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偉大領袖毛澤東曾提出了很多有見地性的思想觀點和創(chuàng)新性的見解,比如社會主義可以發(fā)展商品經濟等,重視價值規(guī)律的調節(jié)作用等。這些思想觀點都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也是偉大領導人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偉大領袖毛澤東曾提出了很多有見地性的思想觀點和創(chuàng)新性的見解,比如社會主義可以發(fā)展商品經濟等,重視價值規(guī)律的調節(jié)作用等。這些思想觀點都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也是偉大領導人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思想基礎。
關鍵詞:毛澤東,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探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不照抄照搬別國模式,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fā),走自己的路。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思想觀點,就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可貴探索。
一、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探索背景
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滅亡后的未來社會沒有進行專門的研究,只是在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時候,對未來社會的一些特征進行了描述,他們認為,商品生產是與社會分工和私有制聯(lián)系在一起的。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未來社會的設想,在未來的社會制度下,資本主義私有制被消滅了,社會實行了公有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等現(xiàn)象也隨之消亡。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指出:“在一個集體的、以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社會里,生產者并不交換自己的產品;耗費在產品生產上的勞動,在這里也不表現(xiàn)為這些產品的價值,不表現(xiàn)為它們所具有的某種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為總勞動的構成部分存在著。”
因此,馬克思認為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存在商品貨幣關系的,當然也不存在商品和商品經濟。同樣,恩格斯也認為未來社會是不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指出:“社會一旦占有生產資料并且以直接社會化的形式把它們應用于生產,每一個人的勞動,無論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從一開始就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那時,一件產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勞動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徑加以確定;日常的經驗就直接顯示出這件產品平均需要多少數(shù)量的社會勞動。”“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tǒng)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tài)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
由此可見,在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未來社會里是不存在商品經濟的,未來的社會實行按勞分配,實行對生產的計劃調節(jié)。正如馬克思所說,“如果我們設想一個社會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共產主義社會”,“問題就簡單地歸結為:社會必須預先計算好,能把多少勞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用在這樣的一些產業(yè)部門而不致受任何損害”。列寧最早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進行成功探索和肯定。在早期,列寧也認為社會主義就是要消滅商品經濟,在1918年俄國實施戰(zhàn)時共產主義政策之前,列寧雖然認為俄國的經濟建設道路應該跟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設想不同,但他的思維大多數(shù)時候還是局限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未來社會的設想上,認為社會主義是不存在商品經濟的。列寧指出:“至于社會主義,那么大家知道,它就是消滅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就是消滅商品經濟,只要仍然有交換,那談什么社會主義是可笑的”。
后來,面對1920年俄國國民經濟急劇惡化、群眾普遍不滿的狀況,列寧果斷地實施了新經濟政策,這標志著他對商品經濟的認識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會議上,列寧闡述了恢復商品貨幣的必要性,第一次提出了社會主義與商品生產的關系這一問題。新經濟政策的基本精神就是恢復和發(fā)展商品生產,對此,列寧說:“在農民和工人之間,即在農業(yè)和工業(yè)之間,除了交換,除了商業(yè)以外,就不可能有別的經濟聯(lián)系,問題的實質就在這里。”列寧的商品經濟思想雖然是從新經濟政策現(xiàn)實需要出發(fā)的,但其意義十分重大,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經濟理論奠定了基礎。正如列寧自己所說:“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
實踐也證明列寧這一思想的正確性。新經濟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蘇維埃俄國保持了近十年的經濟增長,并逐漸恢復和發(fā)展了國民經濟。但是,從總體上看,列寧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認識并不全面。在斯大林執(zhí)政時期,他肯定了社會主義條件下發(fā)展商品生產的必要性,分析了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區(qū)別。斯大林說:“現(xiàn)今在我國,存在著社會主義生產的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國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種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體農莊形式。在國家企業(yè)中,生產資料和產品是全民的財產,在集體農莊這種企業(yè)中,雖然生產資料(土地、機器)也屬于國家,可是產品卻是各個集體農莊的財產。”
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兩種形式,就必然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生產是一種特殊的商品生產,是為社會主義生產服務的。他說:“我國的商品生產是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根本不同的。”這就區(qū)分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的不同。但是在他的思想深處,仍然是把商品經濟看作是和社會主義不相容的,還沒有擺脫商品經濟和計劃經濟相對立的思想觀念。同時,他雖然初步認識到價值規(guī)律的調節(jié)作用,但認為價值規(guī)律只是在流通領域里起調節(jié)作用,在生產領域內只起影響作用。斯大林這些觀點,在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都有深刻的影響。
毛澤東總結了蘇聯(lián)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fā),對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經濟進行了可貴的探索。早在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就指出要以蘇聯(lián)為戒,提出了要按照等價交換原則,進行工農產品交換的觀點。由此可見,毛澤東已經意識到了工農之間的經濟聯(lián)系還是要通過商品交換來進行的。1958年,在“大躍進”運動中,針對國內出現(xiàn)的一些否定商品、貨幣,主張取消商品生產,直接過渡到產品經濟的錯誤傾向,毛澤東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一系列重要思想。這些閃光的思想,緊密結合中國實際,發(fā)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商品經濟理論,集中代表了我國第一代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探索的最高水平,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推向了一個新階段,對當時的社會主義建設也發(fā)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發(fā)展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意義。
二、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探索成果
在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具體實踐有機結合起來,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一系列閃光性的思想觀點和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見解,形成了他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探索成果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1.社會主義社會要重視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
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后,需不需要發(fā)展商品生產?對此問題,毛澤東在很多場合都明確地指出,社會主義條件下發(fā)展商品經濟具有客觀必然性。這方面的觀點主要有:第一,社會主義發(fā)展商品生產是與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水平密切相關的。毛澤東多次指出,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大國,但同時又是個經濟落后的窮國,工農業(yè)不發(fā)達,科學技術水平低,人口眾多,農業(yè)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以上。他多次用“一窮二白”來比喻中國的國情,要求從這個實際出發(fā)來制定各項政策。
1958年,我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興起后,在農村刮起了“共產風”,搞“一平二調”,“許多人避而不談商品和商業(yè)問題,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產主義似的”[11]。毛澤東說:“現(xiàn)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fā)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qū)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12]1958年11月,在中央召開的鄭州會議上,毛澤東批駁了陳伯達等要求在現(xiàn)階段就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的錯誤主張,指出“廢除商業(yè),實行產品調撥,這就是剝奪農民,只會使臺灣高興”[13]。
1959年底,他在《讀斯大林(蘇聯(lián)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談話》中強調,商品生產的命運最終和社會生產力水平有密切關系。因此,即使是過渡到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如果產品還不很豐富,某些范圍內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仍然有可能存在。新中國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低,必須在一段時間內大力發(fā)展商品經濟。毛澤東指出,“我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fā)達的國家,比印度、巴西等國家還落后”,“需要有一個發(fā)展商品生產的階段”[14],“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15]。
因此,毛澤東認為不能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要利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為社會主義服務。可見,毛澤東已經注意到了“中國是商品經濟不發(fā)達的國家”這個事實,明確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fā)展商品生產的必要性。第二,社會主義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經濟形式,需要發(fā)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毛澤東指出:“只要存在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是極其必要、極其有用的。”[16]同時,他還補充道:“兩種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產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產的命運最終和社會生產力水平有密切關系。因此,即使是過渡到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如果產品還不很豐富,某些范圍內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仍然有可能存在。”
因為在兩種不同的所有制中,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經濟利益主體,他們之間的利益關系不能采取無償調撥和平均主義的方法,只有通過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形式才能實現(xiàn)他們的利益差別。第三,鞏固工農聯(lián)盟需要發(fā)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作用主要是從鞏固工農聯(lián)盟、調動農民積極性的角度來考慮的。他認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問題的實質是無產階級對農民應該采取什么態(tài)度的問題。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實質上就是在剝奪農民。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談到關于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問題時指出,“蘇聯(lián)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lián)的那種政策”[18],“工農業(yè)品的交換,我們是采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者近乎于等價交換的政策”[19]。
這里,毛澤東提出了不能剝奪農民,必須按照等價交換原則進行工農業(yè)產品交換的觀點。他認為,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前,我們利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來團結農民,現(xiàn)在,我們還要利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來團結農民。對農民不能無償?shù)貏儕Z,必須經過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來引導和調動農民發(fā)展社會生產的積極性,使農民逐步富裕起來。可見,在毛澤東的思想中,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是城鄉(xiāng)之間、工農之間進行經濟聯(lián)系的形式,發(fā)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是鞏固工農聯(lián)盟的需要。
第四,發(fā)展商品經濟是發(fā)展生產繁榮經濟的需要。毛澤東認為,只有大力發(fā)展生產,才能繁榮社會主義經濟,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1956年12月,他在同黃炎培等人的談話中強調,地下工廠、地下商店的存在,是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fā)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20],“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21]。并進一步指出,“現(xiàn)在國營、合營企業(yè)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私人可以開廠”[22],“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23]。他在《九省市農業(yè)協(xié)作會議后的指示》中說,目前不能鄙視交換,鄙視商品生產,對當前經濟發(fā)展是不利的。同年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他指出,不發(fā)展商品交換,生活不可能富裕。要提倡每一個公社生產商品,不要忌諱“商品”這兩個字。
2.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不僅包括生活資料也包括生產資料。
斯大林最早限定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包括的范圍,“它的活動范圍僅限于個人消費品”。在《蘇聯(lián)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斯大林認為,不能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產資料列入商品的范疇,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它僅保持著商品的外殼(計價)等。這種觀點在蘇聯(lián)經濟理論界流行了很長時間。而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活動范圍進行了開創(chuàng)性的探索,他指出:斯大林說,蘇聯(lián)的“特種的商品生產”的活動范圍“只限于個人消費品”。這是很不妥當?shù)。它的活動范圍不限于個人消費品,在我國,有些生產資料,例如拖拉機等生產資料是屬于商品的[24]。
毛澤東認為,生產資料既是商品又不是商品。他說,我們不僅把拖拉機等農業(yè)生產資料賣給公社,而且為了公社辦工業(yè),把一部分工業(yè)生產資料賣給公社。這些產品都是商品。他明確指出:“限于個人消費品嗎?不,在我國,農業(yè)和手工業(yè)生產工具也是商品。”[25]“在我們這里,很大一部分生產資料不是商品,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圍內調撥的產品。也有一部分生產資料是商品,我們不僅把拖拉機等農業(yè)生產資料賣給公社,而且為了公社辦工業(yè),把一部分工業(yè)生產資料賣給公社。這些產品,都是商品。國家賣給人民公社以后,它的所有權轉讓了,而且在公社與公社之間,還可以轉讓這些產品的所有權”[26]。由此可見,毛澤東認為部分生產資料也是商品。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贊成把商品的范圍擴大,不僅是生活資料,而且包括生產資料。因為,“生產資料歸根到底是制造生活資料的”。
毛澤東的這些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思想觀點突破了社會主義商品活動的范圍,把商品從個人消費品擴大到部分生產資料,這是一個偉大的探索和貢獻。
3.發(fā)展商品生產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可以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針對當時國內外經濟理論和政治理論都把商品經濟視為資本主義專有物的趨勢,以及當時黨內相當一部分人把發(fā)展商品生產等同于發(fā)展資本主義,主張取消商品生產的論調,毛澤東批評這些人“沒有分清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本質區(qū)別”。他認為,商品經濟本身不具有社會屬性,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fā)展商品生產不會導致資本主義。毛澤東說:“我國現(xiàn)在的情況是,已經把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變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經把資本家從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中排擠出去,現(xiàn)在在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領域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是國家和人民公社,這同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質差別的。”
他明確指出,“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么怕商品?無非是怕資本主義,F(xiàn)在是國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資本主義,怕商品生產做什么?我國還沒有資本家剝削工人?沒有了,為什么怕呢?”[28],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商品生產是一種歷史現(xiàn)象,不但資本主義社會有,封建社會、奴隸社會也有。“商品生產從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當時有了商品生產的意思”[29]。“奴隸時代商品生產并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30],封建社會中的商品生產才“孕育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商品生產,要看它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lián)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lián)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lián)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31]。
顯然,毛澤東的這些觀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嶄新思想,富有積極的創(chuàng)新意義,對于我們進一步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區(qū)別,有著重要的啟示。
4.社會主義條件下價值規(guī)律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在斯大林執(zhí)政時期,他雖然提出了價值規(guī)律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是客觀存在的,但他認為價值規(guī)律只是在流通領域有調節(jié)作用,在生產中是沒有調節(jié)作用的。毛澤東不贊同這一觀點,認為我國還存在商品生產,價值法則還起作用,價值規(guī)律“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不可能”[32]。
毛澤東還把價值規(guī)律上升到鞏固我國工農聯(lián)盟和建設社會主義成功與否的高度來認識,這是斯大林所沒有達到的。1958年,我國刮起了“大躍進”之風,針對理論界有人主張立即取消商品、貨幣和商業(yè),實行產品調撥,否定價值規(guī)律作用的情況,毛澤東首先從理論上否定了這些觀點,指出:“現(xiàn)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33]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指出:“所有的經濟單位(包括國營企業(yè)和集體企業(yè)),都要利用價值規(guī)律,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斷地改善經營管理工作,合理地進行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以利于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
并在會議上強調,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不僅存在于公社內部,也存在于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之間,實際上生產資料各部門之間也有價值法則作用,它是客觀存在的經濟法則,我們對商品只能實行等價交換,不能實行無償占有。違反了這一點,終究是不行的。價值規(guī)律在社會主義時期是一個不能違反的經濟法則,違反了它,就是無償?shù)卣加袆e人的勞動成果。在社與隊、隊與隊、社與國家之間,在經濟上只能是買賣關系,必須遵守等價交換原則,“共產風”的實質就是根本否定價值法則和等價交換,無論什么單位之間,都是買賣關系,他們之間的所有生意活動都必須以價值規(guī)律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不能無償調撥,無償占有?梢,這一時期,毛澤東把價值規(guī)律看作是商品生產必須遵守的客觀規(guī)律,看作是教育干部群眾,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強大思想武器。只有正確利用這個規(guī)律,才能搞好社會主義的經營管理,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
三、結論
黨的十八大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在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chuàng)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chuàng)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和物質基礎。其中,包括毛澤東關于發(fā)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在內的毛澤東思想,就是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并取得偉大成果的集中表現(xiàn)。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發(fā)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許多閃光思想和見解,對于今天我們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重要的啟示和指導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在豐富和完善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新發(fā)展,與毛澤東思想在內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傊,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中的正確成分,是一個博大精深的科學體系,是構成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留給我們的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應該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實踐中認真地加以研究和繼承。要根據(jù)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面臨的新形勢、新情況、新任務,與時俱進地不斷發(fā)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以永葆毛澤東思想的生命力,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推向新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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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論、歷史和現(xiàn)實的結合上研究和宣傳毛澤東思想,著重研究和宣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毛澤東思想的新發(fā)展(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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