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瑪格麗特杜拉斯與張愛玲都是有著高度女性自覺意識的女性作家。杜、張兩位獨特的女性書寫為她們各自贏得了眾多的讀者，也在女性文學史中涂抹上了不可磨滅的色彩。從描述角度分析兩位女性作家的戰(zhàn)爭和情愛書寫，能更好地理解兩位作家的女性主義書寫特質(zhì)
摘 要：瑪格麗特·杜拉斯與張愛玲都是有著高度女性自覺意識的女性作家。杜、張兩位獨特的女性書寫為她們各自贏得了眾多的讀者，也在女性文學史中涂抹上了不可磨滅的色彩。從描述角度分析兩位女性作家的戰(zhàn)爭和情愛書寫，能更好地理解兩位作家的女性主義書寫特質(zhì)，也能更深刻體會女性主義書寫所蘊含的力量。
關鍵詞：杜拉斯 張愛玲 情愛 戰(zhàn)爭 女性書寫
杜拉斯和張愛玲兩位女性作家從創(chuàng)作伊始便在作品中呈現(xiàn)出極大的女性自覺，她們從女性視角下筆來書寫女性，用細膩的筆觸描述女性的日常生活和瑣碎情感，即使是涉及嚴肅話題如戰(zhàn)爭，她們的切入點也仍然是女性的私人情感，立足女性的立場，使得她們更能暢所欲言、揮灑自如;也正因為如此，她們都曾經(jīng)一度被主流文學和評論界所排斥，然而，隨著杜拉斯和張愛玲在中國的“大紅大紫”，“女性書寫”這一說法也受到了越來越多讀者的關注，把杜拉斯與張愛玲并置閱讀，可更為有效地理解女性書寫及其特質(zhì)和力量。
一、杜拉斯之“肆意”
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導致了全球性的理性淪喪和信仰危機，這種全球性的恐慌折射在多數(shù)文學作品中，表現(xiàn)為對戰(zhàn)事的恢宏再現(xiàn)及高度審視戰(zhàn)后人之存在意義。在眾多“大手筆”名著中，國家、民族及英雄是敘事的主旋律，個體的私人情感湮沒于宏偉的愛國情感里，在強大的民族情感敘事話語中無跡可尋。
杜拉斯的四部作品涉及戰(zhàn)爭，她的悲憤與思考和獨特的個人體驗相互交織，最終以愛情和情愛的書寫呈現(xiàn)出來——相對于波瀾壯闊的英雄史詩戰(zhàn)爭敘事，凡夫俗子的小情小愛便是細節(jié)——女性作家的情愫化為了文字，字字如血。
1959年，電影劇本《廣島之戀》問世，立即吸引世人眼球，來自影壇與文壇的評論褒貶不一�！稄V島之戀》講述一個平凡女子的愛與欲。在亂世之中，生命是重中之重，在傳統(tǒng)菲勒斯的戰(zhàn)爭敘述中，關注的是理性、信仰等形而上層面。形而下的人之肉體與情愛向來是微不足道之物，如螻蟻般不值一提;而杜拉斯卻反其道而行之——在劇本/影片的開始，“只看見兩個局部的身軀——頭部以下，腰圍以上——在蠕動，這蠕動也許是在性愛，也許是在垂死掙扎;他們的軀體上輪番布滿了能致人死命的原子彈灰燼和露珠，以及性愛后的汗珠”。然后，鏡頭拉遠，一對赤裸的男女出現(xiàn)在畫面中，他們躺在床上，談論廣島。這個開場，“在旅館的床上談論廣島曾正式紀念過的那些恐怖場面，這種褻瀆的議論，是刻意安排的”，①6-8杜拉斯如是強調(diào)。在故事敘述中，杜拉斯以細致的筆觸向讀者展示女主人公的個人情感和身體感受，小人物的情愛凌駕于戰(zhàn)爭之上，個人的悲劇和情愛與戰(zhàn)爭的荒謬和血腥交替呈現(xiàn)，這是杜拉斯的“肆意妄為”：從女性的角度于戰(zhàn)爭中感受情愛，爾后在情愛中反觀戰(zhàn)爭——恢宏的戰(zhàn)爭淪為瑣碎情愛的背景，卑微的愛情承載著反戰(zhàn)的聲音。
《痛苦》——寫于二戰(zhàn)期間，發(fā)表于1985年的自傳性日記體小說，“被西方評論家視為寫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作品中一部全新的作品”——杜拉斯詳盡地記錄了“我”在等待被關進納粹集中營的丈夫羅貝爾時所承受的日夜痛苦煎熬。這種等待是讓人窒息的煎熬，“我”止不住地想象他死去的場景：“在一條壕溝里，他的腦袋沖著地面，蜷曲著雙腿，手臂攤開，奄奄一息。他死了。他的尸骨橫陳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累累尸骨之間。整個歐洲天氣炎熱。公路上，在他的身旁，向前推進的盟軍部隊走過。他已經(jīng)死了三個星期……”②158可與此同時，“我”卻又相信他還活著并選擇等他回家，這種等待，是“一種無時不在等待的等待，那是女人每時每刻都在等待的等待，也是世界各地的人正在等待著的等待：等待男人從戰(zhàn)場回來”。②190最終，“我”等回了日思夜想的丈夫，但讓“我”始料不及的是另一種痛苦：羅貝爾徘徊在死亡的邊緣，集中營把他折磨成了“徒具人形的人”，②197心脈微弱、高燒持續(xù)、骨骼在干癟皮膚下滑動的樣子甚至排泄時的聲音、排泄物的顏色和氣味，杜拉斯都一一予以展示。細節(jié)如放置于顯微鏡下，每一次重現(xiàn)都映襯著亂世中渺小人類的憂愁、無助與焦慮。痛苦，是這部自傳色彩濃烈的作品中無處不在的惡魔，折磨著作者和讀者，以至于杜拉斯說：“我怎么能寫下這我至今不知如何題名，重溫時令我不寒而栗的東西。”②155讀者和“我”一起等待、一同煎熬，感受著“我”——一個平凡的女子——的感受。有評論家認為：“在此之前，很少有人能把戰(zhàn)爭給人帶來的痛苦感受寫得那么深切動人。”②154在《痛苦》中，“我”最終身心疲憊，與他分開了，杜拉斯再次以女性的視角呈現(xiàn)了劫后余生的千瘡百孔的感情，在她筆下的戰(zhàn)爭中，不見英雄、不聞頌歌，有的只是人性的脆弱，被寸寸放大。杜拉斯運筆是一貫的枯冷：沒有重逢的喜悅、沒有別離的悲慟、亦不見絕望的歇斯底里;死亡之神始終無情地注視著在茫茫蒼穹下掙扎的生命，而絕望則如同它的先行者一般游走于渺小人類的生存空間。平凡女性的情愛再次折射出戰(zhàn)爭的殘酷和荒謬。
瑣碎細節(jié)為杜拉斯所偏愛，她在文字中一次次地以細膩筆觸向讀者展示女性生活中的細枝末節(jié)，我們甚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如果把杜氏文本中的細節(jié)刪除，她所建構(gòu)的文學大廈就會轟然坍塌�？伤恼煞蛄_伯特認為她的文字是一種自戀性的表達，他要求她“精確、純粹、有力”，他說：“瑪格麗特肯定是有文學天賦的，問題是她不能浪費自己的這種天賦，不能墮落到寫女性文學，那種小資產(chǎn)情調(diào)的連載小說式的作品。”而情人迪奧尼斯“總是笑話她滯重的文體”。③206在杜拉斯堅持著以女性的聲音發(fā)出反戰(zhàn)吶喊之際，她生命中的男人卻對此頗多非議。他們其實表達了典型的傳統(tǒng)菲勒斯語言與文學的價值觀;正是男性菲勒斯文學和女性文學之特質(zhì)的差異，導致了杜拉斯的不被接受。
細節(jié)描述(Detailed Narratives)與宏偉敘事(Grand Narratives)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觀照下是蘊含著深遠意義的兩極對峙。在此，細節(jié)描述意指冗長的、瑣碎的、感性的敘述;而宏偉敘事則是簡潔的、宏大的、理性的，是傳統(tǒng)菲勒斯文學的敘述特色。細節(jié)描述向來被視為女性文體的顯著特征，它的“私人性”與“發(fā)散性”是和男性話語之“公眾性”與“統(tǒng)一性”相對立抵觸的;意即女性文學以繁瑣敘述來擯棄傳統(tǒng)菲勒斯文學的宏偉敘事，而這也是女性主義文學在文學史上長期被排斥于主流文學之外、歸于邊緣的原因之一。“女性的”話語，在女性主義理論的解讀下，是菲勒斯話語體系對女性語言的貶壓定位：細節(jié)的、瑣碎的、感性的等與男性話語相背的話語被定義為次等的;有著諸類女性敘事特質(zhì)的女性文本被放逐到了邊緣地帶，遠離主流文學。而女性作家以此類“次等”語言來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達到甚至超過男性在菲勒斯話語體系中的力量，是一種不言自明的反擊。
二、張愛玲之“放恣 ”
在張愛玲的諸多小說中，提及戰(zhàn)爭中的情愛短篇，最知名的大約要算上《色·戒》和《傾城之戀》。在這兩部作品中，戰(zhàn)爭也同樣只是故事的背景，女性的真實情感和命運才是張愛玲的關注點。
在《色·戒》中，王佳芝最初只是一個平常的愛國學生，是學校劇團的當家花旦，在“為國家除害”的崇高理想指導下，她扮成生意人家的少奶奶，色誘已逾中年的易先生，為此，她不惜犧牲童貞，以求“演出”逼真。美人局布了兩年，計劃周密。然而，佳芝卻臨時放了易先生，致使所有參與者，包括她自己，都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學生刺殺漢奸的故事，在淪陷區(qū)并不是新鮮事，但張愛玲借著這個暗殺漢奸未遂的故事，重寫了女性的情感。
小編推薦優(yōu)秀的文學類范文 2015文學征文論筆墨程式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
摘 要：站在精英文化語境不再的現(xiàn)當代社會角度，分析了筆墨程式面臨的多種選擇與困難，批判了筆墨的四種錯誤發(fā)展方向——悲觀、保守、投降與中庸。文章從筆墨程式千年發(fā)展的光輝歷程中，得出其貫穿始終的懷疑精神是我們筆墨程式發(fā)展的核心精神動力，指出了筆墨程式死地求生的道路就是對于筆墨程式傳統(tǒng)的再繼承和與時代緊密結(jié)合的再創(chuàng)造之路。同時站在國際化視野之上，指出了只有這樣才能創(chuàng)造出屬于符合我們時代的筆墨藝術，并且在世界藝術之林擁有屬于我們自己應有的地位。
關鍵詞：不再語境;筆墨;工業(yè)化;后工業(y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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