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自 2000 年我國開展首例東陽-義烏水權交易實踐以來,我國水權分配研究不斷深化,水權分配制度體系日趨成熟,水權市場不斷完善。 利用 CiteSpace 可視化軟件,綜合分析 CNKI(中國知網(wǎng))數(shù)據(jù)庫 20002020 年 730 篇關于水權分配研究的期刊文獻,系統(tǒng)梳理水權分配研
摘 要:自 2000 年我國開展首例東陽-義烏水權交易實踐以來,我國水權分配研究不斷深化,水權分配制度體系日趨成熟,水權市場不斷完善。 利用 CiteSpace 可視化軟件,綜合分析 CNKI(中國知網(wǎng))數(shù)據(jù)庫 2000—2020 年 730 篇關于水權分配研究的期刊文獻,系統(tǒng)梳理水權分配研究的文獻特征和前沿熱點,包括高校和研究機構分布、學者合作特征、研究熱點分析,并對我國水權分配研究階段進行合理劃分,明晰我國水權分配研究現(xiàn)狀。 研究表明:水權分配研究探索期(2000—2006 年)以初始水權分配為主、水權交易為輔,強調政府主導,研究熱點為初始水權分配原則與分配模式;水權分配研究成長期(2007—2014 年)突出初始水權分配與水權交易并重,強調政府與市場兩手發(fā)力,研究熱點為初始水權分配機制與水權交易模式;水權分配研究發(fā)展期(2015—2020 年)以水權交易為主、初始水權分配為輔,強調由政府主導轉為市場導向,研究熱點為多元化水權交易模式與優(yōu)化初始水權分配模式。
關鍵詞:水權分配;水權交易;初始水權;CiteSpace 可視化軟件
1 引 言
為應對嚴峻的水資源與水環(huán)境問題挑戰(zhàn),自 2000年以來,我國持續(xù)深入開展適應中國國情的水權制度體系研究。 2005 年國務院將國家水權制度建設作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內容;2011 年中共中央 1 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水利改革的決定》提出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建立了水資源管理“三條紅線”和“四項制度”,推進水權制度建設;“十二五”和“十三五”時期,國務院先后出臺了《關于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意見》 《關于開展水權試點工作的通知》《水權交易管理暫行辦法》等政策文件。 水權分配作為國家水權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是完善水資源合理配置與高效利用體系、水資源保護與河湖健康保障體系的有效途徑,在水利界和學術界引起了強烈反響,成為新興的研究熱點。隨著科學知識圖譜的不斷完善,基于 CiteSpace 的文獻計量可視化分析在不同學科得到廣泛應用[1-3]。
通過文獻梳理可知,目前鮮有學者對水權分配研究進行文獻計量可視化分析。 為此,依據(jù)我國水權分配研究成果,借助 CiteSpace 可視化軟件,以 CNKI 核心庫(北大中文核心+CSSCI+CSCD)的 730 篇期刊文獻作為文本,檢索時間為 2000—2020 年,檢索關鍵詞為水權分配,通過系統(tǒng)分析水權分配文獻特征,確定水權分配知識圖譜上的引文節(jié)點文獻和突顯關鍵詞所表征的研究前沿熱點,對我國水權分配研究階段進行合理劃分,明晰我國水權分配研究現(xiàn)狀,以期為深化我國水權分配研究提供參考。
2 水權分配文獻特征分析
2.1 相關高校和研究機構分布
高校與研究機構的發(fā)文量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在水權分配研究領域的實力。 針對我國水權分配研究情況,統(tǒng)計了 2000—2020 年高校與研究機構在 CNKI核心庫(北大中文核心+CSSCI+CSCD)的年發(fā)文量。
2000—2006 年水權分配研究文獻的數(shù)量增長迅速,并于 2006 年達到巔峰,隨后回落,并逐步趨于平穩(wěn)。 運用 CiteSpace 可視化分析軟件,得到排序前十的高校與研究機構發(fā)文量、高校和研究機構合作的共現(xiàn)圖譜。河海大學商學院在水權分配研究領域的實力最強,其發(fā)文量占比高達 40.26%;武漢大學水資源與水電工程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河海大學水文水資源與水利工程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實力較強,其發(fā)文量占比分別為 11.04%、9.10%。節(jié)點和字號大小與發(fā)文量成正相關關系,連線則體現(xiàn)了不同高校和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關系(連線越粗則說明合作越緊密,無連線則說明沒有合作關系)。
河海大學商學院是水權分配研究領域最核心的研究機構;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河海大學水文水資源與水利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中國水權交易所、武漢大學水資源與水電工程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新疆財經大學統(tǒng)計與信息學院、山東農業(yè)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等是次核心的研究機構;水權分配研究領域形成了 5 個合作較緊密的團體,分別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水利部發(fā)展研究中心-北方工業(yè)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新疆財經大學統(tǒng)計與信息學院-新疆社會經濟統(tǒng)計研究中心、武漢大學水資源與水電工程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流域水循環(huán)模擬與調控國家重點實驗室-清華大學水沙科學與水利水電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華北水利水電大學、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河海大學法學院。
2.2 學者合作特征學術研究合作
有利于促進學者之間的知識交流與共享,實現(xiàn)資源優(yōu)勢互補,提高學者們的水權分配研究成果質量和學術影響力。 應用 CiteSpace 可視化分析軟件,得到我國水權分配研究文獻的學者合作知識圖譜。節(jié)點越大則說明學者發(fā)文量越大,連線越粗則說明學者合作越緊密。 學者之間呈現(xiàn)“大分散、小聚集”合作特征。
首先,2 個學者的緊密合作類型居多,如孫建光-韓桂蘭、吳丹-王亞華、胡繼連-葛顏祥、唐德善-何逢標等,其中孫建光-韓桂蘭的合作最為緊密。 其次,形成了少量的 3 個學者合作的學術團體,分別為吳鳳平-吳丹-陳艷萍、吳鳳平-陳艷萍-周曄、張麗娜-吳鳳平-張陳俊、張文鴿-殷會娟-何宏謀、解建倉-張琛-汪妮。水權分配研究主要聚焦于初始水權分配、水權交易、水權制度、水權市場、水法、可轉讓農業(yè)水權、水權運營、生態(tài)水權等領域,其中吳丹、孫建光、姚金海、田貴良、崔建遠等學者作為第一作者的發(fā)文量達到 10 篇及以上,為我國水權分配的理論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3 水權分配研究熱點分析
3.1 關鍵詞圖譜分析
關鍵詞作為學術論文的精髓,是學者對論文核心內容的精煉,代表文獻的核心議題和研究領域[5],文獻中高頻次出現(xiàn)的關鍵詞可視為該學科領域的研究熱點[6]。 2000—2020 年水權分配研究領域核心文獻的關鍵詞共現(xiàn)網(wǎng)絡圖譜。關鍵詞之間的連線代表兩個關鍵詞出現(xiàn)在同一篇文獻,連線越粗則共現(xiàn)頻次越高;節(jié)點越大、關鍵詞字體越大,則該關鍵詞頻次越高[7]。 關鍵詞的中心性用于測度節(jié)點在網(wǎng)絡中的重要性,若關鍵詞的中心性數(shù)值大于等于 0.1,說明該關鍵詞具有高中心性,在合作網(wǎng)絡中具有重要影響力,出現(xiàn)頻次與中心性數(shù)值均高的關鍵詞在整個知識網(wǎng)絡中的作用尤為關鍵[8]。 節(jié)點“水權”在圖譜中頻次最高、中心性最高、與其他關鍵詞連接線最為密集;“水權交易”“水權制度”“初始水權” “初始水權分配” 等詞具有高頻次和高中心性,成為水權分配研究的核心主題。
3.2 突顯關鍵詞分析
為了將水權分配研究領域中頻次變化率高的突顯關鍵詞(Burst Iterms)從大量的主題詞中探測出來,點擊 CiteSpace 軟 件 中 的 Citation / Frequency burstHistory,得到突顯關鍵詞[9]。2000—2020 年,關鍵詞“初始水權分配”突顯持續(xù)的時間最長(9 a)其次是“可轉讓農用水權”(8 a),再次是“初始水權” “水資源管理” “水權交易”(均為 6 a)。
4 水權分配研究階段劃分
4.1 水權分配研究探索期(2000—2006 年)
2000 年,水利部原部長汪恕誠[10] 提出“流域水資源管理應建立政府宏觀調控、民主協(xié)商、準市場運作和用水戶參與管理的運行機制”,為水權管理制度建設提出了有效的操作路徑。 胡鞍鋼等[11]、胡繼連等[12]提出采用政治協(xié)商機制,加強各方利益相關者的廣泛參與,為我國初始水權分配實踐提供了可行思路。 自此,我國開啟了水權市場制度建設進程,水權分配研究年發(fā)文量持續(xù)快速增長,為建立健全水權市場制度體系提供了重要支撐。
這一階段為水權分配理論研究與實踐起步階段,以初始水權分配研究為主、水權交易為輔,強調政府主導作用,其中初始水權分配研究的熱點包括水權分配原則和水權分配模式。 胡繼連等[12]、沈滿洪[13]、李晶等[14]、黨連文[15]借鑒國際經驗,總結《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等法律法規(guī)以及黃河、大凌河、黑河等流域初始水權分配實踐,對初始水權分配原則達成共識,主要包括生活用水優(yōu)先、保障糧食安全、尊重歷史與現(xiàn)狀、兼顧公平與效率、公平優(yōu)先、可持續(xù)發(fā)展等原則,并以人口分布、耕地面積、用水現(xiàn)狀、產值效益等因素為依據(jù),提出初始水權分配的基本模式,包括人口分配模式、面積分配模式、產值分配模式等。 2000 年,我國開展了首例東陽—義烏水權交易實踐,用水戶可根據(jù)用水效率和節(jié)水成本的差異,將水權進行有償轉讓[16]。
4.2 水權分配研究成長期(2007—2014 年)
這一階段為水權分配理論研究與實踐成長階段,初始水權分配與水權交易研究并重,強調政府與市場兩手發(fā)力。 這一階段,我國先后開展了松遼流域水資源使用權初始分配專題研究,霍林河流域、大凌河流域省(區(qū))際初始水權分配試點工作,長江流域省際典型河流、塔里木河、石羊河等流域初始水權分配實踐持續(xù)推進,以完善初始水權分配原則,積極探索初始水權分配模式。 如王浩等[17]提出將留有余量原則、生態(tài)用水保障原則納入分配原則框架中,形成了更為完善的分配原則框架體系。
夏朋等[18]、王慧敏等[19]、李秀明等[20]、吳丹[21]、尹明萬等[22] 將節(jié)水激勵機制引入初始水權分配實踐,并提出在初始水權分配過程中嵌入?yún)f(xié)商、研討、博弈等機制,以優(yōu)化初始水權分配模式,完善水權分配制度。2012 年,國務院發(fā)布了《關于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意見》,明確了水資源管理“三條紅線”,積極培育水市場。 我國政府管理部門與學術界將初始水權分配與水權交易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作為研究熱點共同推進,如竇明等[23]、張麗娜等[24]、王婷等[25] 構建了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下的水權理論框架。 2014年,水利部印發(fā)《關于開展水權試點工作的通知》,選取寧夏、江西、湖北、內蒙古、河南、甘肅、廣東 7 個省(區(qū)),開展水權交易試點,試點內容包括水資源使用權確權登記、水權交易流轉和開展水權制度建設。 通過水權交易實踐,主要形成了“商品水” “水票制” “取水許可證”“水銀行”4 種形式的水權交易模式[26-27]。
4.3 水權分配研究發(fā)展期(2015—2020 年)
這一階段為水權分配理論研究與實踐發(fā)展階段,以水權交易研究為主、初始水權分配為輔,強調由政府主導轉為市場導向,中國水權交易所正式運營。 該階段關于水權制度建設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多,一方面,提出了多元化水權交易模式,如賈丹等[28] 提出了海水淡化水直接進入市政管網(wǎng)模式、海水淡化水直接賣給用戶模式、海水淡化水自用后銷售模式、海水淡化水置換水權用于扶持重點產業(yè) 4 種水權交易模式;王寅等[29]將合同節(jié)水管理與水權交易相結合,提出了“先節(jié)水后交易”“先預售后節(jié)水”2 種交易模式以及收儲直銷與委托代銷 2 種交易類型;張建斌等[30] 提出了“以質易量”水權交易模式,即工業(yè)企業(yè)投資水污染治理工程置換水量,以緩解水質性缺水。
另一方面,優(yōu)化初始水權分配模式,如張玲玲等[31]、吳丹等[32] 提出了雙控行動下流域初始水權分配與用水結構調控策略,張麗娜等[33]開展了流域水資源消耗結構與產業(yè)結構高級化適配性研究。我國現(xiàn)有的水權分配思路和分配框架為水權分配實踐起到了良好的指導作用。 水權分配實踐已逐步實現(xiàn)從基于政府主導的初始水權分配向基于市場導向的水權交易轉變。 現(xiàn)有的初始水權分配主要是按照省—市—縣層級結構將初始水權一分到底,最終分配到行業(yè)(部門)、灌區(qū)、用水戶協(xié)會或取水戶,這種分配模式基本沒有考慮現(xiàn)實中高昂的交易成本因素。 如何進一步優(yōu)化初始水權分配模式,強化初始水權分配實踐的可操作性,提高初始水權與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的適配性,仍有待深化研究。
5 結 論
水權分配研究作為我國水資源管理領域的研究熱點,已持續(xù) 20 多年。 研究表明:①水權分配研究文獻數(shù)量受國家水利政策的影響較大,目前高校和研究機構、學者合作均呈現(xiàn)“大分散、小聚集”特征,河海大學商學院是水權分配研究領域作出最大貢獻的代表性研究機構;②水權分配研究主要聚焦于初始水權分配、水權交易、水權制度、水權市場、水法、可轉讓農業(yè)水權、水權運營、生態(tài)水權等領域,塔里木河流域、黑河流域、黃河流域和石羊河流域是我國水權分配備受關注的流域,吳丹、孫建光、姚金海、田貴良、崔建遠等學者為我國水權分配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做出了重要貢獻;③初始水權分配、水市場、水權制度、水資源管理、水權轉讓、農業(yè)水權、水權轉換等是近 10 a 來的熱點詞;④我國水權分配實踐已從基于政府主導的初始水權分配向基于市場導向的水權交易轉變,水權交易、土地流轉、農用水權、農業(yè)用水配置是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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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期刊《人民黃河》第 44 卷第 7 期
作者信息:吳 丹1,向筱茜1,冀晨輝2(1.北方工業(yè)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北京 100144; 2.倫敦帝國理工學院 數(shù)學系,倫敦 SW7 2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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