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摘自《讀書》2013年第5期，作者：李福巖

　　雜志信息：國內統(tǒng)一刊號：CN11-1073/G2，國際刊號：ISSN0257-0270

　　在大革命前的法國思想界，盧梭的政治哲學并不占主導地位，屬于少數(shù)派，在理論上受到當時政府、教會的打擊，并且受到法國啟蒙思想主流的排擠，承受著巨大的理論痛苦。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少數(shù)派的政治哲學，在后來的大革命過程中卻被大革命實踐者逐步推上了政治前臺，并在一七九四年前后成了法國大革命的理論旗幟。盧梭的政治綱領是小資產(chǎn)階級的激進政治綱領，是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不可逾越的頂峰。當代著名的法國大革命史專家傅勒是這樣描述盧梭逐步走上大革命前臺的：“一開始人們引證和評論孟德斯鳩，最后卻只談論盧梭了。盧梭成了革命導師，并且始終是大革命初期唯一的導師。”（傅勒：《思考法國大革命》，孟明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二零零五年版，67頁）

　　法國大革命似乎是一個巨大的政治舞臺，其理論先導——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和盧梭等偉大啟蒙思想家的社會政治哲學都先后登場并伴隨著那場偉大的革命。十九世紀末，被譽為“東洋盧梭”的日本學者中江兆民，雖不欣賞這出法國“革命戲劇”，但對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理論先導表示贊賞，他把法國革命比作一出大型戲劇，在這出戲中，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等哲學家是劇作家，西耶斯、米拉波、韋尼奧、羅伯斯庇爾及丹東等偉大的革命者則是戲中的演員。

　　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前夕，反動的封建貴族和僧侶是專制制度的當然維護者。絕大多數(shù)大資產(chǎn)階級也并無意取消君主制度，有的希望改良，實行開明君主制；有的試圖把孟德斯鳩的綱領付諸實施。小資產(chǎn)階級及下層民眾的革命性更強，希望實行平等的民主共和制，然而他們的思想并不在議會中占統(tǒng)治地位。大革命武裝沖突爆發(fā)以前，各階層利益的沖突已經(jīng)在各種學說中反映出來了。貴族出身的孟德斯鳩企圖調和資產(chǎn)階級與封建制度的矛盾，伏爾泰、愛爾維修、霍爾巴赫是金融家和大資本家的代言人，盧梭是小資產(chǎn)階級和下層民眾的代言人。

　　法國大革命初期，引證孟德斯鳩著作的不僅有吉倫特黨人，而且也有以馬拉和羅伯斯庇爾等為首的雅各賓黨人。參加過北美獨立戰(zhàn)爭與大革命的法國將軍拉法耶特，是最早同第三等級代表共同行動的貴族代表之一，深受啟蒙思想家的自由主義與君主立憲思想影響。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前的三級會議上，拉法耶特主張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制度，并企圖把這一制度建立在美國的憲法之上。吉倫特派的主要領導人布里索也曾受孟德斯鳩影響，主張法治，希望在法國實行美國式的憲法。馬拉、丹東、羅伯斯庇爾也曾受到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政治主張的影響。羅伯斯庇爾稱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是宏大的政論工程，后來還把它譽為“革命的引言”。

　　法國大革命開始的時候，伏爾泰和孟德斯鳩的政治哲學影響最大，他們的私有財產(chǎn)理論、分權和制衡理論對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的憲政理論與實踐發(fā)生了切實的影響。孟德斯鳩的政治哲學成了第三等級破除舊制度、建立資本主義新制度而進行斗爭的銳利思想武器。最早的君主立憲派為法國大革命確立了勝利的基礎，他們是法國大資產(chǎn)階級、自由貴族利益的代表，其原則都是以孟德斯鳩和伏爾泰的政治哲學為指導的，法國制憲會議一度想采用孟德斯鳩的君主立憲方案。伏爾泰、孟德斯鳩的政治哲學，對法國大革命過程中的革命者——米拉波、拉法耶特、西耶斯、布里索、羅蘭夫人、丹東、馬拉、羅伯斯庇爾等都曾先后發(fā)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

　　法國大革命過程中的吉倫特派是工商業(yè)資產(chǎn)階級的代表，因而比大資產(chǎn)階級和自由貴族更具革命性，首先將革命向前推進了一步，建立了共和制度，成立了法蘭西歷史上的第一共和國（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雅各賓派是中小資產(chǎn)階級的代表，革命性更強，他們是盧梭哲學的信徒，制定了法蘭西歷史上第一部共和制憲法（一七九三），把法國大革命推到了最高點。法國大革命實踐的上升路線，與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的政治哲學是前后相伴而行的，盧梭的政治哲學最終在大革命高潮時期走上最前臺。一七九零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國民議會的大廈中，盧梭的雕像與富蘭克林、華盛頓的雕像并列樹立在一起。一七九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盧梭紀念碑在日內瓦揭幕。一七九四年七月二日，盧梭的遺骸在其逝世十六年后被隆重遷入巴黎先賢祠，作為“自然與真理之子”，受到當時的革命者和后人的無比敬仰。

　　但由于法國封建等級制度比較嚴格，資產(chǎn)階級貴族化的程度不及英國，在法國大革命初期，貴族和大資產(chǎn)階級的妥協(xié)不能成立，國王也反對君主立憲這個綱領，所以資產(chǎn)階級不得不聯(lián)合下層民眾共同徹底打垮貴族階級。正如當代德國學者庫諾所說：“如果說英國革命首先是英國富有的資產(chǎn)階級為了推行其特殊的經(jīng)濟和政治利益所進行的奪取國家權力的斗爭的話，那么法國革命則是中間階級和下層人民為改善生活條件而反對封建主義的余孽和‘舊制度’這種障礙所進行的斗爭。”（庫諾：《馬克思的歷史、社會和國家學說》，袁志英譯，上海譯文出版社二零零六年版，114頁）法國大革命最后走的并不是孟德斯鳩的君主立憲道路，而是采納了盧梭比較徹底的革命學說，走上了建立資產(chǎn)階級共和國的激進革命道路。

　　一種政治哲學理論和一場偉大的革命實踐走到一起，需要理論者和實踐者共同的趨向運動，一頭熱是不行的。正如馬克思所說：“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xiàn)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光是思想力求成為現(xiàn)實是不夠的，現(xiàn)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二年版，209頁）盧梭的政治哲學之所以走上法國大革命前臺，為激進的革命黨派所采用，正是體現(xiàn)了這種理論和實踐的共同趨向運動。盧梭的政治哲學更能滿足激進黨人和下層民眾的革命利益訴求。羅伯斯庇爾等雅各賓黨人在實際的斗爭中迫切需要一種更革命的盧梭式的政治理論，盧梭的政治哲學恰恰反映了法國社會處于被壓迫最深的下層勞動人民和小資產(chǎn)階級的實際政治要求，最根本的一點是，盧梭的政治哲學反映了下層民眾的利益訴求，具有內在的激進革命性。這樣，連接他們的就是一種共同的需要，也就是一種客觀的實際。

　　法國啟蒙哲學家共同使法國人民相信，共同的利益與人類的幸福會主宰著未來的理想王國。盧梭的熱情、感性哲學恰恰是填滿理性與革命之間鴻溝的重要步驟。德國哲學家文德爾班既看到了盧梭政治哲學能夠鼓動起行動的重要特點，也看到了與理智啟蒙哲學對抗的盧梭政治哲學是如何轉換為革命的哲學的。而把盧梭看成是浪漫主義運動杰出代表的施米特，更是直接說出了盧梭政治哲學對于法國大革命的重大影響，他說：“盡管浪漫主義有主觀上的優(yōu)越感，但說到底它只是其時代和環(huán)境的積極趨勢的伴生物。盧梭的歷史意義在于他把十八世紀的觀念和論證加以浪漫化；他的抒情主義有益于大革命，有利于在他那個時代一場獲勝的運動。”（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馮克利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四年版，155頁）

　　誠然，沒有盧梭也會發(fā)生法國大革命，但法國的舊制度同樣會培育出類似盧梭的人物及其思想，法國大革命同樣會達到假設沒有羅伯斯庇爾那樣的高點。理解盧梭政治哲學走向大革命舞臺的最高處，首先就要從造就盧梭政治哲學的社會基礎以及個人生活入手，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善感性的力量。

　　盧梭出生于日內瓦一個小手工業(yè)者、新教徒家庭，自幼喪母，由其姑母撫養(yǎng)，從十六歲便離開家鄉(xiāng)，到處漂泊，當過仆人、學徒、家庭教師等，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他靠著自己獨特的感悟能力和長期勤奮的自學，曾一度在法國舊制度下得過志。一七五零年，因《論科學與藝術》一文大獲成功，卻遭到了“百科全書派”的伏爾泰、狄德羅、孔狄亞克、達朗貝爾等朋友們的攻擊。一七五二年，盧梭的歌舞喜劇《鄉(xiāng)村占卜者》上演成功，使其完全成了一個受歡迎的時髦人物。然而，他從沒有像“百科全書派”的朋友那樣接受過王室和貴族的饋贈、年金。路易十五曾有意頒發(fā)給他一筆年金，盧梭為保留獨立人格而拒領。他說：“我也擺脫了這年金本會讓我戴上的枷鎖，否則，我將與真理、自由、勇氣永訣了。那日后還怎么去奢談獨立和淡泊呢？”“人們擁有的金錢是自由的工具；追逐的金錢則是奴役的工具。”他覺得，“做一個自由的、有道德的人，不屑于財富，不畏人言，我行我素，比什么都更加偉大，更加美好”（盧梭：《懺悔錄》，陳筱卿譯，譯林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313頁）。

　　自此以后，盧梭政治哲學的每一步進展，都是與其他啟蒙思想家的分離，都引起封建政府、天主教會的打擊，甚至引起一些不明事理的民眾的誤解與人身攻擊，他就這樣一個人走上了對那個舊制度和即將到來的資本主義社會批判的道路。一七五五年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一書控訴了私有制的罪惡，激起了人民對古希臘美好社會政治狀態(tài)的抽象復歸愿望，人民以之對比現(xiàn)實法國的黑暗政治，更是激起了假如再回到從前那美好狀態(tài)的愿望和對現(xiàn)實的不滿情緒。一七六二年的《社會契約論》把美好的人民主權國家預懸在前方，激起了人民對美好社會政治生活的熱切向往�！稅蹚泝骸穭t告訴人民如何培養(yǎng)一個理想社會的新人，如何改造舊社會和舊制度。一七六四年，伏爾泰匿名發(fā)表《公民們的感想》，再次猛烈攻擊盧梭的私生活，揭露他拋棄親生子女的行為，要求對他處以極刑，使他成了罪人。一七八二到一七八九年的《懺悔錄》、《對話錄》、《孤獨漫步者的遐想》，從嚴格的個人解剖、辯解、獨白轉為對法國舊制度的控訴與批判，使盧梭這個善感性的、善良的、富有才華的被迫害者形象更加受到人民的同情，更加激起人們對舊制度的憤怒。有一位讀過《社會契約論》的新教牧師穆爾圖，在致盧梭的一封信中說：“我們的公民說，‘您的書是自由的武器庫。少數(shù)人感到惱怒并撕毀了它，而多數(shù)人卻興高采烈’。大家貪婪地讀著《ContractSocial》（社會契約論）。連敵人也不得不承認，這部著作中以極大的力量顯示了您的天才。多么深刻的思想！何等犀利的筆鋒！您甚至遠遠超過了孟德斯鳩！您的書必然使現(xiàn)在和將來的一切暴君膽戰(zhàn)心驚；它在所有的人心中喚起了對自由的熱愛。”晚年的盧梭退隱鄉(xiāng)間，他說：“我就這樣在世上落得孑然一身，除了我自己，再沒有兄弟、鄰里、朋友，再沒有任何人際往來。最合群、最富愛心的人啊，竟然被眾口一詞地排斥在人類之外。”（盧梭：《孤獨漫步者的遐想》，錢培鑫譯，譯林出版社二零六年版，1頁）一七七八年，盧梭在生活貧困、身心極度痛苦中突然去世。正是這種坎坷的人生經(jīng)歷鑄就了盧梭那苦大仇深的、悲壯的情感哲學，喚醒了下層民眾的階級感情；同時，他也以善于雄辯的理論鼓動起了人民向舊制度這個迫害者勇敢進攻的力量。

　　盧梭不妥協(xié)的、善良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形象成了法國大革命激進的實踐者尊崇的典范。對盧梭的尊崇，使得羅伯斯庇爾對許多百科全書派思想家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說，盧梭是“自由與平等的誠實而堅定的信徒”，百科全書派是“最值得我們尊敬的讓·雅克的殘忍的壓制者之一”。馬拉的姐姐曾經(jīng)指出，孟德斯鳩和盧梭對馬拉的影響比別的思想家更大。馬拉在一封信中稱盧梭為“真理和自由的倡導者、惡劣習俗的討伐者、人道主義的保衛(wèi)者和人民神圣權利的復興者”。

　　《社會契約論》為法國大革命提供了理論綱領，即使是對盧梭政治哲學懷有偏見的思想家也都承認這一點。不過他們從中得出的是相反的結論，如羅素就認為，盧梭是那種與傳統(tǒng)君主專制相反的偽民主獨裁的政治哲學的發(fā)明人，希特勒是盧梭的一個結果，羅斯福和丘吉爾是洛克的結果。他承認，《社會契約論》“成了法國大革命中大多數(shù)領袖的‘圣經(jīng)’”，“它在實際上的最初收獲的是羅伯斯庇爾的執(zhí)政”。羅素對盧梭政治哲學的這種評價成了現(xiàn)代西方自由主義者的典型看法，即盧梭和羅伯斯庇爾，一個是暴民專政的思想源泉，一個是暴民專政的實踐領袖。英國自由主義者伯里也認為，按照盧梭的觀點，對正義或不正義的解決需要大多數(shù)人的意志來決定的普遍意志，但能否保證大多數(shù)人將總是正確的，在這個意義上，盧梭的政治理論就提供了大多數(shù)人對少數(shù)人施行暴政的可能性。此后，還有波普、杜威和伯林等英美哲學家都有類似的看法。這種對盧梭政治哲學影響的評價，也在我國學界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

　　《社會契約論》是盧梭政治哲學思想的集中反映，其中的民主共和國理想、小資產(chǎn)階級的平等觀、契約論、注重立法的思想、強迫自由的思想、對道德和政治緊密結合的強調、主權在民和公民積極參與政治的思想、公意理論、公民宗教、公民節(jié)日的方案等在后來的法國大革命實踐中被革命者所采用；《人權宣言》在很大程度上直接繼承和體現(xiàn)了盧梭的理論精神和政治理想。德國學者庫諾把盧梭看成了一個柏拉圖主義者，同時他也看到《社會契約論》與法國大革命存在著直接聯(lián)系。

　　硬把盧梭和希特勒捆綁起來，或硬要盧梭轉身成為最強烈的國家主義者，此等說法多少忽略了盧梭政治哲學的最基本的動機。最好還是用盧梭自己的話來回答這些指責，他說：“如果……政府有權犧牲一個無辜者來為公眾謀福利，我就把它看作暴君政治所捏造的最可詛咒的準則之一，是不能再大的謊言，是萬分危險的容忍，而且與社會的基本準則是直接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