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摘自《湘南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作者：楊春；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外語系

　　【摘要】:新歷史主義文學評論強調(diào)文學文本與歷史二者的互動。有預(yù)見的文學文本能參與歷史的發(fā)展和建構(gòu)。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以真實的描寫和直呼的說教,喚起人們對包含種族問題、女權(quán)問題等社會變革危機的警覺,從而推動歷史的進程。

　　【關(guān)鍵詞】:新歷史主義;文本;歷史.

　　【Abstract】:New historicism stress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oth texts and history. Literary texts may take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Such New Historicist tenets provide new paradigm in the reading and interpreta2 tion of Mrs. Stowe’s novel Uncle Tom’s Cabin . The novel is full of realistic descriptions and passionate preach2ing , both working simultaneously to make the novel an exemplifying text for New Historicism. 

　　【Keywords】: New historicism ; texts ; history

　　新歷史主義有這樣一句名言:“文本是歷史的,歷史是文本的。新歷史主義不僅提供了一種解讀文本,評價作品的新方法,而且還啟發(fā)了人們對待文學,理解歷史,把握處理歷史與文學,歷史與文化之間復(fù)雜關(guān)系的新概念。文學對歷史的闡釋和在歷史中闡釋文學,說明文學與歷史具有某種互動關(guān)系。文學并不被動地反映歷史事實,而是通過文本對復(fù)雜世界的闡釋,參與歷史意義的創(chuàng)造過程,甚至參與對政治話語、權(quán)利運作和等級秩序的重新審理。在新歷史主義看來,不是歷史事實的真實性大于文學的想象和虛構(gòu),而是文學大于歷史,文學給歷史注入了生命。當然,文本與歷史,二者一直處于一種張力場中。

　　斯托夫人寫于19世紀中葉的揭露美國蓄奴制度黑暗的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既提供了當時歷史的見證,也揭示了時代變動的征兆。斯托夫人成功地喚起了人們反對奴隸制的斗志,使文學文本參與到歷史的發(fā)展和建構(gòu),恰到好處地驗證了新歷史主義倡導(dǎo)的“歷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歷史性。本文試圖根據(jù)斯托夫人的著名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來探討小說文本所體現(xiàn)的這種張力場。《湯姆叔叔的小屋》的“結(jié)束語一章非常詳盡地闡述了作者的創(chuàng)造動機。她本來“不愿與聞奴隸制的事,因為這個問題探討起來太痛苦了”。并認為“隨著知識和文明的進步,這個制度終將滅亡。但自從1850年的法令頒布以來,作者萬分震驚地聽說,許多善良的人們,竟贊同抓捕逃跑的奴隸,她便想“用生動形象的手法,繪聲繪色地把奴隸制的實質(zhì)表現(xiàn)出來。她“竭力想把它最好的方面和最壞的方面都做公正的描述。”她甚至擔心“在那籠罩著死神的幽谷里,還有許多東西沒有揭露出來。新歷史主義者們打破了歷史的“真實假象。“他們認為,歷史文本的運作方式是‘編織情節(jié)’,即從時間順序表中,取出事實,然后把它們作為特殊的情節(jié)結(jié)構(gòu)進行編碼,這種編織情節(jié)的方式與文學話語的虛構(gòu)方式幾乎一模一樣。”[3](P179)一言以蔽之,歷史文本與文學話語具有源于真實,高于真實的共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湯姆叔叔的小屋》就是這樣的一個歷史文本和文學文本高度重合的典型范例。正如作者所說,“構(gòu)成本書的很多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都有根有據(jù)。其中大部分系作者本人或她的親戚朋友耳聞目睹的事實。”有些最悲慘、最可怕的情節(jié),在“最離奇、現(xiàn)實生活中也都有根有據(jù)。”在《湯姆叔叔的小屋》中,斯托夫人通過對各種人物的栩栩如生和入木三分的描寫,使其文本具有歷史性的真實感,從而成功地展現(xiàn)了一幅歷史的畫卷。

　　小說中第一類型典型人物是以奴隸販子黑利為代表的惡人。作者以極其厭惡的語氣描寫黑利道:“此人身材短粗,其貌不揚,形容猥瑣,且?guī)б桓毖b腔作勢,趾高氣揚的神氣,一望便知是那種在社會上不擇手段,一心往上爬的小人。”用謝爾比先生的話說:“與其說他是一個狠毒的人,倒不如說他是個麻木不仁的人——只熱衷于做買賣,賺錢,冷漠無情,鐵石心腸,翻臉不認人。只要能賺大錢,連他的親娘都可以賣—盡管對老太婆不見得有壞心。”(p37)所以,他會用各種卑鄙手段從黑人中獵取“商品”,拆散他們的家庭,分離他們的骨肉,竟恬不知恥地說:“人道主義是我經(jīng)營的支柱。”“譬如說賣孩子——我先把孩子他娘支開——眼不見,心不煩嘛,你知道,一旦樓去人空,她們莫奈何......”(p7)他的一個搭檔是個“活閻王”,黑利認為像他那樣對待女黑奴“會毀壞她們的容貌,她們會變得疾病秧秧、面黃肌瘦,有時會變得丑陋不堪”。(p7)這樣到頭來,會毀了自己的非法暴利。正是這個黑心狼,在密西西比河中押運奴隸的輪船上,把一個熟睡的年僅十個月大的男孩,乘他母親不在身邊時偷偷地賣給了岸上人,逼得男孩的母親投河自盡。“那顆可憐的、滴血的心,終于停止了跳動。那條河依然泛著晶瑩的波浪和漣漪歡快地流淌,好像它并沒有把那顆心淹沒。”(p143)

　　隨著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展,另一個惡人的典型代表奴隸主勒格里出現(xiàn)在小說中。這個紅河岸邊的棉花種植主,矮小壯實,舉止粗魯,長著圓滾滾的腦袋和淺灰色的眼珠,一看就叫人生厭。他對黑奴的折磨,“連魔鬼都懼他三分”。在他的農(nóng)場里,黑奴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他們在監(jiān)工的皮鞭下,進行繁重的勞作。他還經(jīng)常親自動手打人,以至于他的手變得“像打鐵的鐵錘或鐵疙瘩”,并得意揚揚地說:那是“打黑鬼練出來的老繭”。(p482)為了不讓奴隸逃跑,他還豢養(yǎng)了一群兇猛的惡狗。他散播仇恨,制造仇恨,用仇恨控制奴隸。他居心不良地采用分而治之的辦法,一心讓湯姆的脖子,把你的血一滴一滴地吸干!”他把湯姆打得遍體鱗傷,虛弱無力,還要他跪地、干活、接受百般凌辱。最后他竟惡狠很地說:“我要數(shù)一數(shù)你身上到底有多少血,我要一滴一滴的數(shù),直到你屈服才罷休!”(p452)

　　通觀全書,作者赤裸裸地描述了美國奴隸制度下的一些吸血鬼。其中突出的一個是陰險毒辣、諳于謀財之道的奴隸販子黑利;另一個是劍拔弩張、面目猙獰的惡棍奴隸主勒格里。他們靠榨取奴隸為生,同時又以虐殺奴隸為樂。他們?nèi)诵詥时M,成了絞殺奴隸的活機器。此外,作者也真實可信地強調(diào)了個別“善良的”奴隸主的個性能保障奴隸的生命安全,但她明確指出:有些駭人聽聞的事件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這種不公正乃是奴隸制本身固有的特性,沒有它,奴隸制就無法生存。”(p482)因此,在描寫奴隸的苦難與某些“好心”奴隸主的性格修養(yǎng)時,并沒有賦予任何奴隸主以完美形象。即使是圣·克萊爾,也是外表溫文爾雅,內(nèi)心絕頂自私,一直陷于思想與行動的矛盾之中。他對湯姆的惻忍之心主要來自于他那可愛淳樸的小伊娃的影響,早在她去世之前她就向他要求過給湯姆自由,但他猶豫不決,終于因他的意外喪命而使湯姆在苦海中越陷越深。所以他曾自責過自己是“這樣一個人,他的良知,他受的教育,社會的要求都呼喚他做一番崇高的事業(yè),但他沒有做;人類遭受苦難,痛苦掙扎,他卻茍且偷生,醉生夢死,袖手旁觀。”(p343)他坦率地承認:“我們?yōu)榱俗约旱睦��?在陽世早已把黑人整個種族交給了魔鬼,哪里還管他們到陰間以后的命運如何!”(p233)去管理奴隸和懲罰奴隸。當湯姆拒絕時,他就百倍瘋狂地折磨湯姆。正如女奴凱茜所說:“你激起了他對你的仇恨。這仇恨會天天跟著你,像惡狗一樣咬住你(p418)此外,小說中還有對與以上人物截然不同的典型人物湯姆叔叔的生動而真實的描寫。湯姆的主要品德是虔誠、忠誠、真誠�！妒ソ�(jīng)》是他判斷一切善惡是非的最高信條。他對上帝虔誠,對主人忠誠,這當然是他的順從。但他從不向惡勢力低頭,從不犧牲其他奴隸的利益。真誠是他為人的基礎(chǔ)。身處逆境,心寄天國,就是湯姆的全部哲學。“他從來都把修身養(yǎng)性看得重于一切,加之他胸懷坦蕩,品德高尚,同輩之人沒有一個能跟他相比。”(p31)他最擅長于祈禱。“他的祈禱直達上蒼。”因為“《圣經(jīng)》的語言滲透于他的心靈,成為他身心的一部分,從而不假思索,便脫口而出。”(p31)當他實在無奈時,就不得不求助于先知般的說教。于是當他第一次被賣掉,他的太太克勞大嬸聲淚俱下地控訴兇殘的奴隸販子時,湯姆仍然以蔑視他們靈魂的方式,求得超脫:“我寧愿被賣掉一萬次也不愿像那個可憐的家伙,有永遠還不清的孽債。”(p58)湯姆不僅甘愿像耶穌基督那樣承受一切人間苦難,他還相信他領(lǐng)受了上帝給他的使命。他說:“我們?yōu)樯系鄣淖用褡鍪?就是為上帝做事。”(p337)當然最大的助人就是不當奴隸主的幫兇。當惡魔勒格里要湯姆去替他鞭打一個女奴時,他說:“老爺,你要殺就殺,可是要我動手打人,那萬萬不能—我寧死也不干!”(p391)這個平日溫言溫語、態(tài)度恭謙的老奴終于表達了寧死不屈的反抗,也就真正招來了殺身之禍。但他不怕死,而“怕的是作孽這件事本身”(p395)。當然,勒格里感到又驚,又急,又氣,一陣陣的鞭打腳踢,使湯姆遍體鱗傷�？墒撬�毫無懼色,淚血交流地仰天長呼“:我的靈魂不屬于你,主人!你沒有買下——你也無法買到!。”(p392)新歷史主義批評者們對待文學文本與歷史文本中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因素的聯(lián)系,側(cè)重于詩意話語的參與。“可以說,新歷史主義者有意識地擺脫有關(guān)歷史的幾成定見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結(jié)論的控制,而希望另辟蹊徑,從前人忽略的東西入手讀出文本的新意,尋求對歷史敘述也是對文學文本的新解釋。”[3](P182)運用新的具有“詩意”的審美觀,正是重新解讀斯托夫人小說的新利器。早先有些批評家認為這本小說說教有余而文學性不足。甚至認為它充滿了政治宣傳。但在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民權(quán)運動之后,人們終于認識到斯托夫人本來就是用道德來推動藝術(shù),說教本是她的詩意般審美觀的重要組成部分。

　　《湯姆叔叔的小屋》曾經(jīng)前后把這部小說讀過三遍的帕麥斯登勛爵非常欣賞此書表現(xiàn)出的“政治家的風度”。作者以獨特的插述夾議形式,將自己的觀點直言不諱地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正是作者的批判立場,能夠幫助讀者緊緊抓住錯綜復(fù)雜的情節(jié)變化,深入了解人物的強烈感情。作者對湯姆的描寫決不是單純提倡“順從的說教”。其實作者的直接說教或者通過人物語言的說教,都是為了讓她的同胞清醒地面對社會急劇變動的危機。這種危機感始于她的童年的記憶。她從小聽到過對《獨立宣言》的宣讀,她的清教徒祖先也將為國家獻身的英雄氣質(zhì)代代傳了下來。她父親對子女們灌輸了卡爾文教的原罪學說和地獄之火的宗教思想,同時又培養(yǎng)了子女們?yōu)檎�義戰(zhàn)勝邪惡的正義感。面臨奴隸制度對整個社會造成的動蕩,作者幾乎是以《舊約》中先知者的方式對全美國人進行直呼,其中有規(guī)勸,有贊揚,有譴責,有警告,“當今世界,各個國家都動蕩不安。一個強有力的影響傳播開來,以排山倒海之勢,如地震般震撼著這個世界。美國安全嗎?..啊,基督的教會,認清時代的征兆吧!”要知道廢奴事業(yè)在1850年的美國還是個不受歡迎的少數(shù)人參

　　與的事業(yè)。大多數(shù)白人認為黑人從本性上說,無論感情、智力和道德水平都是比白人低劣的。斯托夫人通過湯姆叔叔的非暴力反抗的形象來宣揚黑人的高尚人格力量,這已經(jīng)是破天荒的大事。正如評論家丹尼斯·D·奈特指出的那樣,這部作品不僅具有巨大的藝術(shù)感染力,也是重要的歷史文獻。作為歷史文獻,它以無比的感召力極大促進了美國19世紀中葉那場最終導(dǎo)致內(nèi)戰(zhàn)的廢奴運動。難怪林肯總統(tǒng)贊美她是“寫了一本書而釀成這場大戰(zhàn)的小婦人”。就是這本偉大的宣言書,使斯托夫人在左右美國社會的歷史進程方面和樹立社會時尚方面,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此外,著名女權(quán)運動評論家瓊·湯普金斯在其有影響的論著中指出,它是一個以母愛拯救世界的故事,一個置于傳道與政治之間的計劃。它既編撰又試圖構(gòu)筑其時代的價值。而另一位評論家瓊·費根·耶林指出:“小說中奴隸制問題和女性政治上的無權(quán)問題最終是不可分割來看的。”[4](P91)早在19世紀中葉女權(quán)主義就被斯托夫人在《湯姆叔叔的小屋》中伴隨著種族問題而同時展現(xiàn),無疑有極大的創(chuàng)新和開拓意義。而將文學作為某種歷史的實踐加以關(guān)注,注意文學在當時歷史條件中的“社會效應(yīng)”,正是多利莫爾新歷史主義探討的特點[5]。的確,小說是用雙線平行的結(jié)構(gòu)來表現(xiàn)主題,闡述作者的社會理想的。它一方面細針密鏤地刻畫了富有早期清教徒犧牲精神的圣徒湯姆的悲慘經(jīng)歷,另一方面又敘述了女奴伊麗莎和她丈夫喬治經(jīng)歷千辛萬苦,勇敢機智地掙脫了奴隸鎖鏈,終于獲得自由的浪漫而具有激情的故事。顯然,第二條線索呈現(xiàn)出具體而微的烏托邦理念。作者的思想傾向是:基督博愛的理想要通過日常生活來實現(xiàn)。其犧牲原則不在于受苦受難,而在于母愛。她強調(diào)家庭是一切有意義的活動中心。整個世界靠女人具有強大感召力的母愛來統(tǒng)治。女人代表了上帝和理想。當然,它主要是以白人家庭為核心的。因為當時作為奴隸主的白人主婦也并沒有真正的政治發(fā)言權(quán)。但在一個參議員的家中卻出現(xiàn)了驚心動魄的一幕。參議員伯德夫人非常痛恨丈夫在州參議會倡導(dǎo)通過了嚴懲奴隸逃亡的法令。她痛罵她的丈夫:“你真不害臊,約翰!..這是一條可恥、惡毒、可恨的法令,我一有機會就要違背它。我希望有這樣一個機會,我會有這樣一個機會的!”(p85)正是在她得知女奴伊麗莎深夜抱著孩子冒死踏著碎裂的冰塊渡河逃生的故事后,說服參議員伯德本人親自駕車將她們母子送到了安全的地方。伯德夫人的義舉并不完全出于教養(yǎng)和良心。因為身處絕境的伊麗莎出于母愛的沖動,直接向她提出了一個具有普遍情感的問題:“你可曾失去過孩子?”它“簡直像一把利刃戳向她新的傷口。因為一個月前,這個家庭剛剛埋葬了他們親愛的孩子。”(p90)當她以切身之痛的憐憫之心去幫助伊麗莎母子時,作者贊嘆道:“這個世界上有這樣一些有福之人,他們的痛苦化作他人的歡樂,他們在塵世上的希望與許多淚水一起埋進墳?zāi)?變成了種子,長成了花朵,醫(yī)治和撫慰著孤苦伶仃的和受苦受難的人們。這些人之中就有這位坐在燈下黯然垂淚的孱弱女人,她正為那個無家可歸的流浪者收拾她亡兒的念物。”(p95)母愛和女權(quán),本質(zhì)上是人權(quán)問題。女黑奴的結(jié)婚、生育、養(yǎng)育和子女受教育權(quán)都是基本人權(quán)的最敏感部分。斯托夫人就這些問題提出了辛辣的揭露。奴隸主可以通過奴隸販子“把吃奶的娃娃從母親懷里奪走”,又“把丈夫和妻子活活拆散”。這集中表現(xiàn)在女奴伊麗莎和凱茜的故事中。伊麗莎本來已經(jīng)嫁給了一個聰明、有才干的第一代混血青年喬治·哈里,可是他屬于另一個奴隸主。兩個奴隸主之間有仇見,他們的婚姻也因此遭受危機。喬治哭喪著臉對伊麗莎說:“只要他存心把我們兩個拆散,我就別想保全自己的妻子。”(p19)而凱茜的命運更悲慘。她被多次出賣。她和第一個男人生的兩個漂亮的孩子也被第二個男人強行出賣了。后來她和第三個男人又生下一個可愛的男孩。可她被迫做出了一個沉重的決定:“我決不讓我的孩子長大成人。”“在那小家伙兩歲的時候,我把他抱在懷里,親吻他,俯在他身上哭泣,然后我給他喂了鴉片,緊緊摟著他,直到他長眠不醒。”“可憐的孩子,除了死,我還能給他什么更好的東西呢?”因此,她感到“好像我一個人的苦難就足以叫一個城市沉沒。”于是,她癡心地祈求:“在最后審判的一天,我將站立在上帝面前,控訴那些摧殘我和我的女兒的肉體和靈魂的人。”(p402)因而,當我們以新歷史主義的視角來重新解讀斯托夫人的偉大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的時候,我們才有可能更為立體而全面地理解和把握這本偉大的小說。相反,我們也可以通過這本小說的解讀,對新歷史主義所謂“歷史即文本”和“文本即歷史”的論述有一個具體和生動的理解。

　　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的出版量曾在歷史上創(chuàng)下高峰。它所宣泄的社會改革的使命感,使它毋容置疑地參與到了歷史的建構(gòu)和進展。把握它的文學幻想之時,就進入了非文學的政治現(xiàn)實操作之中。這就是新歷史主義的文學批評觀念所追求的文學實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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