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新世紀，過去的西學東漸正在逐漸向東學西漸轉變，各國之間的文化相互融合，而翻譯在文化的融合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中醫(yī)藥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代表，中醫(yī)藥著作以及醫(yī)學術語的翻譯，直接關系到中醫(yī)藥文化對外傳播的有效性與影響力[1]。翻譯實踐活動離不開翻譯理論的
新世紀，過去的西學東漸正在逐漸向東學西漸轉變，各國之間的文化相互融合，而翻譯在文化的融合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中醫(yī)藥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代表，中醫(yī)藥著作以及醫(yī)學術語的翻譯，直接關系到中醫(yī)藥文化對外傳播的有效性與影響力[1]。翻譯實踐活動離不開翻譯理論的指導，不同翻譯理論指導下譯者對于中醫(yī)藥信息的處理存在差別。
在眾多翻譯理論中，尤金·奈達所提出的翻譯理論一直以來廣受東西方翻譯界的青睞，尤其是其所提出的功能對等翻譯理論是以讀者為導向，注重譯文讀者對譯文的反應，有利于充分發(fā)揮譯文的交際作用以及信息傳遞作用[2]。本文以《傷寒雜病論》和《山海經》中的部分翻譯案例以及中醫(yī)“五行”術語為研究對象，結合具體案例對功能對等理論在中醫(yī)藥翻譯中的應用進行詳細探討，旨在為功能對等翻譯理論的翻譯實踐提供翻譯策略的參考。 尤金·奈達在翻譯界享有盛譽，其所提出的功能對等理論一度被視為翻譯界經典翻譯理論之一。
1964年，在《翻譯科學探索》中尤金·奈達提出了著名的“形式對等”與“動態(tài)對等”。其中，“形式對等”要求譯者在翻譯實踐過程中應當以源語為取向，對于原文的語言信息以及語言形式應當盡可能保留，這一翻譯理論和“字對字”的翻譯具有非常相似的地方[3]。但是，這種“形式對等”的翻譯理論由于要求譯者在翻譯實踐中更多關注形式上的對等，因此，往往容易造成對譯入語的文體風格以及譯入語的語法的忽視，在翻譯實踐中會對讀者理解譯文產生一定的阻礙作用，難以充分發(fā)揮譯文所具有的交際作用。基于此，尤金·奈達提出了“動態(tài)對等”。“動態(tài)對等”要求翻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追求的是譯語接受者和譯語信息二者的關系應當與原文讀者和原文信息二者關系的基本相同[4]。
“動態(tài)對等”的翻譯理論的內涵，指的是不論是語義還是語體，翻譯者在翻譯實踐過程中，在譯入語中要盡可能采用最切近的自然對等語再現原發(fā)語的信息[5]。在“動態(tài)對等”的翻譯實踐中，譯者應當重視譯文不能脫離于原文的意義、內涵，同時，還要關注譯文原本所具有的交際作用，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只是局限于注重譯文和原文在語言詞句結構方面的相似[6]。由此可見，“動態(tài)對等”比“形式對等”更優(yōu)先，該理論一經提出就廣受翻譯界的關注，對譯者的翻譯實踐提供了重要的指導。
然而，在具體的翻譯實踐中不乏個別極端運用，如部分譯者僅僅關注翻譯內容而忽略形式，甚至以動態(tài)對等翻譯為名行自由翻譯之實。因此，尤金·奈達對自己所提出的理論進一步進行完善，并在1986年和冉·德·瓦爾德合作編著的《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中把“動態(tài)對等”改為“功能對等”[7]。尤金·奈達指出，在實質層面上，“動態(tài)對等”與“功能對等”這兩個概念不存在明顯的區(qū)別，但是從名稱上來看，“功能對等”使得“翻譯的交際功能”更為突出[8]。不同語言在表達形式方面存在一定差別，但其具有的功能大多有相似甚至相同的地方，其中交際功能是任何語言都具有的，所以，“對等”是專門針對語言這一交際功能的。
同時，尤金·奈達還指出，在某種特殊的翻譯情況下，譯者不能隨便將原文的形式進行改變，這是由于原文的形式具有一定程度的意義，例如，詩歌的表達形式就獨具特色，不同的表達形式可能代表了創(chuàng)作者不同的思想和情感，如果改變形式，就很可能導致原文所具有的意義被改變。因此，在“功能對等”翻譯理論的指導下，譯者在翻譯實踐中不僅要對信息的內容對等給予充分的關注，而且要特別重視形式上的對等[9]。“功能對等”翻譯理論強調譯文讀者對譯文的反應，這就要求譯者在翻譯實踐中要以讀者為導向。“功能對等”翻譯包括四個標準[10]：其一，傳達信息;其二，語言順暢，與譯語文體規(guī)范、語法以及語言習慣相符合;其三，傳達原文的精神與風格;其四，讀者反應類似。
此外，“功能對等”翻 譯理論追求最高層次與最低層次的對等。其中，最高層次的對等，具體而言，要求譯者在具體的翻譯實踐過程中，應當注意譯文對譯文讀者所產生的效果與原文對原文讀者所產生的效果是完全相同的;而最低層次的對等，具體而言，指的是有可能譯者能夠體會到原文對原文讀者所產生的效果[11]。全世界有多種語言，每種語言的文化、社會、歷史、經濟等諸多方面都存在差異，要想在不同的語言體系中找到意義完全相同的對等詞匯是非常困難的，換言之，最高層次的對等是難以實現的理想狀態(tài)，在翻譯實踐中應當更加注重最低層次的對等�；诖�，尤金·奈達提出了譯文質量的檢驗標準：
其一，讀者通過閱讀譯文能夠達到對原文的正確理解的效果，即“譯文應當忠實于原文”;其二，譯文要易于理解，這也是譯文交際功能得以充分發(fā)揮的重要基礎;其三，形式恰當，吸引讀者。功能對等理論在中醫(yī)藥翻譯中的應用1.借用西醫(yī)術語，實現功能對等：《傷寒論》病征名翻譯。《傷寒雜病論》是由東漢末醫(yī)學家張仲景所著，被公認為中醫(yī)四大經典著作之一，在后世廣泛流傳中被按照外感病與內傷雜病劃分為《金匱要略》(內傷雜病部分)與《傷寒論》(外感病部分)。
《傷寒論》在中國醫(yī)學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如我國中醫(yī)泰斗李培生先生曾對《傷寒論》做出了非常高的評價，“業(yè)中醫(yī)者，茍不學《傷寒論》，則不足以為中醫(yī)”[12]。從1981年至今已經有七部出版的《傷寒論》譯本，譯者既有精通英文的中國人，也有熟悉中醫(yī)的外國人。
在翻譯風格方面，有的譯者追求譯文交際功能與可理解程度，有的譯者則更加注重對保留原文特色與關注原意的傳達的追求。其中，《傷寒論》魏杰譯本與羅希文譯本在西方國家的流行更廣，本節(jié)以這兩個譯本為對象進行舉例分析。功能對等理論是以讀者為中心，注重信息傳遞與交際功能，提倡譯文的可讀性、可懂性與可接受性的原則，要求譯者在翻譯時應“用最切近的自然對等語再現源發(fā)語的信息”�！秱摗返恼Z言古樸，特別是病征名的語言結構極其簡潔，但是大多數具有比較高的信息密度以及運載力，其表層形式和深層含義間的矛盾非常突出。
因此，在對《傷寒論》病征名進行翻譯時，對“形式對等”過于注重，這就使譯文很容易出現意義混亂、語義空白甚至出現歧義[13]�；诠δ軐Φ壤碚撘曈颍攸c關注傳譯出病征名具有的深層意義，同時，采用與譯入語相符合的表達習慣開展信息重組，進而使得病征名被譯文讀者所接受。在魏杰譯本與羅希文譯本中，有許多借用西醫(yī)術語來實現功能對等的地方。
通過合理借用西醫(yī)術語，有利于在譯文讀者之間構建聯系，同時，這對于增強譯文所具有的交際功能也大有裨益，進而有助于實現“功能對等”[14]�！秱摗分械牟≌髅糠指拍罨蚝x和西醫(yī)存在相通之處的，可以采用這一方法進行翻譯，例如：例1：痿原文：……經脈動惕者，久而成痿。譯文(羅)：……WhenhefeelsatwitchingofthebloodvesselsandChannelsfromtimetotime,heisabouttobecomeparalyzed(Wei)[15].譯文(魏):[Thereis]……andjerkingofthechannelvessels.[If]thisendures，itwillbecomewilting[16].在《傷寒論》中，“痿”指的是兩足痿弱無力不能行走的病征，而在西醫(yī)中可以找到對等語來置換。在羅希文譯本中，考慮到在西醫(yī)中的癱瘓患者在后期也會出現肢體肌肉萎縮以及行動喪失的情況，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稱之為“痿”的對等語，采用“becomeparalyzed”來置換，進而實現功能對等。
而在魏杰譯本中，采用“becomewilting”進行置換，是因為“becomewilting”具有枯萎凋謝或萎靡不振的含義，將其來進行置換可以表現該病后期雙足肌肉萎縮的情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becomewilting”不能傳達出雙足功能喪失的含義，因此，這一翻譯在信息傳遞方面是存在缺失的，是不完全的。由此可見，在借用西醫(yī)術語來實現功能對等的過程中，關鍵是要找到與中醫(yī)病征名部分概念或含義存在相通之處的譯入語詞匯。
例2：久利原文：蛔厥者，烏梅丸主之，又主久利方。譯文(羅)：FructusMumePillswillbeacurativeforthecoldnessontheextremitiesofascariasisaswellasforchronicdiarrhea[17].譯文(魏):Forroundwormreversal,MumePillgoverns.Italsogovernsenduringdiarrhea[18].“久利”是中醫(yī)學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病征名，在《傷寒論》中，指的是長期的、持續(xù)的下利(腹瀉)。
“久利”病征名的形式與含義是高度一致的，這就降低了譯者翻譯的門檻，很容易進行功能對等翻譯。在以上兩則譯文中都使用了“diarrhea”(腹瀉)這一詞匯，但是，在魏杰譯本中以“enduring”翻譯為“久”，而羅希文譯本中以“chronic”更偏醫(yī)學化，這使得病征名譯名的專業(yè)性更高。
2.采用意譯，力求功能對等：《山海經》病征名翻譯�！渡胶＝洝钒恍┽t(yī)學、植物、宗教、神話、歷史等諸多內容，被稱之為古代社會百科全書。《山海經》具有非常悠久的文化氣息，其語言結構具有極其簡潔的特征，但是所包含的信息與含義是非常豐富的，即使閱讀原文也非�；逎y懂，這對其翻譯也提出了更高的挑戰(zhàn)。目前，安妮·比勒爾譯本和王宏譯本是《山海經》英文全譯本中廣受喜歡的主流版本。其中，美國學者安妮·比勒爾在1999年翻譯出版的《山海經》英譯本對原文中的地名、山名等大多數進行的意譯。而我國學者王宏在2010年翻譯出版的《山海經》英譯本遵循“明白、通暢、簡潔”的原則，頗受譯文讀者的青睞。
《山海經》中的大多數病征名不能在英語中直接找到語義完全對等的詞語，而要真實有效傳遞原文的信息，就要求譯者要充分理解原文，并且對原文所包含的信息進行客觀分析。同時，還要進行恰當處理，如對表達結構進行適當調整，進而采用和英語表達習慣相符合的方式，在客觀分析和充分理解原文所包含的信息的基礎之上，來實現譯文對信息傳遞的功能，使得譯文讀者在理解、接受譯文時達到更佳的效果。
例如，在《山海經·中山經》中的“痤”即“痤瘡”，指的是一種慢性炎癥性皮膚病。在安妮·比勒爾譯本中，安妮·比勒爾根據該癥狀一般情況會出現紅色包塊，所以將其意譯為“smallswellings”。又如，在原文《東次四經》中，“寓”即“疣子”，指的是因病毒導致皮膚上出現一個小硬塊。在翻譯時，王宏考慮到“寓”字本身的難以理解，因此采用意譯翻譯策略將其翻譯為“warts”。
3.采用音譯，實現功能對等：中醫(yī)術語“”翻譯。“五行”這一概念最早是被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陰陽家引入，與農業(yè)活動密切相關[19]。《管子》提出五行五大要素，分別為金、木、水、火、土，這五種要素之間是相互作用、依存、對立和轉化的，同時，還將其與陰陽理論相結合，進而建立起了系統(tǒng)的陰陽五行說，后來逐漸發(fā)展成為中醫(yī)重要基礎理論之一[20]。
中醫(yī)五行學說通過利用金、木、水、火、土這五類物質的特性和生克制化規(guī)律、方法論來對人體生理結構以及病理機制進行深刻認識，并且以自然界的運行規(guī)律為參考，建立起諸多理論，如臟腑、氣血津液、藏象等理論，來對人體各個臟器之間的相互關系、臟器的屬性以及人體與外界環(huán)境的關系進行解釋，最終形成了獨具醫(yī)學和哲學特色的理論體系，也是中醫(yī)文化的重要載體[21]。“五行”具有非常強烈的中國古代哲學意義以及中醫(yī)內涵，因此，采用音譯然后進行注釋說明，可以實現功能對等[22]。例如，將“五行”翻譯為“Wuxing”，首字母須大寫，表明這一詞語是專有名詞，然后在后括號中添加注釋。通過音譯來翻譯“五行”，具有諸多優(yōu)勢：
其一，在形式方面，音譯術語的發(fā)音是一致的，是最自然、最切近的。源語讀者以及譯文讀者都可以直觀進行認識以及使用。在書寫時，一般譯語的開頭字母應當進行大寫，這種特殊的處理目的是為了與其他譯語進行區(qū)分，提醒譯文讀者中醫(yī)的“五行”概念，并且也與術語規(guī)范相符合。
其二，讀者的反應要視情況而定。由于不同讀者的中醫(yī)知識背景存在差別，例如，對于那些缺乏中醫(yī)學知識的譯文讀者而言，首次接觸“Wuxing”這一術語時難免會出現陌生和困惑的心理，因此，在術語后添加注釋內容，采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來對中醫(yī)醫(yī)學術語的內涵、外延進行深入淺出的闡述，大大增強初學者對中醫(yī)醫(yī)學術語的理解與認識。然而，對于那些具備一定中醫(yī)學知識背景 的譯文讀者而言，“Wuxing”這一術語已成為一種符號，如英文中的Yinyang(陰陽)、jiaozi(餃子)，即使不添加注釋也能夠實現功能對等。中醫(yī)藥著作以及中醫(yī)術語的翻譯頗具挑戰(zhàn)性，具有突出的跨學科特點，尤金·奈達的“功能對等”翻譯理論在中醫(yī)藥翻譯實踐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
其中，最為突出的特點是“功能對等”翻譯理論要求譯者在具體的翻譯實踐中應當以讀者為導向，要明確譯文讀者才是翻譯服務的對象，要重視譯文讀者在閱讀時對譯文的反應。通過本文的研究發(fā)現，不同的中醫(yī)藥著作的翻譯所適用的翻譯策略各有千秋，同一中醫(yī)藥著作不同內容的翻譯所適用的翻譯策略也各有不同�？偠灾g者在運用功能對等翻譯理論進行中醫(yī)藥著作及中醫(yī)術語翻譯實踐時，應當始終明確翻譯服務的最終對象是譯文讀者，應當把譯文讀者放在中心位置，注重譯文讀者對譯文的反應，銘記譯文的功能是交際作用以及信息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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