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 納西東巴文研究已經(jīng)有100多年的歷史，現(xiàn)在還缺乏一部大型的綜合性的字典。 文章從字典定位、材料、字形、標音、釋義、出處和書證、編排和檢索、基礎工作等八個方面，對《納西東巴文大字典》的編纂提出了看法和建議。 關鍵詞 東巴文 大字典 編纂 建議 納
摘要 納西東巴文研究已經(jīng)有100多年的歷史，現(xiàn)在還缺乏一部大型的綜合性的字典。 文章從字典定位、材料、字形、標音、釋義、出處和書證、編排和檢索、基礎工作等八個方面，對《納西東巴文大字典》的編纂提出了看法和建議。
關鍵詞 東巴文 大字典 編纂 建議
納西東巴文研究，已經(jīng)有100多年的歷史，其間產(chǎn)生了三部最重要的東巴文字詞典： 李霖燦(1944)《么些象形文字字典》(以下簡稱《么象》)、洛克(1963，1972)《納西語英語百科辭典》(以下簡稱《辭典》[1])、方國瑜(1981)《納西象形文字譜》(以下簡稱《文字譜》)。 這三部字詞典是歷史的豐碑，今后還將繼續(xù)發(fā)揮重要的作用。 但三書也互有長短，在收字標音釋義等方面都有不足。
隨著東巴文獻材料刊布的增多，研究的深入，技術手段的更新，編纂一部代表新時代研究水平的東巴文大字典的條件漸趨成熟，學界應該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有所準備。 王娟女士(2016)的《納西東巴文辭書研究》對三部字詞典進行過全面的梳理和探討，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意見。 筆者因工作關系，經(jīng)常使用三部字詞典，也參與過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結項稿《納西東巴大詞典》的評審(2012年，未出版)，筆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納西東巴文獻字釋合集》包含80本東巴經(jīng)專書字典的編纂，根據(jù)親身體驗，我們提出對編纂《納西東巴文大字典》的幾點看法，以供同行參考。
語言教學論文范例：從專業(yè)詞匯的使用看專業(yè)語言的規(guī)范化
一、 定位
所謂定位，主要指編字典還是詞典。
1. 就學習和研究東巴文而言，大字典和大詞典都是需要的，甚至還需要異體字典、疑難字典、專名詞典、虛詞詞典等，但就學界當前急需和讀者使用方便來說，大字典和大詞典相比，還是以大字典為宜。
詞典立目的單位是詞，一般按音序排列。 東巴文異讀很多，有古今異讀、方言異讀、借詞異讀、構詞異讀、同義換讀等[2]，如《文字譜》367號“馬”、459號“父親”各收有4個讀音：
3. 至于東巴經(jīng)中數(shù)量極多的人名、地名、鬼神名等專名，除常用者外，可另編專名詞典來解決，《辭典》下冊專收專名即是如此。
二、 材料
主要涉及取材的范圍和方式。
1. 從理論上講，所有的東巴文獻都應納入東巴文大字典的取材范圍，但事實上做不到。 一是有很多文獻沒有公開，沒有刊布，不可能用。 二是東巴經(jīng)若未經(jīng)東巴幫助釋讀翻譯，也無法使用。 這是因為東巴經(jīng)大多沒有逐詞記錄語言，而且假借字很多，讀者即使認識每一個字，也不一定能讀懂經(jīng)書，必須有東巴讀經(jīng)幫助解讀才行。 所以現(xiàn)在雖然一些單位已將所藏東巴經(jīng)在網(wǎng)上公布，學者通過田野調(diào)查也收集到很多民間的經(jīng)書，但解讀跟不上，還是難以使用。 為了擴大資料來源，經(jīng)過學界努力開拓，近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麗江市東巴文化研究院、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合作翻譯的《哈佛燕京學社藏納西東巴經(jīng)書》六卷約119種，麗江市東巴文化研究院、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通過田野調(diào)查翻譯刊布民間所藏東巴經(jīng)近百種，就是這方面努力的成果。
2. 已刊布的東巴文獻中，東巴文化研究所《全集》(1999—2000)100卷，收錄東巴經(jīng)書897種，是目前為止最大的東巴文獻集，這是東巴文大字典資料的主要來源。 但《全集》出版以來，除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的一批碩士論文外，對《全集》所收經(jīng)書進行逐經(jīng)逐字逐句解析的研究成果還不多，而要將經(jīng)書變?yōu)榫幾胱值涞牟牧�，�?jīng)過這樣的程序是必要的。
3. 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全集》基本上沒有收錄麗江地區(qū)以外各地的經(jīng)書，這需要學界加強田野調(diào)查，補充四川木里、鹽源、云南香格里拉、維西、寧蒗等縣的經(jīng)書。 同時，要注意將經(jīng)書以外的東巴文應用性文獻，如地契、賬簿、書信、題詞、文書等納入收字的范圍，因應用性文獻在文字和應用方面都有自身的特點，非經(jīng)書可以替代。 國內(nèi)其他地方和國外收藏的東巴經(jīng)，有一些近年陸續(xù)刊布，也應盡量利用。
4. 《么象》《辭典》《文字譜》中所收的字，有些因為材料收集較早，現(xiàn)存文獻中未必還能找到，也應該全部涵蓋或收入。
5. 三部字詞典的取材方式各有不同。
《文字譜》是請東巴寫卡片，該書《弁言》中說：“后請不同教派的三位東巴教徒寫單字卡片及標音字匯，分別逐字批記音讀和眾義，作初步整理，最后請年逾七旬的東巴教門長老和士貴校訂，并作補充，經(jīng)過約五個月成草稿一小捆。 ”
洛克(2004)引言29說：“這本語匯，是我在仔細查閱了27年間收集的8000多本經(jīng)書和長達14年對這些經(jīng)書潛心研究的基礎上編輯而成的。 ”《辭典》所收字多注明了出自某經(jīng)書，可見他主要是從所見的東巴經(jīng)中摘出的。
萬斯年先生(1944)《迤西采訪工作報告》曾評說東巴文豐富的異體：“其中有一冊為祭迷馬經(jīng)，全經(jīng)之中，所繪馬之狀態(tài)，亦即所寫‘馬’字，形形色色，為狀悉皆不同，其生動精彩，即百馬圖無以過之。 ”[7]東巴文大字典應注意展示東巴文形體的豐富多彩。
3. 對字形應盡量標明其時代和地域。 木琛(2003)《納西象形文字·字表》以“1”“2”分別標注“麗江及附近、魯?shù)�、塔�?rdquo;和“麗江寶山、大具、鳴音、大東及三壩、俄亞”的字形，值得借鑒。 可考慮將現(xiàn)存東巴文的時代分為清、民國、1949年以后早中晚三期，一(俄亞、依吉)、二(白地、寶山、鳴音等)、三(麗江壩、大研鎮(zhèn))、四(魯?shù)椤⒕S西)四區(qū)，在字典中以適當?shù)姆绞綐顺觥?從表1可以看出“牧”字的時地差異，當然字典中并不會以表格形式來表示。
5. 除特殊情況(如影本字形不清)可用摹本外，字形應從東巴文獻掃描件中直接剪切。 不要找書法家統(tǒng)一書寫，那樣會將其美術化、書法化，雖較整齊美觀，但掩沒了材料的原始面貌，抹煞了原字的時代、地域、風格差異和多樣性，使原始材料失真，得不償失。
四、 標音
1. 標音有兩種選擇，一種是納西語拼音方案，一種是國際音標。 用納西語拼音方案的好處是，字典更便于為掌握此方案的納西族民眾使用，缺點是拼音方案流傳面有限，而且只能記錄納西語的標準音麗江大研鎮(zhèn)音系，若涉及方音，拼音方案就無能為力了。 國際音標通用性更強，記錄方言沒有問題，而且大字典的使用者可能主要是學術界的研究者，因此最好采用國際音標。 也有人建議用兩種方式同時標音，如《納西族東巴經(jīng)典藏精選》(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但那樣篇幅會增加很多，涉及方言拼音方案還是用不上，所以不可取。
2. 應該強調(diào)的是，大字典所采用的其他地域東巴文獻的材料，應該用當?shù)氐姆窖砸粝涤浺�，這在田野調(diào)查時就應做到，因為用大研鎮(zhèn)音系記其他地方的經(jīng)書，有違材料真實準確的原則，只有用當?shù)卣Z音記錄東巴文、東巴經(jīng)，才能保證東巴文音形的統(tǒng)一和材料的準確。 現(xiàn)在研究水平和條件都比過去好了，應該努力做到這一點。
3. 國際音標有寬式和嚴式兩種，最好采用嚴式國際音標。 《文字譜》用t、t‘、d、n、l包含�、�‘、�、�、�，用�包含�，《么象》用m包含�、�，雖都有音位學的依據(jù)，但不便于不熟悉納西語的讀者認讀。 如《文字譜》t包含了t、�兩個聲母，從音位學的規(guī)則來說，這兩個聲母與韻母的配合是互補的，即與m、�、�r相拼時讀�，與其他韻母相拼時讀t，但一般初學者很難掌握。 如果直接分別標作t和�，讀者見字讀音，就簡單得多了。
4. 標音最好采用麗江壩音系。 大研鎮(zhèn)雖是納西族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中心，但其音系不分純濁和鼻濁，在廣大納西族地區(qū)未必具有代表性。 字典若依大研鎮(zhèn)音系標音，就很難弄清楚其他地方純濁和鼻濁對立的情況。 若用區(qū)分純濁和鼻濁的麗江壩音系標音，要對應出大研鎮(zhèn)音系則比較簡單，都加上鼻冠音就行了。
五、 釋義
六、 出處和書證
1. 古文字字典，應該注明字的出處，以示信而有征，并供讀者必要時查對。 洛克《辭典》多數(shù)字下都標明了出處，表明了作者的嚴謹和底氣，盡管那些經(jīng)書很多都沒有刊布，一般的讀者未必有條件看到。 李霖燦《么象》未標明出處，洛克(2004)引言27就懷疑其文字的真實性，說：“應該指出的是，李霖燦的字典雖然是納西象形文字字典，但其中所包含的許多符號在我已經(jīng)查過的幾千本納西經(jīng)書中都沒有出現(xiàn)過。
它們看來很可能是作者自己的發(fā)明。 ”無獨有偶，李霖燦對方國瑜《文字譜》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 他在《讀方國瑜氏〈納西象形文字譜〉》中說：“我從方氏書中見到了不少口語里的象形文字。 換言之，書上并不常見，但當方氏以口語問巫師東巴時，東巴見景生情，立即創(chuàng)成一個新字以答方氏的問詢。 ”[9]
“說有易，說無難。 ”要說他人字典的某些字是作者或東巴的臆造，在缺乏具體指證和論證的情況下，很難確認。 東巴經(jīng)都是手抄本，散藏于民間和專門機構，不管哪個學者，都不可能遍覽無余，有些字沒見過，完全是正常的。 《全集》所收經(jīng)書的時間下限為20世紀50年代初，從理論上講大部分經(jīng)書三部字詞典的編者都有機會看到，但其中有不少字三部字詞典未收，我們只能說幾位作者當時沒有看到，而不能懷疑這些字的真實性。 當然，洛克、李霖燦提出疑問也事出有因，這都是字典不注出處惹的禍。
2. 注明出處，就《全集》這樣的大型著錄書而言，可注明到《全集》某卷某頁某經(jīng)，東巴經(jīng)名可用簡稱，但書末應有經(jīng)書繁簡稱對照表，因不是所有的讀者都有條件看到《全集》。 《全集》以外的東巴經(jīng)和應用性文獻，可另外編目并確定簡稱。
3. 書證問題。 古文字字典，最好要有書證，即包含此字的文句，以證明字的存在并顯示其用法。 漢語的甲骨文字典、金文字典，都有書證。 但甲骨文金文字典的書證比較好處理，只要將古文字的語句隸定成楷書排出來就行了。 東巴文的書證比較特殊。 一是大多數(shù)東巴文獻文字不成線性排列，而是作圖畫式的平面排列，這樣東巴文原文呈塊狀，排版比較麻煩。 二是所謂東巴文字典實際上是納漢雙文雙語字典，光舉出東巴文的句子，不標音，不翻譯，讀者不一定看得懂，必須加上標音、漢譯，甚至字詞的對譯才行。 但這樣就太繁瑣、太占篇幅了，而且也不好排版。
王娟(2016)267《納西東巴文辭書研究》也提出要有書證，該書第七章第二節(jié)《理想字典的樣本》擬出了一些字的樣條，如：
我們認為，書證除了東巴文原文之外，至少應加上A、B兩式中的一種，才能幫助讀者讀懂書證。 特別是虛詞字的書證，如果沒有標音和對譯，基本上不起作用。 但這樣一來，考慮到每個字的每個義項都要有書證，書證的篇幅就會很大，排版也很麻煩。 所以是否一定要書證，書證的信息要列舉到什么程度，版面如何安排等，都還需要集思廣益，認真考慮，才能定奪。
七、 編排和檢索
1. 東巴文大字典宜按義類編排，這樣至少有兩個優(yōu)點。 一是東巴文象形性強，大多數(shù)字讀者即使不認識，但根據(jù)字形(如動物、植物、人體、動作)就可以馬上確定其類別，較為方便實用。 二是同類字排在一起，以類相從，觸類旁通，便于學習和研究。 但義類如何劃分，需要仔細研究。 現(xiàn)有兩種字典的分類法是：
《么象》18類： 天文類、地理類、人文類、人體類、鳥類、獸類(昆蟲附)、植物類、用具類、飲食類、衣飾類、武器類、建筑數(shù)目動作等類、若喀字類、古宗音字類、宗教類、鬼怪類、多巴龍王類、神類。
《文字譜》18類： 天象之屬(時令附)、地理之屬(方向附)、植物之屬、飛禽之屬、走獸之屬、蟲魚之屬、人稱之屬、人事之屬、形體之屬、服飾之屬、飲食之屬、居住之屬、器用之屬、行止之屬、形狀之屬、數(shù)名之屬、宗教之屬、傳說古人名號。
王娟(2016)249，279則主張分為14類： 人、動物、植物、生物部分、自然物、器用、建筑物、食用品、服飾、時間空間、抽象物、動作、特征、運動變化。
以上三種分類，這里不擬詳細評說。 但《么象》將“建筑數(shù)目動作等”歸為一類，缺乏內(nèi)在的邏輯性，且又顯得駁雜。 將涉及宗教的字分為宗教、鬼怪、多巴龍王、神4類，又似太分散，至少可以將多巴(東巴)歸入宗教，將龍王歸入神類; 如果將很多鬼神專名另編入專名詞典，以上4類甚至可以歸為宗教一類。 王娟的分類在東巴文作為宗教經(jīng)典文字的特點和字典使用的方便性方面考慮不夠，如將鬼神歸入抽象物，與數(shù)目字同類，將宗教用品歸入器用類，將天文地理合為自然物類，將人體器官和動物器官合為生物部分類，而植物的部分如樹干、樹枝、葉、花等又未從植物中分出，等等。 比較而言，我們認為《文字譜》的分類總體上還是合理的，可以在此基礎上斟酌完善。
3. 為彌補一種排列方式的缺陷，大字典應設置多種索引，以便于讀者檢索。 《文字譜》沒有設置索引，但其所附的《常用詞匯》中，凡見于正文的東巴文，都在詞語下標注了字的序號[10]，等于是一個音序索引。 《么象》設置了漢文索引(按筆畫)和納西語音標索引。
八、 基礎工作
1. 加強東巴文大字典編纂的理論研究。 深入研究三部字詞典，梳理前人對三部字詞典的研究和訂正，總結三部字詞典的歷史經(jīng)驗。 對東巴文大字典的定位、宏觀設計和微觀體例進行研討，試編樣稿，謀定而后動。
2. 廣泛收集東巴文獻材料，包括已刊布的文獻和未刊布的公私所藏文獻，包括東巴經(jīng)書和應用性文獻。 特別要強調(diào)通過田野調(diào)查收集新的東巴經(jīng)書和應用性文獻。
3. 要選擇足夠數(shù)量的有代表性的東巴文獻，逐字做出字釋，窮盡性地歸納出每字的形、音、義，并在此基礎上編出專書字典，以作為大字典編纂的基礎材料。 此前，用字釋方式譯注的東巴經(jīng)只有傅懋勣先生的《麗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記’研究》(1948)和《納西族圖畫文字〈白蝙蝠取經(jīng)記研究〉》(1981)兩種。 2019年12月，我們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納西東巴文獻字釋合集》完成，推出了110本東巴文獻的字釋。 其中來自已刊文獻《全集》《哈佛燕京學社藏納西東巴經(jīng)書》和洛克著作的東巴經(jīng)書69冊，來自田野調(diào)查的東巴經(jīng)書28冊，來自田野調(diào)查的東巴文應用性文獻13冊(短的文獻若干種合為一冊)，其中有80冊編寫了專書字典。 全部書稿16開15325頁，約1800萬字，這可為東巴文大字典的編纂提供豐富的經(jīng)過整理的材料。
4. 對于大字典編纂，經(jīng)過字釋處理的東巴文獻越多越好，但要將《全集》100卷和其他能看到的東巴文獻字釋完畢，再編大字典，也不現(xiàn)實。 只能在現(xiàn)有的基礎上著手編纂，以后分階段逐次推進，通過幾代人的努力，使其逐步完善。 高水平的《納西東巴文大字典》的問世，還寄希望于后人。
參考文獻：
1. 方國瑜.納西象形文字譜.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2. 傅懋勣.麗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記”研究.武漢： 華中大學，1948.
3. 傅懋勣.納西族圖畫文字《白蝙蝠取經(jīng)記》研究(上冊，下冊).東京： 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1981，1984; 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2.
4. 李霖燦.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南溪： 中央博物館籌備處，1944;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1971.
作者：喻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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