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嚴復作為中國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譯家，不僅在政治、經(jīng)濟、教育思想上頗有建樹，而且在宗教思想上也有著獨特的見解。他從宗教的起源，宗教與政治、科學、道德的關(guān)系，以及中國有無宗教等方面對宗教問題進行了多角度地研究和探討。嚴復
【摘 要】嚴復作為中國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譯家，不僅在政治、經(jīng)濟、教育思想上頗有建樹，而且在宗教思想上也有著獨特的見解。他從宗教的起源，宗教與政治、科學、道德的關(guān)系，以及中國有無宗教等方面對宗教問題進行了多角度地研究和探討。嚴復在宗教問題上提出的一些深刻見解對于中國宗教的改革與發(fā)展提供了有益的思想?yún)⒖肌?/p>
【關(guān)鍵詞】嚴復;宗教思想;評析
嚴復(1854 -1921)作為中國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譯家，他的思想體系相當復雜而深邃。他不僅在政治、經(jīng)濟、教育思想上頗有建樹，而且在宗教思想上也有著獨特的見解。他從宗教的起源，宗教與政治、科學、道德的關(guān)系，以及中國有無宗教等方面對宗教問題進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和探討。
一宗教的起源
研究宗教的起源，就是要指出人們是在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怎樣開始崇拜神靈的。嚴復在1898年所寫的(保教余義》中對此作了初步的探討，他發(fā)現(xiàn)古時之民，由于“民智未開，物理未明，視天地萬物之繁然淆然而又條理秩然，思之而不得其故，遂作為鬼神之說以推之，此無文化人之公例矣。”初民因為智力水平的限制，對于支配其日常生活的外部自然力量不能作出正確的解釋，從而借助主觀想象，將外部自然力量擬人化、神秘化，于是鬼神之說由此而生，形成了最初的宗教觀念。嚴復認為這一現(xiàn)象在智識水平低下的初民中具有一定的共性。在《原富》按語中、嚴復明確地指出“教之精義，起于有所不可知，然而人處兩間，日與化接，雖不得其聯(lián)，而知其必有宰制之者，于是教宗之事興焉。”宗教是在異己的自然力量和社會力量的壓迫下，處于同一社會環(huán)境中的一部分人共同感到人類的生存不可主宰，從而對不可知的主宰世界的“自然力量”、“超人間力量”的崇拜的結(jié)果。
1913年，嚴復在《天演進化論》對宗教的起源問題進行了更加詳盡地探討。在這篇文章中，他不僅認為有社會必有宗教，宗教是民生所必需，而且還介紹了西人關(guān)于宗教起源的兩種觀點:一是法國學者恭特的觀點。恭特認為“人之心理不能安于所不知，而必從而為之說也，又往往據(jù)己之情以推物變，故物變必神鬼之所為。”鬼神之說是人們對于不可知的東西進行探索認識的產(chǎn)物，是人們對自然與社會的最初認識。此一說與嚴復在《保教余義》中對宗教的起源的認識是相同的。但是嚴復指出，這一觀點，并不能完全解釋所有宗教的起源。對于那些“旦作夕息，鼓腹含哺，純乎不識不知”的村野之民，神鬼觀念又是如何產(chǎn)生的呢?嚴復認為英國學者斯賓塞對此的解釋，要比恭特略勝一籌。斯賓塞指出:“初民之信鬼始于人身，身死而游魂為變實，而尚與人間之事，如是名日精氣觀念amimism，乃從而奉事之，親媚之，以析人事之福利。惟先位此而后推之為魁，為天神，而宗教之說乃興。故宗教者，以人鬼為起點者也。”宗教以人鬼為起點，而人鬼之信又是源自于初民對夢中景象的思考。由于知識的有限性，初民不了解自己的身體構(gòu)造，無法正確解釋夢中景象，他們認為人體中有一種特殊的東西，可以在死后離開身體而單獨長期存在。這種特殊東西就是所謂“靈魂”。而夢中的景象就是獨特于人身體外的靈魂活動。人活著，靈魂寄居于人身體之中;人死后，靈魂就可以離開人身體而單獨活動，靈魂不滅觀念由是而產(chǎn)生，這也是中國古代的喪禮祭祀制度產(chǎn)生之因。嚴復上述對宗教起源的探討與認識，雖不夠全面，但在當時，卻已達到了較高的水平。
二宗教與政治
有社會必有宗教，宗教與社會的密不可分的關(guān)連性，也導致了其與政治的關(guān)連性。嚴復在《政治講義》中對宗教與政治的關(guān)系進行了探討。
首先，嚴復認為宗教與國家的關(guān)系非常密切。他指出:“緣宗教于初級國家，實有極密切關(guān)系。且征諸歷史，往往獨用宗教之力，即能造立國家。”在國家產(chǎn)生初期，宗教與政治的結(jié)合是很明顯的。在此期間，宗教、血緣、經(jīng)濟、政權(quán)和教育的組織形式?jīng)]有明確的區(qū)分。部落或社會規(guī)范和宗教體系的范疇是一致的，宗教集團與政治集團實質(zhì)上也是一致的，宗教領(lǐng)袖本身往往也是政治的領(lǐng)袖、國家的元首。為什么獨用宗教之力，就能建立國家呢?嚴復認為這主要是宗教這種無形之力，能使分散的個人因為有著共同的信仰而產(chǎn)生較強的凝聚力，從而尊君敬上，奉法懷刑。他認為:“蓋團體將結(jié)，必有其所以結(jié)者，而后其群日親，而國家之制以起。宗法謂之天合，一族之內(nèi)，血溉相同。而宗教則以人合為天合，所事同神，即與余眾相別。……方其言同奉一教也，所奉者即非真神，而于社會，即有聯(lián)合之用。”⑥原始宗教對于維護氏族社會規(guī)范、增強氏族團結(jié)、強化集體情感和集體意識;對于推進生產(chǎn)實踐中的知識探索;對于孕育民主觀念、法制意識、私有觀念，發(fā)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由此，嚴復認為國家可分為真正國家、宗法國家和神權(quán)國家三類，而這三類國家的特點就在于“宗法之國家，其合也以同種族故、同祖宗故。神權(quán)之國家，其合也以同信奉故，同宗教故。至于真正國家，其也以同利益故，同保護故。是三者，其為合不同，而一合之后，其為合皆至堅。”
其次，嚴復對神權(quán)政府的性質(zhì)也進行了探討。他認為神權(quán)政府不同于其他政府的性質(zhì)就“在奉鬼神天道，以統(tǒng)治權(quán)”。用宗教的教義來治理國家和人民，政教合一，教皇擁有最高的統(tǒng)治權(quán)。在神權(quán)國家，宗教變成了包羅萬象的綱領(lǐng)，成為國民思想的原理、行為的準則、社會秩序的保證。宗教的體制與社會的體制是渾然一體的。全體成員信仰共同的神靈，進行共同參與的宗教活動，逐漸形成了必須共同遵奉的規(guī)范化的宗教禮儀。而規(guī)范化的宗教禮儀具有超個人的權(quán)威，對社會每一個人的行為與活動具有強制力。因此，嚴復指出，在原始社會，為君者并不是初民中最“壯俊勇健之夫”，而是其力“足與神抗”的巫醫(yī)。分析其原因，就在于初民之君是以智勝，而非以力勝。祭司、巫醫(yī)是初民中被認為具有役使幽明之力和拔除不祥之人，所以能得到初民的擁護成為君王。嚴復指出這一現(xiàn)象，在中西上古之世具有普遍性。
第三，“政教合一”的消極影響。“政教合一”雖然在中西上古之世具有普遍性，但是，隨著社會的進化，國家的演變，西方的“教”與“政”逐漸分離，而中國卻仍舊處在“政教合一”之中。嚴復通過對中國和西方歷史的考察，指出西方的君主，他的職責就是統(tǒng)治和治理國家，只有世俗的政治權(quán)力，而無神圣的宗教權(quán)力。而中國的君主，除了統(tǒng)治和治理國家之外，還負責向國民傳道、授業(yè)、解惑，兼任著教化人民的職責。即“西國之君主，其事專于作君而已，而中國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師”。由于中國的君王兼作君師，造成中國的政治與德行不分，言治之書與修德之書混同。不僅使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不能獨立發(fā)展，也使宗教成為了政治的工具，本身得不到進一步的完善與提高。因此，嚴復明確指出，政治必須與宗教分離。
三宗教與道德
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道德關(guān)系、道德秩序和道德準則的形成。它們最初可能與宗教的活動和觀念交織在一起，但也可以無待于宗教。究竟在起源上宗教先于道德，還是道德先于宗教，抑或兩者同時出現(xiàn)，這是一個很難徹底弄清楚的問題，對此嚴復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認為道德先于宗教而產(chǎn)生。在《支那教案論》按語中，嚴復寫道:“董子日:道之大原出于天，則中國言道德禮義，本稱天而行，但非由教而起耳。”在他看來，宗教是在人們明德之后，對神明懷有虔誠、敬仰之心而產(chǎn)生的，而不是先有宗教而后才有道德。
在《法意》、《原富》按語中，嚴復以西方宗教為參照系，考察比較了中西宗教在加強人們的品德修養(yǎng)，規(guī)范人們的日常行為，調(diào)節(jié)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關(guān)系等方面的不同影響。在對待怨仇方面，“西之宗教，重改過有罪，日此教徒之天職也。雖有至深之釁，使犯者聲言歉衷，以自謝于受者，則舊怨可以立捐。……其受謝者，不為弱懦，而度量恢廓，為人所稱。脫既解矣，而猶以舊怨相繩，則其人必為國人所不數(shù)，此西國之俗也。至于吾俗，乃大不然。釁之既生，銜者次于骨髓，遷怒及其親戚，尋仇延乎子孫。即有居間排難之家，以勢相臨，若不得已。雖日解仇，察其隱微，固未嘗釋也。其居心如是，其揣人亦然。組火常伏，其發(fā)也，特待時而已!故其民之相遇也，刻熬感憤之情多，而豁達愷梯之風少也。嗚呼!此固宗教使之然耳。”西方宗教提倡寬恕、博愛，重視給人以改過自新、棄惡從善的機會，中國風俗卻提倡以直報怨，復九世之仇，冤冤相報的狹隘心理使人與人之間甚少寬容與理解。在社會教化方面，嚴復認為，西方基督教的教義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是上帝的造物，無等級貴賤之分，人人都有自由追求自己幸福的權(quán)利，在其教化下的國民都能自我約束，守信用重承諾，重公德;而中國的宗教由于重視血緣和等級關(guān)系，提倡忠孝節(jié)義，君民之間的關(guān)系是一種主奴關(guān)系，臣民只有義務，沒有權(quán)利，其教化下的國民薄信果，無公德。由此可見，中西不同的宗教觀念在陶鑄人心風俗、塑造國民性格上的影響是不同的，二者孰優(yōu)孰劣，不言自明。因此，嚴復認為基督教如果能在中國民眾中流行，對于培養(yǎng)國民良好之道德是有一定的補益作用的。“吾國小民之眾，往往自有生以來，未受一言之德育。一旦有人焉，臨以帝天之神，時為耳提而面命，使知人理之要，存于相愛而不欺，此于教化，豈日小補”。
此外，嚴復雖然指出宗教觀念在陶鑄人心風俗、塑造國民性格上的積極影響，但他同時也認識到了道德有不依賴于宗教而存在的獨立性。他說:“追民質(zhì)進，而宗教義衰，則獨立道德，將自有以持世而有余。”⑩隨著社會的進化，國民素質(zhì)的提高，宗教的社會功能將日益減弱，道德的社會功能將日益強大，宗教與道德將完全分離。
四宗教與學術(shù)
宗教與學術(shù)是人類生活的兩個重要方面，二者之間的關(guān)系相當復雜。嚴復在中國近代史上較早地探討了它們之間的關(guān)系，有些認識已達到了較高的水平。
首先，嚴復從宗教與學術(shù)的內(nèi)容和地位兩方面對它們作了比較。他指出:“西學之與西教，二者判然絕不相合。‘教’者所以事天神，致民以不可知者也。致民以不可知，故無是非之可爭，亦無異同之足驗，信斯奉之而已矣。‘學’者所以務民義，明民以所可知者也。明民以所可知，故求之吾心而有是非，考之外物而有離合，無所茍焉而已矣。”宗教活動是一種信仰活動，它把從精神上擺脫因自身的有限性而帶來的煩惱和痛苦作為它的目的。宗教因其追求的對象是超現(xiàn)實的絕對和無限，所以在對其合理性的論證中，它必然以對無限絕對的神的信仰為基礎，訴諸于人的直覺和頓悟，依賴人的情感體驗，即宗教源于信仰也立于信仰。其思想是非邏輯的，其概念和命題也不具有可證實性或可證偽性。而學術(shù)活動則是一種理性思維活動，以對客觀對象的真實性把握為目的，它必然要求在思想上遵守邏輯規(guī)則，重視思維活動的客觀性和合理性，強調(diào)概念和命題的可證實性或可證偽性，惟其如此，方才能發(fā)揮其教導人民的作用。因此，宗教與學術(shù)的地位，在嚴復看來，即“‘教’祟‘學’卑，‘教’幽‘學’顯;崇幽以存神，卑顯以適道，蓋若是其不可同也。世人等之，不亦遠乎!”
其次，嚴復從宗教與學術(shù)的發(fā)展路向上對它們作了比較。他指出，隨著科學的發(fā)展進步，宗教的作用范圍會漸漸縮小，“蓋自科學日進，而變異之事一切可以前知，而緯i、占驗之學大失根據(jù)……且由是而天人相與之際，舊說渺不足憑，世間所有宗教失其尊嚴。”⑩宗教在與科學的較量中，雖然會漸漸敗下陣來，但卻不會消亡。為什么呢?嚴復是這樣解釋的:“然宗教必與人道相終始者也。蓋學術(shù)任何進步，而世間必有不可知者。不可知者長存，則宗教終不廢。”宗教生活，不僅為人在精神上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去追求自身的完滿提供一種條件和途徑，同時它還為整個社會提供一種終極的思想價值觀和追求目標�？茖W生活則促使人去客觀地認識和理解人自身和周圍世界，為人的活動提供理性的科學依據(jù)。由于人類還沒有從異己性的自然力和社會力的支配下徹底解放出來，還沒有完全把握自然規(guī)律和社會規(guī)律，宗教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自然根源、社會根源和認識根源都不可能在短時期內(nèi)根除，因此宗教信仰將作為一種社會歷史文化現(xiàn)象長期存在。嚴復在當時就能認識到這一點，其思想的深刻性略見一斑。
第三，嚴復還比較了中西對待宗教與學術(shù)的不同態(tài)度。他認為“中國教與學之事合而為一，而西國教與學之事判而為二。這主要表現(xiàn)在中國的“教”與西方的“教”所包含的內(nèi)容不同。中國的“教”除了包含宗教的含義之外，主要指的是教育，是以儒家經(jīng)典為主要內(nèi)容的文化教育和倫理道德教育，“教”與“學”是混雜在一起的，從而導致中國自趙宋以后，學術(shù)紛爭日趨激烈。西方的“教”在嚴復看來就是指的宗教，是對鬼神的信仰，有它的教義、教規(guī)、教徒和傳教儀式，與學術(shù)是截然分開的。“西人于學無爭，而于教爭最烈。吾國學士之有爭，則學術(shù)雜于宗教故耳。”由此可見，嚴復認為要使中國學術(shù)研究脫離許多無謂的紛爭之擾，得到進一步的深入與發(fā)展，就必須借鑒西方，使“教”與“學”相分離。
五“孝則中國之真教也”
“合一群之人，建國于地球之面。……然莫不共奉一空理，以為之宗主。此空理者，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思之而不測。而一群之人，政刑之大，起居之細，乃無一事不依此空理而行。其漸至舉念之間，夢寐之際，亦無心不據(jù)此空理而起也。此空理則教宗是矣。”⑩此段話，可以視作嚴復對什么是宗教的一個解釋。依此解釋，則宗教不僅僅存在于西方，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宗教，中國也有宗教。那么，中國的宗教是什么呢?嚴復對此問題與進行了一番探討。
首先，他在《保教余義》中談到國人不僅信教之深，而且是多教并行。在民間，百姓信奉的宗教主要有兩種，一是佛教，不僅民間婦女孺子對天堂、地獄、菩薩、閻王之說非常熟悉，而且佛寺、尼庵即便在窮鄉(xiāng)僻壤也能見到，風俗習慣也大多與佛教有關(guān)。二是土教，中國的名山大川、風雷雨露、一村一社都有神，各行各業(yè)也是供奉著不同的神靈，神靈之間也與人間一樣分為了三六九等，此正是是中國宗教與西方基督教之不同之特點。嚴復認為，由于多神之說，與民眾低下的智力水平相符，故能在民間得以廣泛傳播。而孔教之所以不能在下層民眾中產(chǎn)生較大影響的原因就在于:“孔教之高處，在于不設鬼神，不談格致，專明人事，平實易行。……然孔子雖正，而支那民智未開，與此教不合。雖國家奉此以為國教，而庶民實未歸此教也。”。由此，嚴復批駁了西人對于孔教的否定與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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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物》創(chuàng)刊于1977年，由河南博物院主辦。原名《河南文博通訊》，1981年更名為《中原文物》季刊，并向國內(nèi)外公開發(fā)行。2000年改為雙月刊。著名考古學家、歷史學家郭沫若先生，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趙樸初先生分別題寫了刊名。歷經(jīng)二十多年，《中原文物》已經(jīng)發(fā)展成為全國中文核心期刊，河南省一級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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