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佛教傳入中國，無論東來還是西去，通常認為，其交通以陸路為主，即連接西域，或者歐亞非三大洲的黃金通道絲綢之路，也就是現(xiàn)在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自漢而后，以學問欲為驅動，且信仰堅定的中國僧人，舍身忘我，西渡流沙，前仆后繼，掀起了長達一千多年
摘 要：佛教傳入中國，無論東來還是西去，通常認為，其交通以陸路為主，即連接西域，或者歐亞非三大洲的黃金通道——絲綢之路，也就是現(xiàn)在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自漢而后，以學問欲為驅動，且信仰堅定的中國僧人，舍身忘我，西渡流沙，前仆后繼，掀起了長達一千多年，貫穿漢、唐、宋、元、明歷代的求法運動。梁啟超、湯用彤先生對此路的通阻、消長均予以詳細的考證。瓜州無疑是這一通道上的重鎮(zhèn)。梁啟超偏重海路，有“佛教之來，非由陸而由海，其最初根據(jù)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之說;湯用彤則以陸路為中外交通的重要通道，并指出：“因西域各國興滅異乎前朝，故西行路線亦遂變更。”湯氏說有五,梁氏說有六。二氏之說雖不盡相同，但陸路、海路揭示了西行求法運動的歷史真相，并與當今“一帶一路”的思想高度吻合。其間，一千多年來，或“吐蕃強大，阻隔交通”，或“中國內亂，民力凋敝”，或“國亂相尋，西域道梗”，西行之路，通塞改易，不絕如縷，明清以下，乃至20世紀，這條通向西方的黃金通道，終成絕響。考察其歷史及其政治、經濟、宗教諸多因素，有助于“一帶一路”倡議思想的豐富和發(fā)展。
關鍵詞：西行求法;學問欲;一帶一路;梁啟超;湯用彤
漢以下一千多年，前有朱士行、法顯，繼有玄奘、義凈，終至于明代季譚宗泐，有學問且意志堅毅的僧人，不畏艱難險阻西行求法者，數(shù)不勝數(shù)，開辟了通向中亞和歐洲大陸的黃金通道。這不再是與荒寒相關的死亡之路，而是溝通歐亞大陸的共同發(fā)展之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繁榮之路。早在公元6世紀成書的《洛陽伽藍記》已經說明：“自蔥嶺以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寫盡了中國僧俗開辟西域的博大氣象，以及直通羅馬的絲路的繁華。
誠如湯用彤先生所言：“我國北部至印度之通路，自多經今之新疆及中亞細亞。”“一路由涼州出關至敦煌，越沙漠(或沙河、流沙)，以至鄯善。乃沿南山脈以至于闐。又西北進莎車，是為南道。”“一路由敦煌之北，西北進至伊吾，經吐蕃、焉耆進至龜茲。而至疏勒，是為北道。”[1]無論哪條路線，無不由涼州、瓜州西進。法顯雖然是由蘭州(干歸國)至張掖，由張掖復進至敦煌[2]，但也同瓜州不無交涉。隋唐時期，國力遠振，東西交通因之大辟，僧人西去求法者代有其人。
玄奘“不辭賤命，忍死西奔”[3]，更是經涼州而達瓜洲，居留月余，而后得州史李昌之助，并訪得一胡人達摩者為向導，偷渡出關的。至明，最后一位西行求法的禪僧季譚宗泐，雖然經吐蕃而達天竺，實際也是穿越河西走廊，從涼州、瓜州進入新疆，“涉流沙，度蔥嶺”，再折返南下青海，因此而得夜宿河源的。顯而易見，瓜州是西行求法黃金通道上的重鎮(zhèn)，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鎮(zhèn)。動機西行求法有其觸發(fā)的動機。早在西漢，漢武帝銳意開辟西域，遠謀與烏孫、大宛、大夏交通。
建元二年(前139年)，張騫奉命，率領一百多人出使西域，開辟了中國通往西域的道路，即絲綢之路。由是將華夏文明傳播至西域諸國，并引進西域物種而達中原，最早推動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也正因為此，《魏書·釋老志》斷定，漢武帝時佛法即來華夏。此說雖說是臆測之詞，但張騫所開西行之路，確實使西域僧人及其所傳佛法得東侵之便利，西域佛教乃得傳播京洛;也為中國僧人提供了西行求法的徑路——無論是湯用彤說的“求法運動”，還是梁啟超稱之“留學”的“時代的運動”，均可見其規(guī)模之巨大，影響之深遠。
其結果，“乃使我國文化，從物質上精神上皆起一種革命，非只我國史上一大事，實人類文明史上一大事”。從動機上看，梁啟超特別強調，西行求法“確為留學運動，而非迷信運動”，“其所以能熱誠貫注百折不回者，宗教感情之沖發(fā)，誠不失為原因之一部分，然以比諸基督教徒之禮耶路撒冷，天方教徒之禮麥加，與夫蒙藏喇嘛之禮西天，其動機純?yōu)楫惙N”。也就是說，西行求法是求學，而非求神，是“學問欲”之驅動，而非全是信仰之感召。
梁啟超進一步解釋說：“蓋佛教本貴解悟而賤迷信，其宗教乃建設于哲學的基礎之上。吾國古德之有崇高深刻之信仰者，常汲汲焉以求得‘正知見’為務。而初期輸入之佛典，皆從西域間接，或篇章不具，或傳譯失真，其重要浩博之名著，或僅聞其名，未睹其本。且東來僧侶，多二三等人物，非親炙彼土大師，末由抉疑開滯。”因此，“法顯、玄奘之流，冒萬險，歷百艱，非直接親求之于印度而不能即安也。”[4]
就此而言，湯用彤說的亦多類似。他指出： 尋求法諸人西去之動機，一在希禮圣跡，一在學問求經。跡其所得所求，亦可覘當時佛徒之注意所在。求得律藏，義凈、道琳是矣;求得瑜伽，玄奘是矣;會寧之于《涅槃》，義輝之于《攝論》、《俱舍》;無行、玄照，均常究心中觀。凡此諸端，似為印土所流行，而中土人士所欲究心者也。[5]
或者如其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所言：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尋經典(如支法領)，或旨在從天竺高僧親炙受學(如于法蘭、智嚴)，或欲睹圣跡，作亡身之誓(如寶云、智猛)，或遠詣異國，尋求名師來華(如支法領。參看僧肇《與劉遺民書》)。然其去者常為有學問之僧人，故類能吸收印土之思想，參佛典之奧秘。[1]
搜尋經典、親炙受學、尋求名師，諸如此類，說是希禮圣跡固無不可，但說是“學問求經”尤為恰當。所以也只能是“有學問之僧人”才能擔此重任。他還強調：“凡往天竺，先學梵語。或在國內就學于譯場”，后乃杖錫西邁，或者出國后學之。不僅道途僻遠，其艱難險阻，更在可見的惡劣環(huán)境之外，決非學識淺薄的人所能備嘗者。
總之，西去求法的動機在“學”而不在“教”，在于“思想”而不在于“信仰”。西行者關注之所在“學問”而已。路 線張騫開通西域，為佛教東進創(chuàng)荊辟莽。其后，西去東來，東西交流之通塞改易，均同佛教相關。在這廣袤無垠的疆域和漫長修遠的絲綢之路上，不畏艱險，冒死西行者，除了商賈行旅者外，大多是托缽杖錫的中國僧人，直到明初依然如此。湯用彤先生說，在南朝，與天竺交通多由海程。在北方，由于中原強盛，兵力及乎西域，影響所及，遍于新疆及月氏故地，求法僧人“自多經今新疆及中亞細亞”[1]，其路線由南北二道。無論東來傳教，還是西去求法，涼州均為必由之路。梁啟超、湯用彤二先生述之甚詳。
涉及路線，必以人物為主體。梁氏在其《中國印度之交通》(亦題為《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一文中，次第說明。他指出：“求法高僧，其姓氏為吾人所耳熟者不過數(shù)輩;東西著述家所稱引，亦僅能舉二三十人。吾積數(shù)月之 功，刻意搜討，所得乃逾百。以其為先民一大業(yè)，故備列其名表敬仰，次乃論其事也。” 梁氏所列，共得105人，其佚名者尚有82人(康法朗同行者佚3人。智猛同行者佚13人。曇學等同行者佚6人。曇無竭同行者佚23人。寶暹等同行者佚2人�！肚蠓ǜ呱畟鳌分胸�10人。不空同行者佚25人)。據(jù)《求法高僧傳》所述，則距義凈500余年前，尚有由蜀川牂牱道入印之唐僧二十許人。如此可知，自公元260年朱士行起，至唐天寶、貞元年間(751-789)，計500余年，相繼西行求法，有資料可查者200余人，更有湮沒無聞的不知凡幾。
求法之盛，不難想象。梁氏稱此留學印度為“時代的運動”實不為過。誠然，“其為失敗之犧牲者過半”，或如義凈所言，“西去者盈半百，留者僅有幾人”，艱難困苦，出生入死，亦非常人所能承受。所以他的結論是：“運動之總結果，乃使我國文化，從物質上精神上皆起一種革命，非直我國史上一大事，實人類文明史上一大事也。”[4]談及路線，梁氏認為，佛教初傳，由海路而非陸路，故以海路為先�？煽颊呷缦拢�
第一，海路�！�(甲)由廣州放洋。義凈、不空等出歸皆遵此路。唐代諸僧，什九皆同。曇無竭歸時遵此路。(乙)由安南放洋。明遠出時遵此路。覺賢來時遵此路。(丙)由青島放洋。法顯歸時遵此路(應當說是事出意外)。道普第二次出時遵此路。凡泛海者皆經訶陵(即爪哇)、師子(即錫蘭)等國達印度也。
第二，西域渴槃陀路。(甲)經疏勒。宋云、惠生等出歸皆遵此路。曇無竭出時遵此路。 (乙)經子合。法顯出時遵此路。(丙)經莎車。玄奘歸時遵此路�？蕵勍诱�，今塔什庫爾干，即《漢書》之依耐，《佛國記》之竭叉也。地為蔥嶺正脊，旅行者或由疏勒，或由子合，或由莎車，皆于此度嶺。嶺西則經帕米爾高原、阿富汗斯坦以入迦濕彌羅。此晉、唐間最通行之路也。
第三，西域、于闐、罽賓路。僧紹、寶云遵此路。此路不經蔥嶺正脊，從拉達克度嶺直抄迦濕彌羅，實一捷徑也。與法顯同行之僧紹，在于闐與顯分路，即遵此行。又《寶云傳》稱其：“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登蔥嶺入罽賓。”當亦即此路。
第四，西域天山路。玄奘出時遵此路。此路由拜城出特穆爾圖泊，徑撒馬爾罕以入阿富汗。除玄奘外未有行者。第五，吐蕃尼波羅路。玄照出歸遵此路。道生、師子惠、玄會等歸時皆遵此路，道死。此路由青海入西藏，經尼波羅(即廓爾喀)入印度。惟初唐一度通行，尋復榛塞。第六，滇緬路�！肚蠓ǜ呱畟鳌匪浌糯粕S人遵此路�！肚蠓▊鳌费晕灏倌昵坝猩S人從蜀川牂牱道而出，注云：“蜀川至此五百余驛。”計當時由云南經緬甸入印也�！痘蹍眰鳌贩Q：“叡由蜀西界至南天竺。”所遵當即此路。果爾，則此為東晉時一孔道矣。
梁啟超進一步說明：滇緬路，即張騫所欲開通而卒歸失敗者也。自南詔獨立，此路當然梗塞。故數(shù)百年間，無遵由者。第五之吐蕃路，初唐時，因文成公主之保護，曾一度開通。然西藏至今猶以秘密國聞于天下，古代之錮蔽更可想。故永徽、顯慶以后，吾國人經尼波羅者，輒被毒死，此路遂復閉矣。第四之天山北路，則玄奘時因突厥威虐，不能不迂道以就，故他無聞焉。第三之于闐、罽賓路，本較便易，而行人罕遵者，其故難明也。是故雖有六路，然惟第一海路之由廣州放洋者，與第二西域路之由莎車、子合度渴槃陀者最為通行。前者為七世紀時交通之主線，后者為五世紀時交通之主線。[4]梁啟超的意思是，路線雖有六條，其實只有海路和第二條經疏勒、莎車、子合，于塔什庫爾干度嶺最為通行。
與梁啟超看法稍有不同，湯用彤雖然也承認“取道南海者，亦有其人”，但佛教之傳入，還是來自西域各國，并“以罽賓、于闐、龜茲三國為重鎮(zhèn)”，故西域、中亞之陸路才是求法必經之要途。[1]關于西行路線，湯用彤指出，當時因西域各國興滅異乎前朝，故西行路線亦遂變更，計有如下幾路：(一)涼州——玉門關——高昌(今吐魯番)、阿耆尼(今焉耆)——屈支(龜茲，今之庫車)——逾越天山——大清池(今特穆爾圖泊)——颯秣建(中亞細亞之Samarkand)——鐵門(在今Derbent之西八英里)——大雪山(今之HirduKush)東南行至健馱羅(Gandhara為印度境)。
(二)自玉門關西行經天山南路，由于闐及羯盤陀(今塔什庫爾干，梁氏稱渴槃陀)再度蔥嶺，達印度境。此路為天山南路，玄奘歸時所經也。(三)經高昌——焉耆——疏勒——于闐再度蔥嶺，以達印度境。此則開元中沙門慧超歸途所經之路也。其路當略同法顯之所經歷者。又據(jù)《求法高僧傳》之《玄照傳》，有所謂迦畢試途者，查上三路均經迦畢試，該途不知何指�！秱鳌酚盅藻犬呍囃緸榇笫橙怂瑁嘧阕⒁�。(四)《求法高僧傳》所謂之吐蕃道。則系由西藏出尼泊爾，達北印度。
成 果
不言而喻的成果首先是佛教文化在中國的傳播、滲透與轉化。中國佛教與中國佛學脫穎而出，為中國文化注入了新鮮血液，形成了與儒道鼎足而三的中國文化傳統(tǒng)。佛教的五明，尤其是因明和聲明，豐富了中國的邏輯思維，并促進了中國語言的發(fā)展。比如梁啟超列舉之“國語實質之擴大”“語法及文體之變化”“文學情趣之發(fā)展”，僅語言“增加三萬五千語，即增加三萬五千個觀念”[4]，皆人所共睹。其它副產品也甚豐富，特別是在地理學上由法顯的《佛國記》、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義凈的《求法高僧傳》，到《唐西域圖志》《西域志》等數(shù)十種。對于翻譯、繪畫、雕塑、建筑、音樂，以及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啟迪，不勝枚舉，貢獻殊莫大焉。
啟 示
自張騫開通西域，中國西部門戶洞開，其后佛教東傳，西行求法者，在學問與求知的欲望推動下，以“正知見”為務，以及繼往圣之學的熱情，舍生忘死，出陽關，渡流沙，越蔥嶺，不僅實現(xiàn)了中印、中西文化交流，重鑄了華夏民族精神，而且開辟了中西交流的黃金通道。1877年，德國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國》中，命名為“絲綢之路”。其后，德國歷史學家郝爾曼在20世紀初出版了《中國與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根據(jù)新發(fā)現(xiàn)的文物考古資料，把這條通道又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這是中國古代經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通道。
在這條通道上，商旅博易，絡繹不絕;求法僧人，杖錫托缽，西去東來，代有其人。陸路、海上，共同打造成世界性經濟和文化交流的網(wǎng)絡。然而，一千多年來，或“吐蕃強大，阻隔交通”，或“中國內亂，民力凋敝”，或“國亂相尋，西域道梗”，西行之路，通塞改易，不絕如縷，明清以下，乃至20世紀，這條通向西方的黃金通道，終成絕響。如今“一帶一路”的倡議，與漢魏兩晉隋唐宋明有學識且信仰堅定的僧人西行求法的路線高度吻合。
歷史教學論文：高中歷史教學中教學情境的創(chuàng)設
無論是過去，還是現(xiàn)在，求法運動或者歐亞經濟帶的建設，不僅意味著強盛，而且顯示出包容。對求法路線的疏尋和探索，于“一帶一路”的倡議思想必然有所參考和補益。至于明代以下，絲路遂絕，考察其歷史及其政治、經濟、宗教諸多因素，應當能夠獲取一些有價值的經驗與教訓，或許能為“一帶一路”的倡議提供前車之鑒，亦當有助于“一帶一路”倡議思想的豐富和發(fā)展，以作事半功倍之努力。
參考文獻：
[1]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
[2]法顯.法顯傳[M].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
[3]道宣.續(xù)高僧傳[M].北京：中華書局，2014.
[4]梁啟超.梁啟超佛學文選[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
[5]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
作者：麻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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