認為官吏為政的理想狀態(tài)是“有號者必稱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實，則官無廢職，位無非人”(《考績》)。而現(xiàn)實的情況則是，從中央到地方，從三公到群僚，均存在不嚴格履職的嚴重腐敗問題。
對此，《考績》說:“夫守相令長，效在治民;州牧刺史，在憲聰明;九卿分職，以佐三公;三公總統(tǒng)，典和陰陽;皆當考治以效實，為王休者也。侍中、大夫、博士、議郎，以言語為職，諫諍為官，及選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惇樸、有道、明經(jīng)、寬博、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群臣所當盡情竭慮稱君詔也。”
王符認為，官員官位不同，但均是幫君主“牧養(yǎng)萬民”(《考績》)的，各個官職皆有名號，皆有其崗位職責(zé)，君主要選拔的各類人才也有相應(yīng)的名號稱謂，一定的官名稱號意味著相應(yīng)的職責(zé)要求，在官位上的人應(yīng)該按“名號”要求履職，《考績》說:“群僚師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zé)其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后;辭言應(yīng)對，各緣其文，以核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
因此，對君主而言，要做的就是根據(jù)崗位名號“以責(zé)其效”，根據(jù)官員所言檢核其所行，這樣官吏就不敢懈怠，就不敢說誣枉的話。所以《考績》強調(diào)“審名實而取賞罰”，則“能別賢愚而獲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梢�，實貢舉、考功的過程概括起來就是“循名責(zé)實”，這是對官員進行監(jiān)督的基本原理，也是防止貪官污吏、奸邪小人邀功冒進的最好辦法[6]186。
二、“以法治國”:防治腐敗的重要途徑
要做到循名責(zé)實，前提是有法可依，有規(guī)矩可循。因此，君主要管好官員，防治腐敗，必須建立相應(yīng)的法制。在《潛夫論》中，王符認為官吏“不奉法令”(《考績》)、“違背法律”(《三式》)、“撓法以便佞”(《務(wù)本》)普遍存在，與理想的“善政”背道而馳。總體來看，王符雖并不認為“以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最根本、最好方式，但他仍認為“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國也”(《衰制》)，“夫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述赦》)。
同時，王符還認為“選以法令為本，法令正則選舉實，法令詐則選虛偽”(《本政》)，“吏之所以無奸者，官有法”(《衰制》)，“法令”的制定、實施在官員選拔、管理中的不可或缺。君主治民要靠官吏，治官吏要靠法令，國家是治是亂，要看奉行法令的情況。因此，“以法治國”是管好官員、防治腐敗、治理國家的重要途徑。
(一)立法、用法的作用和目的就是勸善懲惡
君主要用好法令，先要搞清楚法令的目的和作用，知道它的意義和價值所在�！妒錾狻氛f:“夫有罪而備辜，冤結(jié)而信理，此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有罪就要受到刑罰的懲罰，含冤者就要為其伸張正義，還他公理。“法”的本質(zhì)就是通過賞善罰惡來維護社會公正的�！稊嘣A》認為“法”會隨時代變化而變化，但“立法之大要，必令善人勸其德而樂其政，邪人痛其禍而悔其行”。
《述赦》也說“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者也，乃以威奸懲惡除民害也”。制刑罰的目的不是為了傷人，而是為了除奸、懲惡、為民除害。因此，法令的作用是勸善懲惡，它是引領(lǐng)社會風(fēng)尚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君主必須充分有效使用。
(二)君主要牢牢掌握法令
王符認為君主要讓法令發(fā)揮其應(yīng)有作用，必須“自握權(quán)秉”(《明忠》)。《衰制》說:“夫法令者，人君之銜轡棰策也，而民者，君之輿馬也。若使人臣廢君法禁而施己政令，則是奪君之轡策，而己獨御之也。”法令作為強制性的行為規(guī)范和行為準則，[5]99君主如果把發(fā)號施令權(quán)拱手交給他人，若“愚君暗主讬坐于左，而奸臣逆道執(zhí)轡于右”，勢必導(dǎo)致政局危亂。
《衰制》還說:“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國也。君出令而不從，是與無君等。主令不從則臣令行，國危矣。”法令是君主駕馭國家的法寶。如果君主出令而“貴臣驕吏弗順”，那么國家就很危險�？梢姡骼挝罩屏顧�(quán)，確保法令集中統(tǒng)一，確保法令權(quán)威，是施行“以法治國”的前提和基礎(chǔ)，當然也是防治腐敗的前提和基礎(chǔ)。
(三)隆賞、重刑確保法令落實
要確保法令的權(quán)威，而不至于使其成為擺設(shè)，就要嚴明賞罰�！度健氛f:“法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機也，不可不嚴行也。”賞、罰是落實法令的手段，法令要得到落實，就要嚴賞、罰�！睹髦摇愤�說:“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shè)嚴威，可以懲奸。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qū)之，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君主掌握著各種資源，利用“重利”“大威”，即可“誘”民而“驅(qū)”使之，就可讓人臣盡心盡力。王符進而認為“賞重而信，罰痛而必，群臣畏勸，競思其職”，“積怠之俗，賞不隆則善不勸，罰不重則惡不懲”。
(《三式》)就是說，君主執(zhí)行法令不僅要嚴，而且要隆賞、重刑，只有如此，才能發(fā)揮其應(yīng)有的激勵和懲處作用，才能防治腐敗，提升官員行政效能。《衰制》還說“妄違法之吏，妄造令之臣，不可不誅也”，強調(diào)君主應(yīng)該以鐵腕懲治違法行為。王符還認為，要發(fā)揮刑罰的有效懲治作用，還要從嚴辦“尊貴”始，這樣即可收到“一人伏正罪而萬家蒙乎福”(《斷訟》)的警示效果。
(四)去“數(shù)赦”以維護法制公平
封建帝王往往把赦免看作是行仁政的體現(xiàn)，東漢時期赦免相當頻繁�！妒錾狻氛f:“凡民之所以輕為盜賊，吏之所以易作奸匿者，以赦贖數(shù)而有僥望也。”王符認為“數(shù)赦”給壞人留下僥幸空間，是導(dǎo)致社會不公、腐敗橫行的重要原因�！妒錾狻愤�說:“赦贖數(shù)，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奚以明之哉?曰:孝悌之家，修身慎行，不犯上禁，從生至死，無銖兩罪;數(shù)有赦贖，未嘗蒙恩，常反為禍。何者?正直之士之為吏也，不避強御，不辭上官。
從事督察，方懷不快，而奸猾之黨，又加誣言，皆知赦之不久，則且共橫枉侵冤，誣奏罪法。今主上妄行刑辟，高至死徙，下乃淪冤，而被冤之家，乃甫當乞鞠告故以信直，亦無益于死亡矣。”可見，“數(shù)赦”嚴重影響司法公正，讓“正直之官”也無法生存，蒙受冤屈的人沒有辦法伸張正義。只有維護懲戒的嚴肅性，才能真正維護社會正義，使壞人無機可乘。王符認為民眾中確實存在“下愚極惡之人”，此種人“雖脫桎梏而出囹圄，終無改悔之心”，因此他認為“大惡之資，終不可化，雖歲赦之，適勸奸耳”�？傊�，王符反對“數(shù)赦”，希望君主強化法令的權(quán)威性，避免“數(shù)赦”帶來的司法腐敗，以防止官員投機取巧。
三、“忠正為本”:提升官員的行政道德素養(yǎng)
王符認為“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德化》)，強調(diào)道德教化是最基本的國家治理方式，[5]192也是最理想的方式。他還說“上圣不務(wù)治民事而務(wù)治心”(《德化》)，“圣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德化》)，理想的政治著眼于“治心”，而不是靠刑罰，認為“心精茍正，則奸匿無所生”(《德化》)。
王符還講“仁義之心，廉恥之志，骨著脈通，與體俱生”(《德化》)，認為人生來都有善性[5]196。這不僅肯定了自上而下實施道德教化的積極作用，也肯定了發(fā)揮主體道德自覺的可能性。因此，從王符推崇“德化”角度來看，防治官員腐敗，除了通過“循名責(zé)實”以及“法治”的硬性方式外，著力增強官員的行政道德品質(zhì)勢必成為官員廉政建設(shè)的一個重要途徑，《潛夫論》對此有多方面的論述。
(一)樹立正確的富貴觀
王符認為社會普遍存在“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也，多釋廉甘利”(《遏利》)的悖謬現(xiàn)象，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們?nèi)鄙僬_的富貴觀。《遏利》說“無德而賄豐，禍之胎也”，“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兇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無功庸于民而求盈者，未嘗不力顛也;有勛德于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
《忠貴》還說“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王符還通過大量歷史故事告誡人們“以貨自亡，用財自滅”的道理，認為“能棄利約身”，就能“無怨于人，世厚天祿，令問①不止”(《遏利》)。他還強調(diào)君子不應(yīng)以“財賄不多，衣食不贍，聲色不妙，威勢不行”為憂，而應(yīng)以“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jié)志不立，德義不彰”為恥辱。總的來看，王符認為，人是得吉，還是遭兇，其中確有人不可抗拒的“命”的因素，但“禍福之來主要取決于人的德行”[5]174，人應(yīng)該把自己應(yīng)該做的做好。這些均是強調(diào):為官者在行政活動中應(yīng)樹立正確的富貴觀，不可唯利是圖，而應(yīng)有功德于民，自求多福。
(二)忠君愛民
千百年來，忠誠都是被作為一項重要的倫理規(guī)范和道德義務(wù)看待的，受到高度重視。王符說“人臣者，以忠正為本”(《務(wù)本》)，“人臣之譽，莫美于忠”(《明忠》)。“忠”是官員行政的根本道德要求�！睹髦摇氛f:“君臣義重，行路禮輕。過耳悟目之交，未恩未德，非賢非貴，而猶若此，則又況于北面稱臣被寵者乎?”就是說，那些偶然相遇之人尚且能相互救助，君臣情義與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語，為臣者豈有不盡忠之理?《忠貴》說:“夫帝王之所尊敬，天之所甚愛者，民也。
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yǎng)而濟之哉?”君主和上天都是以愛民為本的，作為人臣自然當以愛民為職志，可見忠君就是要愛民�！吨屹F》還說:“季世之臣，不思順天，而時主是諛，謂破敵者為忠，多殺者為賢。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此等之儔，雖見貴于時君，然上不順天心，下不得民意，故卒泣血號咷，以辱終也。”可見，忠君并非阿諛君主，而應(yīng)“以道事君”(《忠貴》)。白起、蒙恬為秦屢建奇功，并不值得稱道，原因在于“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以阿諛之道侍奉君主，更不值得稱道，原因在于“天以為盜”;檢驗臣下“忠”的終極標準是“天心”“民意”�？梢�，真正的“忠”不僅要得到時君認可，也要經(jīng)得起歷史考驗。這就對為臣者提出了很高的道德要求。
(三)掌握正確的交際之理
正確認識和處理人際關(guān)系是官員行政道德的重要體現(xiàn)�！督浑H》說:“交際之理，其情大矣。非獨朋友為然，君臣夫婦亦猶是也。”可見，正確處理人際關(guān)系，對君臣來說也很緊要�！督浑H》說:“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在交往中抱以勢利之心是普遍存在的現(xiàn)象。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在一般人看來:“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舉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交際》。
王符認為，這種以“交利相親，交害相疏”(《交際》)的庸俗原則進行交際，勢必導(dǎo)致“絜士所以獨隱翳，而奸雄所以黨飛揚”，進而搞壞政治生態(tài)。對此，王符認為“富貴未必可重，貧賤未必可輕”，還告誡“凡百君子，未可以富貴驕貧賤，謂貧賤之必我屈也”。(《交際》)結(jié)合《本政》所謂“賢愚在心，不在富貴”的觀點來看，王符認為人在本性上、心理上、才能上本來是共同的、平等的，君子應(yīng)該擺脫以“勢利”為原則的人際關(guān)系準則。為此，他提出“恕”“平”“恭”“守”四大交際原則，認為做到這四條，才能稱得上“真賢”。
(四)慎微積善
王符注意到了矛盾雙方的消長變化[5]154，認為“貧生于富，弱生于強，亂生于治，危生于安”，因此他主張應(yīng)該“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浮侈》)。《慎微》說:“積正不倦，必生節(jié)義之志;積邪不止，必生暴弒之心。……積善多者，雖有一惡，是為過失，未足以亡。積惡多者，雖有一善，是為誤中，未足以存。”王符認為，人臣應(yīng)在日�；顒又幸e累善行，善行積累得多，即使有些過失，也不足以亡;如果積累惡行太多，即使有一善行，也無可救藥。
《慎微》還說:“正性勝，則遂重己不忍虧也，故伯夷餓死而不恨;邪性勝，則忸怵而不忍舍也，故王莽竊位而不慚。積惡習(xí)之所致也。”在積善的過程中，正性勝，就會把自我德性的完善、志節(jié)的保持看得重;如果積惡成性，即使做了大錯事，也無愧怍。因此，在行政過程中應(yīng)該“戰(zhàn)戰(zhàn)栗栗，日慎一日，克己三省”(《慎微》)，慎微積善，不斷反省總結(jié)，才能避免重蹈覆轍，最終得福。
四、王符廉政思想的悖論
從加強對選人、用人的監(jiān)督管控，到提升官員自身的行政道德修養(yǎng)，王符提出了一套旨在標本兼治的相對完整的防治腐敗措施。但是，如果仔細分析，我們能清晰地看出，王符把政治腐敗問題最終解決的希望寄托在君主身上。
王符認為通過“循名責(zé)實”即可強化對官員選拔、任用活動的監(jiān)督，進而促使官員兢兢業(yè)業(yè)履職。但是，他又認為賢能者是否能真正得到任用取決于君主�！秾嵷暋氛f:“忠良之吏誠易得也，顧圣王欲之不爾。”《本政》還說:“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明相見，同聽相聞，惟圣知圣，惟賢知賢。”可見，忠臣是否能得到，取決于君主想不想要;賢能之人是否能被任用，取決于君主是不是賢能�！侗菊愤�說“選以法令為本”，但緊接著又說“法以君為主，君信法則法順行，君欺法則法委棄”。可見，選舉是否能“實”，取決于君主是否能“信法”而行。
王符認為君主實現(xiàn)對官員的監(jiān)督控制要嚴格法令執(zhí)行，通過隆賞、重刑等方式即可納臣民于法軌，進而達到防治腐敗的目的。但是，他又認為法令是否能得到落實根本仍在于君主�！睹髦摇氛f:“法禁所以為治也，不奉必亂。……法之奉與不奉，其秉皆在于君，非臣下之所能為也。”《述赦》說:“法無常行，亦無常弛，君敬法則法行，君慢法則法弛。”可見，“封建制度下的‘法治’，只能寄希望于明智的君主”[5]100，法令是否能夠得到嚴格執(zhí)行，最終并不取決于臣下，而取決于君主自身。
王符認為通過強化臣下的行政道德，增進臣下的道德自覺，是防治腐敗的重要途徑。但是，《明忠》又說“明據(jù)下起，忠依上成”，認為“術(shù)誠明，則雖萬里之外，幽冥之內(nèi)，不得不求效”，“權(quán)誠用，則遠近親疏，貴賤賢愚，無不歸心矣”�？梢姡枷�“忠之貢與不貢”，“其秉皆在于君”，即臣下是否能盡“忠”于君，取決于君主是否掌握用權(quán)的方法和技巧�！睹髦摇愤�說:“人君不開精誠以示賢忠，賢忠亦無以得達。……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jié)，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君不明，則大臣隱下而遏忠，又群司舍法而阿貴。”就是說，忠賢之人是否能夠發(fā)揮其應(yīng)有的積極作用，在于君主“開精誠”，這又將臣下是否能夠盡忠的問題歸結(jié)到君主自身的“品行”上去了。
針對“聽塞于貴重之臣，明蔽于驕妒之人”導(dǎo)致“天下潰叛”，王符認為君主要“兼聽納下”，認為“人君之稱，莫大于明”(《明忠》)，認為君“明”就會讓“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明暗》)。但是，王符又說“德薄者惡聞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賢難》)�？磥恚魇遣皇悄苈犞G，在于君德之薄厚。王符還說:“人君內(nèi)秉伐賢之斧，權(quán)噬賢之狗，而外招賢，欲其至也，不亦悲乎!”(《潛嘆》)可見，君主暗而不明不是沒有可能。
王符還說:“京房數(shù)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為景帝所知，使條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于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既斬而帝乃悔。”(《賢難》)可見，君主即使比較明察，也不能保證時刻能夠用賢能。在王符看來“人君有常過”(《忠貴》)是客觀事實，君主和普通人一樣是有限個體，他不可能時刻“聰明”。既如此，君主要真正做到“兼聽”豈不又成了或然之事?
總體來看，王符作為東漢王朝中后期重要思想家，憂國憂民，以民為本，其廉政思想一方面繼承了先秦法家“循名責(zé)實”“以法治國”的傳統(tǒng)，另一方面又充分吸收了先秦儒家“德化”思想，體現(xiàn)出鮮明的“融通儒法”學(xué)術(shù)特點，具有較強針對性。不過，王符認為治亂根本在君主，君主在國家治理過程中發(fā)揮著關(guān)鍵作用，這是其國家治理思想的根本理論預(yù)設(shè)，也是其對歷史經(jīng)驗的總結(jié)。王符說“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暗也”(《明暗》)，“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于君”(《德化》)，“君明察而百官治。……君不明則百官亂而奸宄興”(《愛日》)。
可以說，君主是治亂的關(guān)鍵，不管是在察百官方面，還是在導(dǎo)風(fēng)俗方面，都起著決定性作用。因此，王符提出的防治腐敗方法的真正落實，勢必取決于君主的權(quán)威與明察�！睹髦摇氛f:“夫神明之術(shù)，具在君身，而君忽之，故令臣鉗口結(jié)舌而不敢言。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權(quán)，日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群臣懈弛而背朝。
此威德所以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臣下不敢講真話，群臣懈怠背離朝廷，君主自己被蒙蔽，歸根結(jié)底問題出在君主自身。“神明之術(shù)，具在君身”是王符對國家治理提出根本見解，也必然成為其解決腐敗問題的根本思路。有學(xué)者指出，“完全仰仗一個人的政治體制是最簡單的政治體制。同時，這種體制也是最不穩(wěn)定的。”[7]15王符明知君主自身局限，而又將國家治理的責(zé)任寄于君身，這正是其廉政思想悖論所在。
參考文獻:
[1]錢仲聯(lián)，馬茂元.韓愈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楊幼炯.中國政治思想史[M].上海書店，1984.
[3]王健注說.潛夫論[M].開封:河南大學(xué)出版社，2008.
政工師論文投稿刊物：《廉政瞭望》主要欄目：時政、反腐、論道(觀點、干部手記、專欄、為政)、世相(人物、社會)、視野(環(huán)球、往事)、廣角(亮點展示、學(xué)思探索、案例討論)、悅讀(文化、隨筆、薦書、生活、演講、茶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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