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明清之際的王隼，是小一代遺民中的代表人物，其一生包括隨父隱居逃禪儒隱三個階段。明清鼎革之際，他無法接受以入仕新朝的方式來實現(xiàn)用世之志，因而悲憤地選擇了逃禪。而立之年前后，王隼結(jié)束了逃禪生涯，筑廬隱居，以著述為業(yè);從這個時期所作詩文來看
摘要：明清之際的王隼，是“小一代遺民”中的代表人物，其一生包括“隨父隱居—逃禪—儒隱”三個階段。明清鼎革之際，他無法接受以入仕新朝的方式來實現(xiàn)用世之志，因而悲憤地選擇了“逃禪”。而立之年前后，王隼結(jié)束了“逃禪”生涯，筑廬隱居，以著述為業(yè);從這個時期所作詩文來看，其矢志“立言”，是在“用世之志”與“遺民操守”兩種矛盾之間所做的抉擇，即通過著書立說，主動承擔(dān)起士大夫的文化責(zé)任。在“遺民之子”王隼那里，無論是用世之志，還是遺民心態(tài)，都是高度自覺的，而不能簡單歸因于某種外在因素的影響。
關(guān)鍵詞：遺民之子,王隼,逃禪,立言,用世之志
王隼(1644-1700年)，自號蒲衣，廣東番禺人。一度棄家“逃禪”，僧名古翼，字輔曇。卒年五十七歲①，私謚清逸。②其父王邦畿嘗仕南明紹武、永歷二朝，為清初著名遺民。王隼承繼父志，堅守遺民氣節(jié)，父子二人俱入《清史列傳》。縱覽王隼的一生，可分為“隨父隱居—‘逃禪’—儒隱”三個階段，而傳統(tǒng)士大夫的“用世”志向貫穿了王隼的生命始終。
然而，一個胸懷用世之志的人何以選擇了“逃禪”?何以最終以“立言”作為人生歸宿?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正是本文的宗旨所在，而“遺民之子”王隼的特殊性亦由此可見。③1一個胸懷用世之志的人何以選擇了“逃禪”在清初士大夫群體中，“逃禪”是一種較為常見的遺民行徑。按照動機的差異，可分為被迫與主動兩種情況。士人被迫逃于禪者，其一是為了躲避戰(zhàn)亂，保全性命。如1650年清軍破廣州和桂林，永歷政權(quán)潰敗，大批士人于此前后“逃禪”為僧。其二是為了躲避禍患，保全志節(jié)。
如1647年廣州“剃發(fā)易服”令下：“金錢鼠尾，乃新朝之雅制;峨冠博帶，實亡國之陋規(guī)。”[1]375一時間，逃于禪者不可勝數(shù)。士人主動逃于禪者，又可分為兩種不同類型，其一是“有所待”的“逃禪”。如屈大均的四處奔走，系別有復(fù)明之心。其二則是內(nèi)心痛苦之下，選擇皈依佛門以尋求解脫。④王隼之“逃禪”屬于最后一種情況，是他的主動選擇。據(jù)《(乾隆)番禺縣志》記載：“(王隼)年二十，父沒，終服，棄家，入丹霞為僧……未幾，入匡廬……乃歸，時年二十七矣。”[2]
7與筆者所見諸種記載大體吻合。⑤于時間點上來看，王隼“逃禪”之年，清朝既已定鼎，戰(zhàn)事平息。隨著“復(fù)明”希望愈加渺茫，對早先“逃禪”的士大夫群體而言，此時的大趨勢恰好是返儒。⑥據(jù)此，可以大體排除王隼“逃禪”是出于避亂與“圖謀復(fù)明”兩種動機的可能性。從朋友、妻子的反應(yīng)來看，王隼因避禍而“逃禪”的可能性也不大。
陳恭尹《寄送蒲衣自丹霞之福州》詩中，有“發(fā)心初不與人言，二十辭家事世尊”[3]384之句，表明王隼的“逃禪”是毫無征兆的突然舉動。曾經(jīng)胸懷“復(fù)明”抱負(fù)而“逃禪”的屈大均，在《寄王蒲衣》詩中道：“袈裟豈得留高士，岣嶁何如在故園?紫水歸人方咫尺，玉臺巾好且相存。”[4]
842也認(rèn)為王隼的此舉是沒有必要的，委婉地勸他返回家鄉(xiāng)。王隼選擇“逃禪”，其內(nèi)心是痛苦的，目的是為了尋求解脫。從王隼的詩文來看，痛苦的根源是其心懷用世之志，卻又不能夠放下自己的遺民身份而出仕新朝。王隼自幼年起，就有著十分強烈的用世理想。他曾這樣回憶自己青少年時期的志向：“昔余十五誦詩書，志回桀紂為唐虞”[5]489“昔年十五二十時，一心□□□□□，日日摩挲七寶刀，醉倒屠門歌督護(hù)。”⑦
“桀紂”與“唐虞”，不管是針對“盛世”與“亂世”，還是針對“明統(tǒng)”與“清統(tǒng)”，都反映出士大夫家庭出身的王隼，雖然并未參加科舉考試取得“士”的政治身份，但其內(nèi)心卻以士大夫的文化身份自居，主動承擔(dān)起士人“立功、立德、立言”的責(zé)任，匡扶道統(tǒng)，立功社稷。然而，在明清易代之際，王隼的志向得以實現(xiàn)的環(huán)境不復(fù)存在。
王隼“逃禪”入匡廬前后，所作詩賦中抑郁不自得的心態(tài)，表現(xiàn)得異常強烈。王隼初入匡廬之時，作有《己酉仲春由雄州入晉安秋歸廬岳紀(jì)途中經(jīng)歷寄梁藥亭先輩陳元孝金吾一百韻》一詩，所涉心跡頗為復(fù)雜。一種是亡國之痛：“戴天痛豈消?國士知難展。恩讎自古今，歲月忽荏苒。”[5]486追悼故國之余，也透露著詩人對自身仕途斷絕的清醒認(rèn)識。另一種是對“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現(xiàn)實的哀嘆：“菉葹哂蕙蘭，鴟鴉笑鳳鶠”[5]486“臺無黃金筑，市多駿骨賤”[5]486等，都表現(xiàn)了詩人對自身懷抱難以施展的不滿。
2在矢志“立言”的背后
而立之年前后，王隼結(jié)束了自己的“逃禪”生涯，與妻子筑廬偕隱，日以著書為業(yè)。從這個時期所作詩文來看，王隼入仕志向逐漸淡化，與清統(tǒng)的對立緊張情緒也隨之有所減緩。最直觀的表現(xiàn)是，王隼對隱居的閑逸生活看來頗為享受。“賴有同心人，于焉成小筑。柴門不在廣，取容杼與軸;方池不在深，取濯纓與足。兒童解我意，繞砌栽黃菊;老妻適我情，甕中酒長熟。芰荷制吾衣，薇蕨充吾腹�；木訜o四鄰，空山靜耳目。草草百年身，聊以全吾璞。”[5]
483其間所展示的生活場景，與陶潛《五柳先生傳》極為相似，可見王隼亦是以陶潛等高士為生活上的榜樣。談到屈原的殉國行為時，王隼并沒有加以稱頌，而是議論道：“既笑汨羅沉，又哂馬革里。安心草澤間，繁憂吾能鎖”[5]482，出人意料地表達(dá)了一種相左的看法。與此同時，王隼開始與仕清官員交游。王隼后半生基本上足不出嶺南，所交游者多為入粵官員，主要有王士禛、趙執(zhí)信瑏瑡、尹瀾柱、王煐、樊崑來、陳大章、孔樵嵐等人，為數(shù)不少，標(biāo)志著其與清朝政權(quán)之間的隔閡正在逐漸消泯。不過，這種交游主要是建立在雙方對嶺南文化和漢族文化一致認(rèn)同的基礎(chǔ)上。
王士禛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冬奉詔赴南海祭南海神廟，在粵地逗留長達(dá)四個多月。其間，受到了嶺南遺民群體的熱情款待，王隼也在此期間與王士禛訂交。王士禛有《與元孝翁山蒲衣方回王顧諸子集光孝寺》瑏瑢《同庭表畟園元孝翁山蒲衣游海幢寺遂至海珠寺》瑏瑣等唱和詩，記載了其在王隼等人的陪同下，一路游覽嶺南風(fēng)物的場景，回京后還念念不忘，作《懷王隼梁無技》瑏瑤詩，給予王隼、梁無技二人很高的評價。
由此可見，王隼對這位清朝高官、文壇領(lǐng)袖懷有好感和尊重，也反映出他對仕清文人的接受態(tài)度。遺民群體與仕清者的交游，往往采取非常謹(jǐn)慎的態(tài)度。王士禛為何以清朝高官的身份降臨，卻不被當(dāng)?shù)剡z民群體所排斥，反而受到熱烈歡迎呢?這與其對遺民群體文化、信仰的一貫尊重有關(guān)。
“王漁陽在揚州任職期間，利用自己的家世背景、政治地位和文學(xué)才能，積極地結(jié)交江南遺民詩人，贏得這一群體的輿論支持，從而為日后雄踞文壇盟主的地位奠定了基礎(chǔ)。”[6]116王士禛在江南為官期間的所作所為只是一個縮影，其在遺民群體中的清譽隨之傳播開來。同時，借助先后的入蜀、入粵經(jīng)歷，王士禛與北方、江南、嶺南、西南等幾個主要區(qū)域的遺民建立了深厚的文化聯(lián)系。
王士禛此次入粵，對嶺南遺民群體贊不絕口：“翁山之詩尤工于山林邊塞，一代才也。同時陳恭尹字元孝、王邦畿字說作、梁佩蘭字芝五、王鳴雷字震生、陳子升字喬生，皆廣州人，工詩。”[7]235對嶺南文壇給予了極高的整體評價：“予嘗語程職方云：‘君鄉(xiāng)東粵人才最盛，正以僻在嶺海，不為中原江左習(xí)氣熏染，故尚存古風(fēng)耳。’”[7]236嶺南自古以來被認(rèn)為是蠻夷之地，清初又是抗清最為激烈、遺民氛圍最為濃厚的區(qū)域。王士禛身為清朝高官、文壇領(lǐng)袖，卻給予了嶺南文壇極大的尊重與認(rèn)同。
正是這種文化層面的高度期許和認(rèn)可，促成了王隼在內(nèi)的眾多遺民群體對王士禛等清朝官員的敬慕。王隼與孔樵嵐的交往例子，也許更能體現(xiàn)出這種交游的文化意義。據(jù)《陳恭尹詩箋�！房甲C，孔樵嵐為“孔尚任族侄孫。順治三年生。曾在泰州做小官，后任樂昌縣知縣”[8]332。
孔樵嵐一生沉淪下僚，并沒有王士禛般位尊權(quán)重，其詩文的影響力也不突出。王隼獨對他寄予厚望，一個重要原因是孔樵嵐乃孔子之后。王隼所作《贈孔樵嵐參軍》詩云：“舉俗愛文身，誰識冠與裳”[5]487。“冠”與“裳”代表的儒家禮樂文化，鼎革之后，整個國家的文化處于退化狀態(tài)，面臨著嚴(yán)重危機。
而孔樵嵐是孔子后人，“大夫素王后，正氣凌扶桑”[5]487，又有著強烈的經(jīng)世志向，“平生抱經(jīng)濟，羽翮困低昻。雄談走淮海，著論追虞唐”[5]487。作為孔子后人的孔樵嵐，因而被王隼視作正人心、扶綱常的最佳人選，珍重異常。王隼鼓勵孔樵嵐入仕清朝，以盡可能地發(fā)揚儒家文化。由此可見，在王隼與清朝官員的交游過程中，他與清朝在政治上的對峙，逐漸轉(zhuǎn)向文化方面的考量。
在這一期間，王隼的用世志向，不是隨著其自絕于“仕途”而消淡，而是由“立功”轉(zhuǎn)向了“立言”，他找到了一條替代途徑，即著書立說，以弘揚中華文化。梁佩蘭稱道他：“予觀其行年三十，而頭發(fā)已種種。終歲鍵關(guān)，舍著述之外，無他嗜好。其志豈以今人自許者邪?”[5]463在王隼的內(nèi)心深處，有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在支撐著他。這從下述三個方面可以看出。
3“遺民之子”的一生：自發(fā)的用世之志與自覺的遺民行為
大多數(shù)遺民對于“仕”與“遺”兩種身份，有著先后的經(jīng)歷體驗，會形成截然不同的認(rèn)識。對于“遺民之子”而言，卻并非如此。在王隼的人生軌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條心態(tài)演變的脈絡(luò)：當(dāng)入仕以求用世的傳統(tǒng)士大夫志向與遺民身份相抵牾時，王隼悲憤“逃禪”;隨著心態(tài)的緩和，王隼尋找到了入仕之外的另一條用世途徑，即通過著書立說，主動承擔(dān)起士大夫的文化責(zé)任。
有趣的是，無論是士大夫的用世志向，還是遺民的隱逸守節(jié)，對于“遺民之子”王隼而言，都是伴隨著他由懵懂到懂事，逐漸形成的。王隼用世志向的形成，與其家庭教育和成長環(huán)境有關(guān)。其一，王隼祖上有讀書應(yīng)舉的傳統(tǒng)。王邦畿有《酬歐陽三一較先府君遺草見寄》瑏瑧，可知王隼祖上是讀書人。至王邦畿，更是汲汲于舉業(yè)。崇禎時中副榜貢生，旋舉隆武乙酉鄉(xiāng)試，一度在南明政權(quán)官居御史。
瑏瑨王邦畿的詩集中，記錄了很多家居旅行中對兒子的點滴關(guān)愛，也體現(xiàn)了對幼年王隼的品行教育和志向培養(yǎng)的注重。王鳴雷《大樗堂初集序》記載了王隼受教時的場景：“猶記在時，隼弟龁立側(cè)，輒誨曰：‘若做衣裳爾其佩，若種澗松爾其歲。慎毋時俗以為雷同，慎毋唯諾以為取容。谷口之鄭，南郡之徐，斯人哉，斯人哉!振古豈易得。’隼弟曰：‘謹(jǐn)受命。’”[5]464這種士大夫家庭文化，傳承到了并未應(yīng)舉以獲得“士”的政治身份的王隼身上。而王隼日后的進(jìn)退取舍，無不透露著這種言傳身教的巨大影響力。
其二，王隼自幼所受的是儒家經(jīng)典教育。王邦畿有《己亥小除立春》詩，詩中提到“病婦卜云今日起，稚兒師放讀書歸。”[13]80透露了兒子接受學(xué)校教育的情況。查《二十史朔閏表》瑏瑩，己亥年為永歷十三年(1659年)，王隼是年16歲，正是讀書立志的年紀(jì)。
而從王隼的詩賦創(chuàng)作、著述活動來看，確乎有其深厚的經(jīng)史知識積累。“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14]939的儒家士大夫人生理想，對王隼的影響是深刻的。其三，受所交往的名士群體的影響。王隼幼年，因為父親的緣故，所結(jié)交者多為年長名士。其中，與屈大均、梁佩蘭、陳恭尹的世交情誼尤重。陳恭尹稱：“朋友以道義為親疏，往往定交在壯年。求其童幼相知，白首而其人其交俱無恙者，千萬中而一遇之也。王子蒲衣，其生后于予十三年，而其尊大人說作先生，及與吾先君交，故王子行輩，于予兄弟也。”[10]
584屈大均與梁佩蘭等人，在年齡上也都大王隼一旬左右。他們或是為“復(fù)明”而奔走活動，或是汲汲于科舉功名，都在致力于實現(xiàn)自身的用世之志。王隼自幼與他們相識，在其婚姻瑐瑠、“逃禪”、著述、結(jié)社瑐瑡等活動中，處處可見他們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屈、梁、陳等人可稱之為王隼的現(xiàn)實榜樣，對王隼的成長有著極大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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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xué)方向刊物推薦：《西華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本刊辟有EMDR與心理創(chuàng)傷、蜀學(xué)研究、地方文化與文化遺產(chǎn)、澳大利亞研究、中國文化、文學(xué)研究、語言文字、歷史研究、外語研究、法學(xué)、社會與政治、經(jīng)濟與管理、西部經(jīng)濟與社會等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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