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這篇社科類期刊投稿發(fā)表了我國政治制度設計下的社會轉型，如今政治制度改革已經進入了攻堅期和深水區(qū)，到了我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論文著重從政治文化的視角對之進行分析，以求教于方家。對于當前中國社會轉型中的政治不信任現(xiàn)象，提出了三點現(xiàn)象。
這篇社科類期刊投稿發(fā)表了我國政治制度設計下的社會轉型，如今政治制度改革已經進入了攻堅期和深水區(qū)，到了我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論文著重從政治文化的視角對之進行分析，以求教于方家。對于當前中國社會轉型中的政治不信任現(xiàn)象，提出了三點現(xiàn)象。
關鍵詞:社科類期刊投稿,中國社會轉型,政治不信任,政治文化
在當下的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qū)，由傳統(tǒng)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的轉型也進入了關鍵時刻。之所以說我國的社會轉型進入關鍵時刻，是因為我國的經濟發(fā)展已經達到了一定的階段和水平，這個階段和水平已經到了足以推動社會政治秩序和價值觀念轉型的程度，而且社會政治秩序和價值觀念也必須實現(xiàn)與經濟發(fā)展階段相適應的轉型，否則，就有可能阻礙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阻礙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事實上，在經濟發(fā)展的基礎上，我國的社會政治秩序和價值觀念正悄然發(fā)生著改變、進行著重構。伴隨著這些變化，一個值得關注的現(xiàn)象是:政治信任日益成為一種稀缺的資源，或者說，政治不信任呈現(xiàn)出不斷蔓延的態(tài)勢。
政治不信任現(xiàn)象的存在，對于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戰(zhàn)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十分不利的。阿蘭•佩雷菲特在談到政治信任的功能時就明確指出，它“首先是一種個人和社會的解放，是對業(yè)已實現(xiàn)的平衡之惰性、權威的重壓或風俗的黏膠式藩籬的掙脫。是踏上建設之路，而非叛亂、摧毀之路，建設一個物質需求能夠不斷得到滿足、自然愿望能夠不斷發(fā)展的世界”。[1](p551)換言之，政治信任是減少制度運行成本的一種社會精神。
S•鮑克也曾指出:“信任是需要保護的社會利益，就像我們需要保護我們呼吸的空氣或喝的水一樣。當它被破壞時，整體的連續(xù)性就會受損害;當它被摧毀時，社會就會不穩(wěn)定和崩潰。”[2](p28)因此，要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是建立在政治信任的基礎之上。弄清楚當前中國出現(xiàn)政治不信任的原因就成為一項急迫的任務。
一、基于人性善假設的制度設計理念
從人性論的角度看，我國政治制度設計的理念是建立在人性善假設的基礎之上的。這種基于人性善假設的制度設計理念，其最為核心的內容就是關于政府和官員的假設，亦即政府是好政府，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官員是好官員，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仆。也就是說，政府和官員都是崇高的，他們也因為崇高而正確。同時，這一制度設計理念因為對善的追求和對惡的諱莫如深，也就沒有一套有效解釋惡的產生的文化、抑制惡的影響的機制。毫無疑問，這一制度設計理念的出發(fā)點是好的，在我國具體的社會主義政治實踐中也產生了一定的政治效果，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涌現(xiàn)出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公仆式的干部和楷模。然而，從人性善的假設出發(fā)，卻在實際上把政府和官員放在了“崇高”和“正確”的位置上。
然而，這種“制度性倒逼”，逼出來的卻是假德性、假道行。這樣的做法，非但不能贏得老百姓的信任，反倒只能讓他們失望。在“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中的政治信任研究”課題進行的問卷調查中，民眾對于“官員是人民的公仆”這一說法的認知和評價就說明了這一點。調查結果顯示，有60.9%的受訪者表示這一說法與現(xiàn)實不符，其中，有22.44%的受訪者更表示這一說法與現(xiàn)實嚴重不符。[4]又如，假話、大話、空話、套話在當今的官場十分盛行。雖然不能說政府和官員對那些不著邊際的假話、大話、空話、套話有什么偏愛，但是，在實際上，“假大空套”現(xiàn)象的流行是由于制度性的壓力造成的，甚至它是被制度所鼓勵的。雖然“假大空套”可能會收到一時之功，但是從整體上和長遠來看，其對于政治信任的作用都是負面的。“官出數(shù)字，數(shù)字出官”的現(xiàn)象，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這一點�？梢钥吹�，之所以“官出數(shù)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數(shù)字出官”，就是因為當前我們的評價體系對那些帶有水分的數(shù)字的盲目崇拜。這種情況，同樣可以看作是制度對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員弄虛作假的失信行為的一種變相鼓勵。
既然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員的失信行為得不到相應的懲罰，這就等于說，政府和官員失信行為的成本不高，甚至在很多情況下還會帶來巨大的政治收益，所以，在官場上存在著“造假競賽”和“失信攀比”的現(xiàn)象。既然政府和官員的失信行為是被預期的，那么，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員為了“自保”，它(他)們基本上也就不愿意講真話了，而且不敢講真話更是成為了官場的一種常態(tài)。譬如，在一些場合我們所能看到和聽到的一些所謂“批評”往往都是假批評，就是這種現(xiàn)象最好的注腳。總之，對“善”的過分自信與對“惡”的諱莫如深，這在實際上仍然沒有跳出善惡二元論的思維模式，走極端、不妥協(xié)、不寬容是其特征。在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當惡的、不道德的行為經常會比善的、道德的行為帶來更大的政治經濟收益時，人們便會由那種基于人性善的理念基礎上的過分自信而走向另一個極端，即極端的猜疑和不信任。在當下的中國，政府懷柔能力的下降，在處置群體性事件時不得不使用剛性手段，就和這種制度設計理念所產生的政治不信任有密切的關系。與此同時，政府懷柔能力的下降，在具體的政治過程中，往往只能依靠政策的不斷調整以期贏得民心。其實，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政策已不再能稱其為政策，充其量只能是就事論事、疲于應付、缺乏穩(wěn)定性和連續(xù)性的“對策”。這種政府運行模式并不能為政府加分，反而只能失去公信力和權威性。[5]
二、多元與混亂的價值觀念體系
任何一場社會轉型與變遷，必然伴隨著價值體系的轉型與變遷。因為作為一場社會運動，它必然需要相應的價值體系為之進行辯護和指導。這是從總體上和最終結果上來看的。但是，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卻往往會伴隨著價值體系的混亂。因為社會轉型，必然會打破原有的社會秩序和價值觀念，同時又會生發(fā)出各種新型的價值觀念。在這一過程中，一方面，人們常常會因為傳統(tǒng)的價值被打破，失去了約束力，而大有江河日下的感慨;另一方面，在各種新型的價值觀念中間存在著競爭，有時候這種競爭還會表現(xiàn)得非常激烈，而這種思想和觀念的競爭和較量，在帶來價值多元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著價值的混亂。
這種狀況，常常就是人們所說的“舊的已破，新的未立”的局面。而只有在經過一段時期的競爭和較量之后，各種思想和價值的塵埃落定，才會在社會轉型完成之際(或之后)形成價值共識，并形成占據(jù)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當前的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之中，價值體系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舊的已破，新的未立”的尷尬局面。盡管我國因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fā)展變化，在價值建設方面采取了相應的調整，并有針對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們的價值焦慮。然而，由于當前中國社會轉型的速度之快，其對社會秩序和價值觀念所產生的影響之大，使得任何一種價值都顯得難以跟上時代發(fā)展的步伐，即使是主流的價值觀念和價值體系也難以避免。
這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關于經濟發(fā)展對價值體系造成的影響所闡述的那樣:“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6](p275)這就是說，經濟的發(fā)展、社會的變革，使得傳統(tǒng)價值體系的作用日漸式微。可以看到，在當前的中國，價值體系處于變動不居的局面，在存在價值多元的同時又表現(xiàn)出混亂的狀態(tài)。這主要表現(xiàn)為:(1)傳統(tǒng)的價值體系雖然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現(xiàn)過短暫的復興，但終究因為其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相適應而歸于沉寂。
(2)由于受傳統(tǒng)社會主義觀念的影響，人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認識也是五味雜陳，處于順境時，可能會贊成和擁護市場經濟體制及其觀念;而當處于逆境時，則可能會持反對的態(tài)度。同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完善，政府仍然在資源配置中發(fā)揮著主導性的作用，實際上是政府的逐利性一直削弱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契約觀念難以在社會上形成氣候。
(3)不同地區(qū)的民眾因經濟發(fā)展水平不同，從而有不同的價值觀念。與此同時，不同社會階層、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年齡群體等，他們在價值觀念領域也是各有不同。
(4)隨著新媒體時代的來臨，新媒體所具有的去權威化、去價值化、去神圣化、去中心化等特征，[7]在實際上就是對官方主流價值的一種挑戰(zhàn)。
(5)外來價值觀念的傳播對官方所倡導的價值觀念構成挑戰(zhàn)和沖突，在新媒體條件下，這種挑戰(zhàn)和沖突更顯突出。這種價值觀念的多元與混亂，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價值觀念領域的繁榮，在實際上卻造成了人們“無所皈依”的狀況，造成了人們行為的怪異、無章可循，造成了人們的投機偏好(即哪種價值觀念有利于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就選擇哪種價值觀念，卻對于這種價值觀念是否符合正義不聞不問)。這種狀況實際上加劇了政治不信任的程度。
三、缺失了的恥感文化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志著我國改革開放事業(yè)的全面啟動，國家的工作重心也實現(xiàn)了由過去的“以階級斗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型。鄧小平在1979年10月4日召開的中共省、市、自治區(qū)委員會第一書記座談會上指出:“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不只是當前，恐怕今后長期的工作重點都要放在經濟工作上面。”[10](p194)應當說，這一工作重心的轉移，意味著政府將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致力于經濟發(fā)展。不論從什么角度看，這都沒有錯，因為這是當時中國的客觀現(xiàn)實決定的。然而，問題的關鍵在于，在具體的實踐中，“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變成了唯經濟發(fā)展論，考核政府管理績效的標準變成了唯GDP論。為了發(fā)展經濟而引入競爭機制，這本來無可厚非，甚至是應當鼓勵的，因為只有競爭，才能帶來社會的活力和繁榮。
但是，在實際的運行過程中，社會達爾文主義逐漸成為了競爭的原則。于是，競爭變成了惡性競爭，變成了弱肉強食，而公平、公正原則卻日漸淡出。于是，逐利不僅成為幾乎所有社會成員追求的目標，而且也是各級政府追求的目標。[11]于是，逐利的政府不可避免地喪失了公共性，公共權力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官員的私有物，權力和資本的結盟同樣不可避免，這都在增強著利益固化的藩籬。于是，逐利的個體不可避免地受到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的侵蝕，到處都飄揚著欲望的旗幟，而在欲望的旗幟下面，任何信用都變得一文不值，任何德性都變得不堪一擊，任何勤勞和勇敢都變得毫無用處，而投機取巧、坑蒙拐騙卻成為了勤勞和勇敢的替代物。于是，在利益和欲望的驅使下，不論是政府、官員還是民眾，羞恥感不可避免地缺席了。羞恥感在日常的社會生活中的缺席，在一定意義上，就是恥感文化的缺失。所謂恥感文化，主要是指注重廉恥的文化心態(tài)。它在很大程度上成為規(guī)范、約束自己行為的一種心理機制。美國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指出:“真正的恥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強制力來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則依靠內心的反映來做善行。
羞恥是對別人批評的反應。一個人感到羞恥，是因為他或者被公開譏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覺被譏笑，不管是哪一種，羞恥感都是一種有效的強制力。但是，羞恥感要求有外人在場，至少要感覺到有外人在場。”[12](p154)恥感文化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管仲非常重視恥感文化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認為它關系到國家安危與興亡。他說道，國之四維，禮義廉恥。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13](p3-11)孟子認為“恥感”是道德的基礎。他指出:“羞惡之心，義之端也。”[14](p69)他還說道:“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四、結語
當然，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xiàn)的政治不信任現(xiàn)象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并不止于上述的三個方面，它還表現(xiàn)在和社會現(xiàn)實存在落差的意識形態(tài)方面，表現(xiàn)在善惡二元論的思維方式方面等，限于篇幅，在此不贅。但是，這并不等于說它們不重要，相反，在有些時候，它們對于政治不信任的形成產生著重要的影響，因而也值得我們去進行深刻的反思。行文至此，有三點需要申明:一是要勇于直面當前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政治不信任現(xiàn)象。當前出現(xiàn)了政治不信任現(xiàn)象，這是不能回避、不容否認的客觀事實。只有承認了、勇于直面了這一事實，才能致力于化解政治不信任現(xiàn)象，在全社會營造政治信任的和諧氛圍，進而才能更好地為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創(chuàng)造條件。任何諱疾忌醫(yī)的做法都是無益的、于事無補的�；蛟S，這是正確對待政治不信任現(xiàn)象的前提。二是準確判斷當前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政治不信任現(xiàn)象的性質。對于當前出現(xiàn)的政治不信任現(xiàn)象，與其把它看作是反常的社會政治現(xiàn)象，不如把它看作是社會轉型條件下的正�，F(xiàn)象。
因為我國正處在急遽的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還沒有形成相對穩(wěn)定的、與現(xiàn)代社會相適應的價值和秩序，因而出現(xiàn)政治不信任現(xiàn)象當屬于正常的狀態(tài)。更何況，目前的政治不信任現(xiàn)象更多的是針對具體的、微觀的地方政府和官員個體的，還沒有延伸到深層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價值層面，因而還沒有達到不能化解的嚴重地步。而且，既然政治不信任是在當前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xiàn)的，那么，化解政治不信任現(xiàn)象的任務，自然也就要把它放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之中，時刻保持著憂患意識、擔當意識、責任意識和大局意識，以盡可能地把政治不信任現(xiàn)象化解在萌芽狀態(tài)，并為構建與現(xiàn)代社會相適應的政治信任創(chuàng)造條件。三是要認識到政治不信任也有其正面的功能。在大多情況下，人們都會承認政治信任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正面功能，而政治不信任則具有負面功能。事實上，政治不信任也具有正面的功能。
作者：郝宇青 單位：華東師范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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