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殖民主義是西方社會學興起的重要歷史情境，不僅加速了社會學在全球的傳播， 還在長期實踐過程中形成了核心與邊陲的全球知識分工體系。二戰(zhàn)之后，民族獨立的浪潮催生了亞非拉國家的學術本土化運動。不同版本的本土化計劃紛紛提出，致力于打破對西方的學術依附，發(fā)
摘 要殖民主義是西方社會學興起的重要歷史情境，不僅加速了社會學在全球的傳播， 還在長期實踐過程中形成了核心與邊陲的全球知識分工體系。二戰(zhàn)之后，民族獨立的浪潮催生了亞非拉國家的學術本土化運動。不同版本的本土化計劃紛紛提出，致力于打破對西方的學術依附，發(fā)展建立與本土社會存在現(xiàn)實關聯(lián)性的學術研究。發(fā)展本土化與自主學科幾乎成為今天全球社會學的共識。非西方社會學的多元本土化實踐，對自身學科歷史的反思與重構，為中國社會學在新時代的學科建設與本土化新探索提供了有價值的鏡鑒。
關鍵詞學術依附;多元本土化;非西方社會學;學科自主性
構建有中國特色的學科、學術和話語體系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fā)展方向。在社會學的本土化實踐與自主學科建設幾乎成為全球共識的當下，回溯國外社會學的歷史發(fā)展，不同版本的學術與知識本土化計劃的提出與實踐，形成了有張力的多元話語，它們?yōu)橹袊鐣䦟W在新時代的學科體系建設提供了有價值的理論與實踐參照。相較于以北美和歐洲為代表的西方社會學，非西方社會學的學科歷史實踐較少受到關注。以非洲、拉美和亞洲為代表的非西方社會學，不僅是全球社會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它們對社會學全球知識分工的理解和批判，在學科本土化實踐中遭遇的困境和超越，如何處理本土情境與西方社會學的關系，以及對自身社會學學科歷史的反思和自主性學科的重構，亦值得同為非西方社會學陣營一員的中國學習借鑒。
一、學術依附：社會學的全球分工結構與外向型知識生產
對社會學全球分工與學術依附的討論，沿用了政治經濟學中依附理論的闡釋視角，學術依附被視為第三世界在經濟和政治之外的另一種依附形式。西方與非西方、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特定知識分工結構：西方在全球結構的中心主導了知識的生產與流通，非西方邊陲成為科學研究的“數據供應地”“知識輸入地”或者“知識消費地”。來自西方中心的學者在邊陲地區(qū)根據“科學”方法展開調查、收集數據，再將它們匯入中心進行理論知識的生產，所生產的最終知識產品會回流到作為數據與資源生產地的非西方或者第三世界。
在非洲學者看來，核心與邊陲的全球結構還表達了一種知識生產的“外生性邏輯”。與外向型經濟相似，非洲的科學活動具有明顯的外部導向，由外部世界所規(guī)定，以滿足外部需求為目標①。非西方的科研機構如同經濟全球化中盛行的代工工廠，且它們無法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生產結構，知識代工只會加深邊陲地區(qū)對中心的依附。在西方大都會(metropole)起源與發(fā)展的理論知識，深度嵌入到邊陲地區(qū)的學術活動與實踐之中。歐洲和北美地區(qū)之外本土社會科學學者們在西方和本土的學術期刊上討論源自歐洲與北美的理論，依循來自外部的規(guī)范，學術研究由西方的興趣和關注所指引，甚至對西方社會的了解要勝于對自身社會的認識。并且，非西方學者“數據提供者”和“理論消費者”的雙重角色容易產生張力，易于在本土情境中陷入特殊性與普遍性的張力之網中，研究者們也沒有能力和雄心來突破這種普遍性的藩籬②。 這種不平等結構由歷史上的殖民權力所維系，反映了殖民主義在知識生產領域的歷史實踐③。
西方國家對殖民地資源和人口進行掠奪，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所形成的經濟聯(lián)結通過原始資料的輸出，源源不斷地滿足西方國家的生產需求。在經濟聯(lián)結背后，與之平行的是知識生產的依附性聯(lián)結。如同供應經濟生產的原始資料一樣，非西方地區(qū)向西方的科學機構提供“科學”知識生產的原始數據。殖民地雖然也有科研實踐，但是理論知識生產匱乏。非西方社會僅僅被視為提供粗糙原始數據的“數據供應地”，數據的轉換、知識的驗證、理論的生產，需要在西方中心的實驗室中完成。 全球知識分工是許多非西方社會學學術系統(tǒng)結構性困境形成的來源，在歷史上它們被納入知識生產的全球系統(tǒng)，并長期處于依附與從屬地位。因為第三世界長期承擔原始數據原產地的角色， 西方或者歐洲的科學實際上對第三世界虧欠太多，甚至需要對這些學科的形成進行“債務評估”。 尤其是一些熱門科學，以及像社會學和人類學這樣的學科，它們的知識生產與學科運轉，以大量非西方邊陲的數據作為研究基礎④。
二戰(zhàn)之后，盡管許多殖民地取得了獨立，但是西方對社會科學知識流動的壟斷并沒有在根本上發(fā)生改變，學術帝國主義的實踐形式轉為間接的方式⑤。亞洲發(fā)生的“知識轉移”在地理方位與流向上存在“歐洲—美國—亞洲的歷史與文化聯(lián)結”。知識流動和轉移看似屬于信息流動的客觀現(xiàn)象，結合歷史情境看，實際上代表了“殖民知識”的生產和傳播。歐洲與美國不僅主導了殖民知識的生產，亦在不對稱與不平等的聯(lián)結結構中占據了支配性地位⑥。在殖民時期，歐洲主導了殖民知識的生產和流通;在后殖民時期，美國主導了跨文化知識的生產和流通。戰(zhàn)后亞洲社會科學學術依附的對象從歐洲轉移到了美國①。美國成為學術依附二元結構的新中心，它反映了戰(zhàn)后美國在全球的國際地位。 但是，學術依附理論在當代全球學術動態(tài)中暴露出的局限性，也成為學者們反思和批判的對象。 阿根廷學者費爾南達·貝格爾(Fernanda Beigel)認為，簡單地以中心與邊陲的二元學術依附結構來理解當代的全球知識生產，可能會弱化邊陲地區(qū)學術生產和創(chuàng)造的“能動性”，甚至可能存在誤讀的風險②。學術依附概念傳遞的刻板印象將學術邊陲弱化為被動的角色，主動的中心則代表“原創(chuàng)性” 知識的生產者和出口者。
盡管知識生產和國際傳播高度地依賴于經濟和政治基礎所形成的等級化結構，但各地社會學在歷史中形成的“區(qū)域傳統(tǒng)”實際上對理論與方法的生產也有重要影響③。 隨著非西方地區(qū)的發(fā)展進步，傳統(tǒng)的中心與邊陲的二元結構下，在知識生產與流動的全球動態(tài)中將呈現(xiàn)出更為復雜的分化。盡管建設自主的本土社會科學在當代的學術共同體中幾乎已經成為共識，但是要徹底改變社會學研究與學術實踐中現(xiàn)行的依附關系并非易事。非西方社會學還需要解構與反思歷史進程中殖民知識生產與實踐的政治，尤其是“解殖”或者“去殖”西方中心主義的知識生產，對其中被遮蔽的非西方知識與經驗進行挖掘、反思和重估。一方面，避免因過度依賴二元結構的理論解釋框架而忽視非西方社會學在歷史實踐當中蘊含的本土訴求、抗爭、學術能動性與形成的區(qū)域性學術傳統(tǒng);另一方面，對自身社會學歷史的回訪與反思，解構與批判西方中心主義的知識生產與潛在的認知模式是在當代非西方地區(qū)建設和重構自主性社會學的重要路徑。
二、反思學科歷史：殖民主義實踐與區(qū)域研究的同構
亞非拉的社會學大多由殖民權力所引入，歷史上社會學的本土化發(fā)展并不充分，研究實踐與本土情境的關聯(lián)性也存在不足。且殖民擴張背景下遺留的制度與文化遺產，限定了后殖民時期社會學的發(fā)展④。以東南亞社會學為例，復雜與獨特的殖民歷史實踐，不僅是東南亞社會學無法回避的歷史情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塑造了東南亞社會學的學術實踐與知識生產。 回顧東南亞社會學的歷史，各類區(qū)域研究的興起是最為顯著的特征之一，這一現(xiàn)象不僅與殖民主義在東南亞的歷史實踐存在同構的關系，還生產和再生產了本土社會“理解自己”“認識自己”和 “研究自己”的理論與概念框架。在展開學科反思與提出本土化知識計劃的時候，殖民主義的文化遺產也是東南亞社會學重點解構和批判的對象。
在殖民時期，東南亞的社會學在本質上是為殖民統(tǒng)治與治理服務的學科，反映的是殖民統(tǒng)治者的利益。二戰(zhàn)結束之后，一些國家和地區(qū)雖然實現(xiàn)了民族獨立，但是在經濟上依然與前殖民帝國存在聯(lián)結，在教育系統(tǒng)中維持或者再生產了殖民時期的模式。作為后果，歐洲或者西方中心主義的社會學在大學中完成了再生產，它依舊遠離亞洲的現(xiàn)實⑤。社會學的知識生產由殖民知識的理論框架和認識論所形塑，在后殖民時期以制度化的方式進行生產和再生產。 各國文化傳統(tǒng)的不同，以及國家建設在需求與導向上的差異，對社會科學的學科建構產生了影響。
東南亞社會學表現(xiàn)出“方法論民族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的特點，主要基于民族國家的“領土”來展開知識建構，而不是基于日常普遍的社會生活①。方法論民族主義給東南亞社會學所帶來的后果之一，便是產生了諸如“馬來西亞研究”“菲律賓研究”和“泰國研究”等研究領域②。 就知識生產的認識論而言，這些區(qū)域研究大部分是基于歐洲或者西方社會科學理論框架展開的學術實踐，“以西方為師”是東南亞本土學者從事學術研究的主要方式。 在西方社會學的語境中，“民族國家”是現(xiàn)代性的主要后果之一。但在東南亞的歷史情境中，它卻是殖民知識生產實踐所帶來的產物。
殖民者對殖民地的統(tǒng)治和治理，借助各種調查和統(tǒng)計工具對殖民地的歷史、文化和社會進行測量、編碼、控制與表現(xiàn)，所形成的殖民知識成為構建“民族國家” 的基礎與依據。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殖民地的植物學、動物學、地質學、人口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學科與研究領域。這種知識生產機制還延續(xù)到了后殖民時期，對各種調查和統(tǒng)計“事實”的依賴甚至代表了一種隱性的西方化過程③。方法論民族主義將“民族國家”自然化，將它與社會等同，并使之成為社會學理所當然的分析單位。 自然化與理所當然的背后，易于遮蔽東南亞民族國家之所以可能的歷史動態(tài)。殖民者研究本土社會的歷史和區(qū)域社會科學興起的歷史交織在一起，這些學科最終在教育體系中完成了制度化。 我們對東南亞社會學歷史發(fā)展與知識生產的考察，無法脫離西方主導的社會學研究“東南亞”的歷史背景。
在東南亞社會學的歷史個案中，社會學研究作為“理想的學術事業(yè)”與“東南亞研究”作為區(qū)域研究之間存在一種共生性的關系④。西方殖民歷史與非西方區(qū)域研究同構，這種共生關系生產了東南亞研究的歷史，它也是東南亞社會學發(fā)展的歷史，殖民主義在東南亞的歷史實踐是無法回避的基本情境。 東南亞學者對“方法論民族主義”的批評與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的討論，背后所暗含的邏輯和理論目標存在顯著差異。西方社會學的批判，以全球化時代現(xiàn)代性轉型和世界主義的未來作為理論前提，旨在強調當代情境下超越古典理論中“狹隘”方法論民族主義的重要性⑤。將有清晰和明確領土邊界的“民族國家”等同于“社會”，這種方法論假設已經不再適用于全球化時代的科學研究。 貝克名為《世界主義狀況》的雄文模仿利奧塔開啟后現(xiàn)代序章的《后現(xiàn)代狀況》，宣示社會科學中方法論民族主義在21世紀的終結。
但是，東南亞學者則以“方法論民族主義”來反思本土社會學實踐的歷史，理論的出發(fā)點并不是基于當代全球化現(xiàn)狀與世界主義未來所提出的闡釋要求，它更多地基于對東南亞“民族國家”歷史的批判。民族國家被視為西方現(xiàn)代性的后果，在東南亞則是西方現(xiàn)代性的陰暗面———殖民主義政策實踐的后果。在殖民者到來之前，東南亞的人口、族群、文化和社會結構呈現(xiàn)出遠比蘊含西方現(xiàn)代性的單一民族國家更為復雜的歷史動態(tài)。東南亞學者以民族國家的替身“社會”作為社會學的基本分析單位，其實這一研究單位并不能概括這種歷史動態(tài)。
三、多元話語的重構：“本土化”與“好社會科學”
追溯社會學本土化的歷史，區(qū)域性的學術運動是主要特征①。并且，本土化運動是對世界局勢發(fā)生結構性變遷的回應。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土化并不是第三世界或者非西方社會專屬的學術任務，西方社會學也存在相互影響與互滲的歷史，本土化同時也是一些西方國家學科建設的目標。 隨著對學術依附與全球知識分工體系的日益不滿，20世紀60、70年代，發(fā)展中國家的社會學對西方社會學發(fā)起了激烈的批判。在西方學者眼中，隨著第三世界政治經濟的高速發(fā)展，社會學本土化運動對西方支配霸權的挑戰(zhàn)與反抗，旨在重構文化和社會科學的全球系統(tǒng)。這種“反抗”是第三世界學者來自心底的反應，表現(xiàn)出對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以及歷史剝削和壓制的義憤②。第三世界的學者拒絕來自西方的范式，尋求建立自身“真正”的本土社會學。作為一種全球現(xiàn)象，它是去殖民化運動的一部分③。在非西方學者看來，社會學的本土化是非西方社會現(xiàn)代化進程的組成部分，通常會在“現(xiàn)代化后來者”的社會發(fā)生。
正如非西方的現(xiàn)代化包含一系列文化與政治的選擇，本土化也表現(xiàn)為一個文化移入與調適變化的過程④。 民族主義浪潮是第三世界與非西方社會學本土化的重要推動因素，去殖民化也是許多非西方社會學重建學科認同的重要舉措。社會學學術旨趣與學科建設導向的變化，動態(tài)地反映了全球政治經濟的結構變遷。在21世紀，本土化幾乎成為非西方社會學普遍認可的學科重構與自主性學科建設計劃。因各國社會歷史進程和學科基礎的差異，非西方社會學的本土化形成了多元話語與實踐路徑：本土語言的寫作與思考、建立學科與社會的現(xiàn)實相關性、社會學的去殖民化、替代理論的建構與參與全球社會學建設，本土化實踐呈現(xiàn)出多重面向，形成了有張力的多元本土化話語。
(一)社會學本土化實踐：現(xiàn)實相關性、反思性與區(qū)域合作建立西方社會學理論與非西方社會現(xiàn)實之間的關聯(lián)性是本土化社會學聚焦的核心問題與目標。本土化拒絕對西方社會學盲目模仿，它表現(xiàn)為一種地方化和區(qū)域化的社會學知識生產，以應對發(fā)展中國家的文化復雜性和發(fā)展挑戰(zhàn)，針對本土的社會文化和歷史現(xiàn)實，鼓勵內生性的知識生產⑤。 此外，本土化并不局限于理論問題，追求現(xiàn)實關聯(lián)性的目標還突出了社會學的應用屬性，注重分析和解決本土社會面臨的實際問題。 印度學者尤格什·阿塔爾指出，建立社會學與本土情境的相關性是全球關注的問題，20世紀中期的社會學本土化運動甚至可以概括為“一場相關性的革命”。
問題在于，雖然本土化的概念已經廣泛傳播，但是在意義與指向上還缺少明確的共識，且科學普遍性與文化特殊性之間的矛盾難以調和。本土化的趨勢反映了對“西方社會學去狹隘化”的需求，各國的本土化計劃也因為社會學發(fā)展程度上的差異而在內容和導向上存在區(qū)別。許多社會學的“后來者”還處在介紹西方理論的初級階段，本土化對它們而言并不是迫在眉睫的知識計劃，運用本土語言發(fā)揮好學術互動與知識媒介的作用才是階段性的重點①。因而，本土化雖然是不同地區(qū)社會學者呼吁的目標，但它并不是一場均質化的學術運動，地方性現(xiàn)實的差異使得相關性的實現(xiàn)存在路徑與選擇差異。 本土語言的社會學書寫是建立現(xiàn)實關聯(lián)性的重要媒介，許多后殖民國家將在社會學研究與教學中用本土語言取代殖民者的語言作為本土化的首要工作。1973年，亞洲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的第一次會議，就以“社會科學的教學與研究”為主題。提升本土語言與本土教材的重要性是建立社會科學與本土情境相關性的主要方式。
在彼時印度社會學的情境中，英語是社會學讀物的主要語言。由于引進版的圖書鮮有對印度社會的關注，給社會學的教學工作帶來較大困難。本土研究者不僅跟風西方的理論模型與方法論，甚至在印度本土也要使用英語寫作和發(fā)表。 本土化實踐對學科現(xiàn)狀與全球知識分工結構表現(xiàn)出強烈的反思性與批判精神。非西方學者對本土社會學的歷史與困境進行了深刻總結與反思，并提出了一系列本土化與追求學科自主的建設性方案。賽義德·侯賽因·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是早期本土化理論的代表性人物，在20世紀60年代便開始撰文批判學術帝國主義對非西方學術的支配。“禁錮的理智”是其較顯著的理論話語，它凸顯了非西方社會學理論和概念原創(chuàng)性的匱乏，以及本土學者在研究思維和問題意識上受到西方社會學的巨大制約②。
此外，亞洲學者還發(fā)出了“替代話語”(alternative discourses)的訴求，提倡新的思維方式超越舊理論的限制，以回應歐洲中心主義的社會學。亞洲具有多民族與多元文化的特點，各國的本土化計劃在歷史、形式與程度上也存在較大差異。盡管亞洲各國本土化的嘗試可能存在較大的不同，但是它們對亞洲社會學盲目復制西方概念和理論的批判，所針對的問題和基本立場卻具有一致性。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替代話語”可以視為亞洲社會學的一個集體概念。 社會學本土化實踐帶來的另一個顯著變化，是它還推動了區(qū)域跨國社會學組織的發(fā)展，各大洲區(qū)域性社會科學合作組織的成立是本土化運動制度化建設的主要表現(xiàn)。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亞非拉先后建立了跨國合作的社會科學委員會，旨在推動區(qū)域間的社會科學交流合作。1967年，在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倡議下，成立了拉丁美洲社會科學委員會。非洲社會科學研究發(fā)展委員會于1973年成立，同年成立的還有亞洲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
除了區(qū)域性跨國組織的建立與學術活動的開展，本土化也是各國社會學共同體積極探索的主題。1970年，韓國社會學會舉辦了以“當代社會學理論和方法論：韓國社會的相關性和適用性”為主題的會議，它是韓國追求建立一門本土相關社會學的標志性事件。后續(xù)的主題包括“反思韓國社會科學”和“社會科學理論的普遍性與反思性”。我國學者也圍繞社會學理論的普遍性以及中國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進行了多次熱烈討論，多次舉辦了相關主題的研討會，在中國社會學重建的歷史背景下推進了社會學本土化與中國化。本土化實踐提高與鞏固了這門學科的民族與國家認同，也推動了本國社會學的發(fā)展。
(二)本土性的吶喊與訴求：文化中心主義的社會學
在一些地區(qū)的本土化實踐個案中，身份、文化和價值認同凝結在本土性背后，本土學者對此表達了強烈的政治訴求。受非洲研究領域非洲中心性(Afrocentricity)或者非洲中心主義(Afrocentrism)學術思潮的影響，非洲社會學的本土化也出現(xiàn)了建立“非洲中心主義社會學”的理論話語。該思潮興起于19世紀末期，最初主要由非洲裔美國學者發(fā)起，強調非洲文化的中心性或者中心地位， 回應美國南北戰(zhàn)爭之后的社會與文化變遷，既聚焦非洲自身的文化和立場，也凸顯非洲因素在西方文明發(fā)展進程中的貢獻。在非洲研究中，這一思潮旨在呼吁非洲裔學者們喚醒自身的文化中心意識，在學術實踐中創(chuàng)造和搭建真正屬于自己的文化空間，并立足于中心，而不是站在一個“借用的” 歐洲中心主義話語平臺上理解和闡釋自己①。
在修辭上，非洲中心主義對歐洲或者西方中心主義表示出明確的拒絕姿態(tài)，并以此來表達研究者自覺的非洲身份與文化認同。 “非洲”不僅是一個地理方位，也是心理與文化意義上的象征�！斗侵拗行闹髁x宣言：面向非洲復興》的作者莫勒菲·凱特·安塞特(Molefi Kete Asante)認為，“方位”是展開非洲中心主義分析的要義，也是非洲在文化、心理、經濟和歷史上被移除之后需要回歸的目標。在非洲中心主義者這里， 對任何現(xiàn)象和對象的考察，心理上的時間和空間是無法繞開的，研究者需要具備“自動站位”(auto -locative)的立場。
非洲中心主義既是改變被殖民、苦難和虛無主義狀況的必要工具，也是改變殖民主義精神控制的一次“先發(fā)制人的打擊”②。正如安塞特所強調的心理上的時空關系，非洲中心主義的“方位”更多地表現(xiàn)為一種塑造了學者集體身份認同的“想象的非洲”，它并沒有指涉特定地理時空中的社會節(jié)點，這也是非洲中心主義與其他非西方社會學將地方性的社會現(xiàn)實作為實施本土化計劃起點的最大區(qū)別所在。 當然，“中心”所指向的“方位”并不只是一個遙遠的心理意象，從“想象的非洲”到熱帶非洲大陸，非洲中心主義思潮的興起和傳播，反映了對社會科學全球分工與知識流動結構的批判與解構。 就非洲中心的社會學而言，它對社會、歷史和文化的考察在認識論、本體論和價值導向上突出了非洲文化與價值的中心位置，但同時也在強調非洲知識的多元性，而不是將非洲視為同質性的整體。
另一方面，非洲大陸經歷的殖民歷史與后殖民狀況使得非洲社會科學具有辯證統(tǒng)一性，也使得“非洲中心”成為可能③。相比于文學和藝術研究領域采取的非洲中心主義范式，非洲中心的社會學尚在發(fā)展之中。這種非洲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論重視非洲思想的價值，同時注重社會學的應用實踐。 美國發(fā)展起來的“黑人社會學”作為對20世紀60年代一系列社會運動和思潮的反應，為非洲社會學學科建設提供了堅實基礎④。本土化實踐中非洲中心性的實現(xiàn)，要求從非洲的利益、文化價值和視角出發(fā)，將非洲當作研究的中心，關注非洲的歷史和經驗，滿足非洲的需求并最終實現(xiàn)非洲大陸的解放和賦能。
非洲中心主義的理論話語與后殖民主義理論強調建立自身主體意識與實現(xiàn)主體性地位的立場 一致。文化固然是表達社會學民族屬性與地方特色的重要因素，狹隘或者極端的本土化計劃卻存在將社會學帶入還原論與本質主義的風險。在東南亞社會學的歷史個案中，殖民知識生產與學科發(fā)展的歷史脈絡相互交織。“他者”的參與和在場，甚至會影響我們對本土性的認識。從區(qū)域知識的性質而不是從知識生產者的身份來理解本土性是一條可行路徑①，它也要求我們避免陷入自我文化中心主義的窠臼與陷阱。
并且，當代全球社會學經歷過后現(xiàn)代思潮的洗禮與浸潤，任何提倡中心主義或者中心性的話語都會受到質疑，非洲中心主義的學者也極力澄清和避免將此作為歐洲中心主義的對立物或者替代物來闡釋，而是突出在文化多樣性的世界中和諧共存的重要性②。將本土社會或者“方位”置于中心地位，強調本土文化和價值凸顯了非洲學者對歐洲或者西方中心主義社會學的不滿。他們通過建立一種新的中心主義來實現(xiàn)屬于“他者”自己，而不是西方中心主義被動“賦予”的主體性。
(三)“好社會科學”：超越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藩籬
社會學的本土化實踐暗含了普遍性與特殊性這對難以調解的張力，這也是社會學理論長期致力于調和的對象。但是，對呼吁社會學本土化的非西方學者而言，本土化并沒有指向狹隘的地方化，它與社會學的普遍化并不相悖。本土化在自身的社會文化情境中理解社會事實，通過社會學概念框架的修正和進化，推進社會學的普遍化③。正如西方社會科學提出的一些概念和理論具備超越本土的解釋力，非西方社會學的本土化也應該在不斷擴大的社會空間中將普遍性當作追求目標④。 換言之，真正的問題在于非西方社會學也應有能力提出具有普遍解釋力的社會學理論與概念。 東南亞社會科學對方法論民族主義的批判，表達了超越區(qū)域領土邊界的局限，追求實現(xiàn)由“區(qū)域研究”主導的社會學向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研究”的社會學轉型。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張力不應成為社會學本土化的阻礙。本土化并不是對西方社會學的全盤拒絕，而是一種基于本土需求的選擇性調適。西方社會學的理論和認識論在發(fā)展實踐中也面臨改進與修正的必要。
但是，社會學理論在其他社會和情境中的比較和檢驗，應以摒棄預設的中心主義價值立場為基本前提。 建構非西方社會學的“替代話語”，同樣意味著本土社會學將國際化和普遍化作為這一知識計劃的目標。一方面，“替代話語”的社會學是“好社會科學”，因為它對本土或者地方環(huán)境更敏感，有別于過去那種對西方理論的盲目復制而不考慮它們與本土情境的相關性和適用性的學術實踐⑤。 另一方面，普遍化與國際化的提法反映了“替代話語”的宏大學術目標與辯證特點，狹隘的地方化或者自我封閉的知識生產并不是目標。相較于社會學慣用的東方與西方、西方和非西方的二分法，阿拉塔斯將社會學分為地方、西方和其他非西方三種類型。
對西方理論與本土情境的相關性保持警惕只是最低層次的替代話語。在最高層次，“好社會科學”即是地方、西方和其他非西方三種來源的社會學概念或者理論的匯合，它可以更好地應用到對當前地方環(huán)境的理解和研究。拉納吉特·古哈(Ranajit Guha)結合西方概念與印度經驗開啟的庶民研究傳統(tǒng)是這一類型的典型代表⑥，不僅影響了其他非西方地區(qū)的社會學研究，也成為后殖民理論的經典之作。華人學者齊曉瑩嘗試將中國的概念資源與西方社會理論整合，消解理論的區(qū)域邊界、提高解釋力的同時，以此作為全球化時代實踐全球社會學的一種方式①。本土經驗是這些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它們并沒有落入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藩籬，而是積極地嘗試突破與超越，由本土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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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當代的社會學本土化與學科體系化建設，不能自囿于封閉的空間進行自言自語式的學科論述。 在全球化的語境中理解與實踐本土化，不僅全球化不是一個抽象空洞的概念，西方社會學亦非唯一 的參照對象，它要求我們關注西方之外的社會學本土化實踐，在比較對話中豐富本土化話語，完善社會學的學科體系，通過區(qū)域交流合作打破與扭轉全球知識分工的不平等結構。 社會學本土化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在長期實踐中形成了優(yōu)良的理論傳統(tǒng)，亦為全球的本土化實踐提供了中國版本的理論參照。在討論本土化可行性的時候，費孝通是反復提及并致力于追求本土化社會學的中國個案。反之，非西方社會學中的不同版本本土化實踐經歷的曲折與進展，遭遇的困境與革新，也為中國社會學的學科建設與本土化新探索提供了寶貴的鏡鑒。
本土化不是狹隘的自我封閉，因為超越普遍性與特殊性之爭，為建設更具解釋力的社會學貢獻非西方智慧是許多國家社會學的目標。并且，區(qū)域跨國學術組織的互動與合作代表了本土化的制度實踐，在歷史上聯(lián)結了不同國家的社會學力量，培育了社會學區(qū)域認同的發(fā)展。要重構社會科學知識全球分工的系統(tǒng)，亦需要區(qū)域間的合作來改變核心與邊陲的不平等結構。跨越邊界的相互學習是破解核心與邊陲不平等全球知識系統(tǒng)結構的一種方案。要結合各自社會與學科的歷史經驗， 提出多維度的參與全球社會科學的方法與路徑②。跨越邊界不僅意味著物理時空的連接，相互學習還要求我們打破社會學知識中關于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西方與非西方地緣政治的歐洲中心主義想象。
作者：何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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