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期刊淺析姚華與康有為書法觀念

　　本篇文章是由《地方文化研究》發(fā)表的一篇文史論文，(雙月刊)創(chuàng)刊于2013年，由《南昌高專學報》更名而來。是江西科技師范大學主辦的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逢雙月底出版，國內外公開發(fā)行。

　　摘 要：晚清時期，碑學之風，盛極一時�？涤袨樵谌諠u凸顯的碑學理論的影響下，提出了“尊魏卑唐”、“尊碑抑帖”等書學觀念。姚華作為同時代的一代通才，書法影響重極一時，成為當時的書法重鎮(zhèn)，其書學觀念是尊碑不抑帖，與康有為有諸多相合相悖之處。姚、康二人書法觀念的對比，揭示了在西學東漸等新思潮的影響下，清季至民國時期書法觀念由“尚碑”風氣逐漸向“碑帖結合”的轉變趨勢。

　　關鍵詞：書法藝術;姚華;康有為;書法觀念;尊魏碑;碑學;帖學;書學思想

　　進入清代中葉，隨著金石書跡的發(fā)現(xiàn)日益增多，書家的審美視野也逐漸開闊，形成了尚碑的藝術傾向，書法隨即進入了以碑派為主流的時期。在碑派書法進程中，以阮元、包世臣、[JP2]康有為為代表的一些書家，在書法理論上起到了先導作用，他們先后崇尚漢碑、北碑，癡迷于碑刻書法所表現(xiàn)的金石氣，追求用筆的厚重、蒼茫、渾穆、樸拙。在這些頗有影響書家的助推下，似乎形成了碑學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事實上，帖學并沒有像片面鼓吹碑學的書家所期望的那樣消沉，帖學一脈雖然受到碑學思想異化影響，然碑派審美改變帖學的程度是有限的。至清末，一些書家逐漸走出“碑學籠罩”的陰影，對碑帖之分重新審視，慢慢回歸到碑帖結合的路子上來，姚華就是其中的一位。[JP]姚華(1876-1930年)，字重光，號茫父，貴州貴筑(今貴陽)人。人稱弗堂先生，自署蓮華盦。清末民初著名學者，精于文字、聲韻、金石之學，又工詞曲、詩文與書畫。1904年中進士，后赴日留學，1907年學成歸國，執(zhí)教于清華、民國等各大學。晚年左臂致殘，以賣[JP2]書畫自給。姚華一生著述甚豐，除《弗堂類稿》31卷外，尚有《〈說文〉三例表》、《金石系》、《古盲詞》等文稿;近幾年出版了《書適》、《姚茫父書畫集》、《姚華詩選》等遺作。姚華作為清末重要書家，并沒有完全承襲時代碑學之風，而是自辟蹊徑，以“一出之于己”的治學風格，在師承與取法上均有不同于時風的書學觀念和價值判斷。同時期的康有為(1858-1927年)，大力推崇漢魏六朝碑學，提出“尊碑”之說，對碑派書法的興盛有深遠影響。姚華作為同時代的一代通才，書法影響重極一時，成為當時的書法重鎮(zhèn)，其書學觀念是尊碑不抑帖，與康有為有諸多相合相悖之處，值得關注。

　　一、尊魏碑的差異姚華在《弗堂類稿》序跋丙丁中，對大量碑刻(包括漢碑、北碑、隋碑、唐碑等)作了題跋，進行了深入研究。在這些跋文中，不論是對碑版的考證，還是碑刻的風格流派分析，不乏溢美之詞，均為有感而發(fā)，顯示了其“尊碑”的書學傾向。這與康有為的某些觀點趨同，或者說姚華部分地受到了康氏的碑學思想的影響，特別是在對阮元、包世臣評論北碑的態(tài)度上尤為一致。阮元《南北書派論》，專以法帖屬南，以碑屬北。姚華對此看法頗不相同，他在研究了書體演變、書風流變的規(guī)律后指出：“北人簡牘，未見流傳，南人亦或以草勢之情運入今隸，如《瘞鶴銘》及蕭梁諸闕往往可見。前人多稱南帖北碑，其實北人亦未嘗無帖，南帖與北碑亦無甚異。如以《瘞鶴銘》及蕭梁諸闕為律，求之東西魏、北周、北齊造像石刻中，亦未嘗無筆勢，故碑帖可分，而南北不必分也。”①

　　這一觀點與康有為如出一轍：“阮文達《南北書派》，專以帖法屬南，以南派有婉麗高渾之筆，寡雄強方樸之遺……故書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達之為是論，蓋見南北猶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為界，強分南北也。” ②由此看，姚華的“碑帖可分，而南北不必分”的觀點同康氏是一致的。細究其來龍去脈，就會發(fā)現(xiàn)即便是結論相同，但他們看待問題的視角，研究問題的途徑仍有很大差異，姚華多是從書體流變、書風演變的角度來考察北碑，按照自身的治學套路來尋根求源，絕不是毫無主張的人云亦云。如品評《龍藏寺碑》和《楊大眼》兩碑刻時，提出了較為新奇的觀點，即從野、史角度論之：“得佳拓(《龍藏寺碑》，筆者注)則精神益真，意態(tài)如喜。北碑不外野、史兩科，此其史者也�！稐畲笱邸分�類，其野者也。若鄭道昭諸石，則隸勢篆筆，北書南法可謂彬彬矣。”③ 姚華以為北碑可分為史、野兩類，就史、野的分類標準，沒有明確論及;從其論述看，他是以碑刻面貌為依據的，而碑刻水平的高下，體現(xiàn)在筆和刀運用上。他以為，到摹刻《龍藏寺碑》的隋末唐初時期，筆與刀已兩技亦進，“刀隨筆妙之趣”，刀味體現(xiàn)在筆意之中，不再那樣凌厲峻拔，就像鄭道昭的《云峰山》一樣，含有篆意，從而顯得文質彬彬，姚華視這一類碑刻為史。同樣這兩塊碑刻，康有為的評論卻大異其趣，他將《楊大眼》視為峻健豐偉之宗，把《龍藏寺碑》歸為以《敬顯俊》為宗的靜穆茂密一類。在《碑品第十七》中把《龍藏寺碑》僅列為精品上，《楊大眼》列為能品上，更低一等�？涤袨榈钠吩u標準自有他的道理，但不免也有偏頗之處，隨后就有學者為此提出了不同看法。④從對同一碑刻的品評上可以看出，二人同是尊魏，但是他們研究學術的目的、方法、看問題的角度，都是不盡相同的。姚華“平生對出土新碑，猶深置疑”，⑤多是從學術上，對碑刻辨?zhèn)慰甲C�？涤袨�“尊碑”的目的在于“抑帖”，進而弘揚他的變法思想，與其政治傾向息息相關。而姚華的“尊碑”，是純粹的學術研究，不帶有任何的功利色彩，更多的是為己之學。更為重要的是，姚華于碑帖金石，廣搜博取，對歷朝歷代凡有研究價值的所有碑刻皆“夙極究心”。而康有為“所言碑者，只有魏碑，則南、齊、隋各碑可以不備”⑥，更不要說唐碑了。

　　二、尊唐和卑唐[HT5”SS]如果說在“尊魏”上姚、康二人還有共同語言的話，那么在對待唐碑上的看法卻是各持己見乃至背道而馳。姚華在《弗堂類稿》中雖然沒有專門論述唐碑，但從他對諸多碑刻的跋語中，亦能感覺到其對唐碑的鐘情�？匆韵聨锥挝淖郑侯}《舊拓王徵君口授銘》：“垂拱中刻，故勢兼歐虞，便似東魏諸石，疏闊處已開顏平原，遒鍊處更啟柳誠懸。凡在蛻化之跡，多有可味，如此得此舊拓，更耐把玩。”題《陸先妃碑》：“予作書，以漢隸分之勢為隸楷，往往似學六朝。而隸楷又素習唐法，根抵于歐顏，變化于褚柳。以為我法，及觀《陸妃碑》，抑何類我法之淵源耶!唐法無不宗祖，歐虞褚薛北海季海變矣。然誠懸多見歐虞之勢，而筆法不過襲褚顏之舊，而輕重增省之故，其法異派而一涂，無足異也。”題《西平王碑》：“(此碑)是誠懸書之面目，未成者，故時仍歐虞之勢。有開張?zhí)巹t頗似平原，唐宋之變，中樞于顏柳，此碑又顏柳之變之中樞也。大抵柳書傳世，最盛莫如《玄秘塔》，此則骨未甚張，氣未甚遒。”姚華如此崇尚唐碑，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唐法無不宗祖。認為唐碑風氣由漢及魏，一脈相承而來，源流相續(xù)之跡，顯而易見，這正好復合他“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書學主張，第二，隋唐以來刻工精進�？坦づc書家相得益彰，有的書家本身就是刻工，這與魏晉時期書、刻分離現(xiàn)象不同。“中唐碑刻，筆跡宛然，北海之流，且以書家而兼石師，刻筆之精，自得奧窔。”⑦如此一來，書、刻合一，二者皆不失毫發(fā)，所以在姚華看來隋唐碑刻大都形神俱佳。第三，字態(tài)體勢寬博。由初唐的虞世南到顏真卿，字勢開張，剔除了狹長的意味，這符合姚華寫字要“橫平豎直，結字方正”的審美情趣。姚華對顏真卿的崇尚更是無以復加，他以為：“顏書是學人中樞，學顏則四通八達，皆可適也，惟學人淺，不知變通，往往中其氣習。東坡、松雪乃善學顏者，玄宰已遜一籌矣。”而他本人也身體力行，“四十以來，一是斥棄自寫胸臆，手腕漸能運用，更復镕鑄諸家。頗覺中唐以降，皆宜收納，初盛終不可及，無怪童年之一無所得也。” ⑧ 他的這一說法在其門生那里得到印證，他的學生鄭天挺在《蓮華盦書畫集》序中說：“先生作書兼綜晉唐篆隸，而一出之于己。二十年前規(guī)模米黃，二十年后肆力于顏，寫《麻姑仙記小字本》逾千過，既精《說文》好金石，嘗雜其鋒勢于行楷。”⑨可見姚華對于顏體是下了很大功力的，從其作品面目上，亦能感受到顏書的風神。與姚華的尊唐不同，康有為是極力貶斥唐碑：“至于有唐，雖設書學，士大夫講之尤甚。然纘承陳、隋之余，綴其遺緒之一二，不復能變，專講結構，幾若算子。截鶴緒鳧，整齊過甚。歐、虞、褚、薛，筆法雖未亡盡，然澆醇樸散，古意已漓;而顏柳迭奏，澌滅盡矣!米元章譏魯公書：‘丑怪惡札’，未免太過。然出牙布爪，無復古人淵永渾厚之意。……唐人講解結構，自賢于宋、明，然以古為師，以魏、晉繩之，則卑薄已甚。若從唐人入手，則終身淺薄，無復有窺見古人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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