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論文中國古典文學與國學

　　國學沉寂四十余年之后，于1993年以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大型學術輯刊《國學研究》的問世為標志，表明它再度成為中國學術熱潮。中國古典文學與國學有無關系呢?它是否為國學的對象?它在國學研究中處于怎樣的地位?我們治古典文學是否應具備國學的基礎呢?對于這些問題的認識，需要我們作歷史的追溯。

　　中國晚清時期由于西學東漸的加劇，在學術界引發(fā)了中、西學和新、舊學之爭。一些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學者們力圖保持中國傳統文化，視之為“國粹”，于是涌現國粹思潮。1903年冬，鄧實等在上海倡議成立國學保存會，1905年2月刊行《國粹學報》。1906年，日本東京的中國留學生組織國學講習會，由章太炎主講。1910年，章太炎將國學論文輯為《國故論衡》由日本秀光社排印出版。1911年，北京國學研究會出版《國學叢刊》。1912年，四川國學研究院在成都出版《四川國學雜志》。1914年，北京清華學校國學研究會刊行《國學叢刊》。1919年，北京大學成立國學社，刊行《國故月刊》。這一段時期的國學動動，志在保存國粹，以抵制西學的傳播和新文化運動的開展。1922年8月1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主持召開了北大季刊編輯討論會議，成立國學組，胡適為主任，計劃出版《國學季刊》。胡適在1922年8月26日的日記里寫道：“我們的使命是打倒一切成見，為中國學術謀解放。”他隨即撰寫了《〈國學季刊〉發(fā)刊宣言》，于1923年1月由《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號刊出。自此，國學運動的一種新思潮形成，它使國學的發(fā)展走上一條新的道路。

　　任何一種學術思潮只有在發(fā)展到一定程度時，人們對它的性質才會有較明確的認識。“國學”的概念是極寬泛的，它似乎可以涵蓋整個的中國傳統文化或中國學術，這在當時國學大師之間即有不同的理解。而從他們的不同理解中，可以見出它與中國古典文學的關系。

　　章太炎將國學等同于儒學，提倡儒家倫理道德。他在《國學之統宗》里說：“今欲改良社會，不宜單講理學，坐而言，要在起而行。周、孔之道不外修己治人，其要歸于‘六經’。”怎樣最簡要地領會“六經”的精神呢?他說：“余以為今日而講國學，《孝經》、《大學》、《儒行》、《喪服》，實萬流之匯歸也。”《孝經》是《十三經》之一，《大學》和《儒行》是《禮記》中之兩篇，《喪服》是《儀禮》中之一篇，它們是講述儒家之道和儒者行為規(guī)范的。章太炎在各處講國學的主要內容是通過小學(文字、音韻、訓詁)以了解儒家經典，旁及歷史、制度、宋明理學和佛學。他與一些由經師而講國學的學者們都是無文學觀念的。胡適在《〈國學季刊〉發(fā)刊宣言》里說：“國學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國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做成中國文化史。”中國文化史包括哲學史、藝術史、文學史、宗教史、民族史等。這樣，文學是屬于國學對象之一的。顧頡剛在《北京大學〈國學門周刊〉發(fā)刊詞》里說：國學“是中國的歷史，是歷史科學中的中國的一部分。研究國學就是研究歷史科學中的中國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學的方法去研究中國歷史的材料。”在中國歷史的材料中，古典文學僅是一種材料，并不含有文學的性質。錢穆是將國學理解為中國學術思想史的，他在《國學概論•弁言》里以為治國學“其用意在使學者得識二千年來本國學術思想界流轉變遷之大勢”。這是將文學排斥于國學之外的。

　　從上述四種國學觀念可見，文學或者是國學對象之一，或者與國學毫無關系，它是處于尷尬境地的。

　　我們再看國學大師們開列的國學書目中的古典文學情形。1923年胡適在《東方雜志》發(fā)表《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計181種典籍，其中文學史之部自《詩經》迄《老殘游記》為77種，占總數的百分之四十。這里所列典籍過于繁多，遠非一般青年可在三五年內讀完的，所以隨后他又擬了一個“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計有：

　　《書目答問》《中國人名大辭典》《九種紀事本末》《中國哲學史大綱》《老子》《四書》《墨子間詁》《荀子集注》《韓非子》《淮南鴻烈集解》《周禮》《論衡》《佛遺教經》《法華經》《阿彌陀經》《壇經》《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王臨川集》《朱子年譜》《王文成公全書》《清代學術概論》《章實齋年譜》《崔東壁遺書》《新學偽經考》《詩集傳》《左傳》《文選》《樂府詩集》《全唐詩》《宋詩抄》《宋六十家詞》《元曲選》《宋元戲曲史》《綴白裘》《水滸傳》《西游記》《儒林外史》《紅樓夢》

　　以上39種，古典文學13種，占總數的三分之一。梁啟超指出胡適所擬書目偏重哲學與文學，其中有許多是沒有國學常識的青年不能讀的;又如讓青年去讀《全唐詩》和《宋六十家詞》還不如選讀幾種著名詩集和詞集為當。因此他重新擬了一個《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計收典籍126種，其中韻文類書36種，繼而又擬了“真正之最低限度”書目：

　　《四書》《易經》《書經》《詩經》《禮記》《左傳》《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戰(zhàn)國策》《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鑒》《宋元明史紀事本末》《楚辭》《文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

　　以上25種，其中古典文學8種，占總數的三分之一。我們且不評論這兩家所擬書目的優(yōu)劣，但可見其真正最低限度書目中古典文學均占三分之一的比例。這些書目是青年學習國學的必讀的基本典籍，則古典文學是國學基礎之一。1924年章太炎在《華國月刊》發(fā)表了《中學國文書目》，實際所擬青年應讀的國學典籍，計39種，它們?yōu)槿寮医浀洹⒅T子、理學和小學書，除儒家經典《詩經》之外，竟無一種文學書。這反映了國學思潮中一種守舊的態(tài)度，它在整個國學運動中一直存在影響，但自1923年之后已非國學的主流。

　　在各種國學刊物里，我們能見到一些古典文學研究的論文，例如：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國學叢刊》1910年);李萬育《說詞》(《國學叢刊》1923年);胡懷深《韓柳歐蘇文之淵源》(《國學》1926年);馮沅君《南宋詞人小記二則》(《北大國學月刊》1926年);馮沅君《南宋詞人小記》(《北大國學月刊》1927年);顏虛心《陳同甫生卒年月考》(《國學論叢》1927年);王國維《唐宋大曲考》(《國學論叢》1928年);王敦化《宋詞體制考略》(《齊大國學叢刊》1929年);梁啟超《跋四卷本稼軒詞》(《國學論叢》1929年);羅根澤《郭茂倩〈樂府詩集〉跋尾》(《國學叢編》1931年);史乃康《江西宗派之人物及其詩體》(《國學論衡》1933年);張尊五《北宋詞論》(《國學季刊》1933年);夏承燾《姜白石議大樂辨》(《國學論衡》1934年);俞振楣《歐陽修文淵源考》(《國專月刊》1936年);趙宗湘《蘇詩臆說》(《國專月刊》1936年);阮真《評兩宋詞》(《國專月刊》1936年)。這些僅是關于宋代文學的論文，說明古典文學是國學的研究對象之一。上述論文屬于純文學研究的不多，而大都是從文獻與歷史的角度對文學作品與作家進行考證。我們如果將國學刊物發(fā)表的關于古典文學的論文進行統計，必然會發(fā)現屬于從文獻與歷史角度作的考證居多。這可說明古典文學作為國學研究的對象是不同于純文學研究性質的。不僅古典文學的情況如此，其他中國哲學、歷史、政治、地理、語言等作為國學研究對象時也是如此的。

　　“國學”這個概念是較為模糊的。1926年，錢穆說：“‘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其范圍所及，何者應列國學，何者則否，實難判別。”許多學者皆有類似錢穆的感想。1932年7月北京大學研究院成立，設自然科學部、文史部和社會科學部，原研究所國學門為文史部取代。“文史”代替了“國學”，學術界立即有所響應：1933年6月國立暨南大學出版《文史叢刊》，1935年3月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出版《文史匯刊》，1935年7月安徽大學文史學會出版《安大文史叢刊》，1941年1月重慶文史雜志社創(chuàng)辦《文史雜志》。顯然“文史”比“國學”概念較為狹小，但“文史”絕非“文學”與“史學”的組合，它是中國學術新概念。1946年10月天津《大公報•文史周刊》創(chuàng)刊，胡適在《〈文史〉的引子》里說明此刊宗旨：

　　《文史》副刊是我們幾個愛讀書的朋友們湊合的一個“讀書俱樂部”。我們想在這里提出我們自己研究文史的一些小問題，一些小成績。……我們用的“文史”一個名詞，可以說是泛指文化史的各方面。我們當然不想在這個小刊物里討論文化史的大問題，我們只想就各人平時的興趣，提出一些范圍比較狹小的問題，做一點細密的考究，尋求一些我們認為值得討論的結論。……文史學者的主要工作還是只尋求無數細小問題的細密解答。

　　這是對“文史”學術規(guī)范的說明，是對國學研究經驗的總結。胡適此后不再談“國學”，而是談“文史考證”了。1952年胡適為臺灣大學和臺灣師范學院文科學生講《治學方法》，他以為：“中國的考證學，所謂文史方面的考證是怎樣來的呢?我們的文史考證同西方不一樣。”這種方法源于宋代，至清代乾嘉學派而完善。胡適特別以其對于中國古典小說的考證為例說：“我用來考證小說的方法，我覺得還算是經過改善的，是一種‘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我可以引為自慰的，就是我做二十多年的小說考證，也替中國文學史家與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擴充了無數的新材料。”他對《紅樓夢》的考證用力最多，時間最長，發(fā)表有《紅樓夢考證》(1920年)、《跋〈紅樓夢考證〉》(1922年)、《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1928年)、《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抄本》(1933年)、《俞平伯的〈紅樓夢辨〉》(1957年)、《所謂曹雪芹小像的謎》(1960年)、《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1961年)等十余篇論文。他談心得說：“《紅樓夢》的考證是極不容易做的，一來因為材料太少，二來因為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路。他們怎樣走錯了道路呢?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搜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的情節(jié)。……我覺得我們做《紅樓夢》考證只能在這兩個問題上著手(著者和本子)，只能用我們力之所能搜集的材料，參考互證，然后得出一些比較的最近情理的結論。”胡適正是采取文史考證的方法在《紅樓夢》研究方面取得最卓越的學術成就的。文史研究的對象是中國古代文獻與歷史和中國學術中存在的細小問題，它在方法上采用清代乾嘉學派的傳統的考據學，并吸收近代科學的實證方法進行細密的考證。由此可以解決中國文化史和中國學術中存在的某些細小的、疑難的、深奧的學術問題，它們必須是具有關于中國傳統文化深厚修養(yǎng)的并具專業(yè)優(yōu)長的中國學者才可能解決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學術界關于《老子》成書的年代問題，自錢穆提出后，馮友蘭、顧頡剛、胡適等都參加了爭論。這是典型的文史考證問題，所以西方漢學家對此感嘆說：“中國學術問題需由中國人自加論定。”

　　新中國建立后學術界雖然在新的思想指導下繼續(xù)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但“整理國故”工作成為“古籍整理”了，沒有再談“國學”了。1962年10月由《新建設》編輯部主編、中華書局出版的學術�？�《文史》創(chuàng)刊，卷首的《編者題記》云：

　　《文史》所收輯的文章大抵偏重于資料和考據。學術研究是一個認識過程。積累資料和辨析資料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步。大量占有資料，才能使研究工作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之上�？紦�就是對資料進行鑒別，去偽存真，辨其精粗美惡。……《文史》準備收輯研究我國古代和近代文學、歷史、哲學、語言和某些科學技術史等方面的文章。

轉載請注明來自發(fā)表學術論文網：http:///wslw/30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