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內(nèi)容摘要:唐宋以來,六朝被認為文運衰落,清人文章批評中才逐漸被關注,五四前后,隨著文學審美精神的高揚,六朝文章批評迎來了巨大的轉(zhuǎn)折,對其意義與價值的發(fā)掘前所未有。其中,五四前后相關文話著者以其深厚的學養(yǎng),既能繼承古人文章批評的某些術語、觀
內(nèi)容摘要:唐宋以來,六朝被認為文運衰落,清人文章批評中才逐漸被關注,五四前后,隨著文學審美精神的高揚,六朝文章批評迎來了巨大的轉(zhuǎn)折,對其意義與價值的發(fā)掘前所未有。其中,五四前后相關文話著者以其深厚的學養(yǎng),既能繼承古人文章批評的某些術語、觀念,又確立了以史為核心的批評理念,對六朝文章的駢儷、用韻、文體等突出要素做出了開拓性的認識與闡發(fā);其批評方法上能學習古人,深入古人文章創(chuàng)作的實際,又能出乎其外,對于當代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五四前后;文話;六朝文章;文章批評
文章批評的古今演變中,六朝文章批評的古今演變是富有代表性的。六朝文章曾備受冷落,到清代才逐漸被提及,五四前后,六朝文章批評迎來了巨大的轉(zhuǎn)折,對其意義與價值的發(fā)掘前所未有。魯迅、周作人等現(xiàn)代文學作家站在新文化運動的立場,批判舊體文章的載道思想,但是將六朝文章的思想、趣味等當做一種傳統(tǒng)在繼承和發(fā)揚,顯示出六朝文章對現(xiàn)代散文創(chuàng)作在精神、風格上的引領作用;致力于構建文學史學科的學者,如瞿兌之、劉麟生等,則以西方純文學觀念為基礎,注重對六朝駢文的形式特征進行審美闡釋,1980年代以來對六朝文章的研究多是延續(xù)了這個思路。以上兩個層面是與五四新文學理念、路徑同向的批評或研究,目前已經(jīng)得到當代學者的充分關注,但是還有相當一部分以傳統(tǒng)話體為主要形式的著述被忽略了。
文化運動論文范例:論五四精神百年傳承的根本原因和基本經(jīng)驗
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余祖坤編《歷代文話續(xù)編》,其中匯集了幾十種五四前后的文話著述,這些文話著者對話體批評傳統(tǒng)的繼承,以及對漢語文章的發(fā)展困境和現(xiàn)實需求的深切關注,使他們的著述具有了明確的通變古今的趨向。孫德謙《六朝麗指》,劉師培《文說》《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劉咸炘《文學述林》,來裕恂《文章典》,吳曾祺《涵芬樓文談》,等等,都是五四前后涉及六朝文章批評有代表性的文話著述。同周氏兄弟、瞿兌之等一樣,受西學東漸的影響,這些文話著者的文學觀念也發(fā)生了巨大的轉(zhuǎn)變,不過,與前者批判、否定古人載道文章的立場不同,后者將古代文章作為整體,主動肩負起了繼承與變革傳統(tǒng)、古為今用的重任。這些文話著者以其深厚的學養(yǎng),既能繼承古人文章批評的某些術語、觀念,立足于古人文章創(chuàng)作的實際,又有客觀的、史的批評理念,對六朝文章的價值、成就做出了開拓性的認識與闡發(fā)。
一、五四前后文話中文章批評觀念的轉(zhuǎn)變與確立
在“文以載道”的觀念下,六朝文章備受冷落,要改變這一狀況,首先要轉(zhuǎn)變觀念,五四前后文化、文學審美精神的高揚為這一觀念的轉(zhuǎn)變提供了契機。在這個大的變革背景下,五四前后文話的著者還面臨著在文言文創(chuàng)作逐漸消退、白話文創(chuàng)作逐漸興盛的背景下,如何看待二者的繼承與變革關系。這一層面問題的思考,在觀念上為六朝文章批評確立了方向。近代的西學東漸帶來了中國文學觀念的巨變。
首先是美的發(fā)現(xiàn),王國維以中西比較之視野,較早倡導文藝作品應具有純粹的審美價值,感嘆古人文藝創(chuàng)作過于功利:“披我中國之哲學史,凡哲學家無不欲兼為政治家者……豈獨哲學家而已,詩人亦然……所謂‘詩外尚有事在’‘一命為文人,便無足觀’,我國人之金科玉律也。嗚呼!美術之無獨立之價值也久矣。”[1]89-90其次是“個人”的發(fā)現(xiàn),郁達夫指出:“五四運動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fā)見”;“現(xiàn)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個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現(xiàn)的個性,比從前的任何散文都來得強”[2]5。茅盾說:“人的發(fā)見,即發(fā)展個性,即個人主義,成為‘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的主要目標,當時的文藝批評和創(chuàng)作都是有意識的或下意識的向著這個目標。”[3]
298胡適、錢玄同、周作人等都曾對載道文學大加撻伐,錢玄同甚至提出“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的說法。這些巨變徹底打破了封建時代“文以載道”的文章觀念和評價標準,促使文人、學者從更寬廣的角度重新審視古代的文章創(chuàng)作。六朝文章也以此為契機被納入古代文章批評的視野,周氏兄弟、劉麟生等人皆關注在六朝文章的美與個性,五四前后文話作者亦是如此。劉師培、劉咸炘等人都明確樹立起文學文章的新標準,劉師培以“和聲”“耀采”[4]9530-9544及性情等為論文之標準;劉咸炘指出:文學就是“以意為內(nèi)實,而以符號為外形者也”,外形除客觀之文體之外,還包括規(guī)式和格調(diào),“規(guī)式”指駢散、格律等而言,“規(guī)式、格調(diào)則別加美為目的。
規(guī)式本以美之標準而定,格調(diào)變化隨人,而要以動人為的,皆期于主觀之美者也”[5]9710。五四前后,白話文創(chuàng)作逐漸興盛,文言文的創(chuàng)作失去了往日的地位,新文學運動的倡導者站在文言、白話對立的立場,要使白話取代文言,因此割裂二者的關聯(lián)。五四前后的文話著者沒有完全拋棄對文言文創(chuàng)作的關注、討論,首先客觀分析了文言文章存在的現(xiàn)狀及價值。孫德謙《六朝麗指》曰:近人喜語體者,以為用此則生,文言則死,其排斥駢文尤甚,此大謬不然。夫文之生死,豈在體制?以言語論,人之言語,有同說一事:一則娓娓動聽,栩栩欲活;一則不善措辭,全無生氣。烏在一用語體,其文皆生耶?若如文章,六經(jīng)尚矣,諸子百家以及歷代史書,能卓然盛業(yè),傳之不朽者,固無論已。
古文家凡其入情入理、可泣可歌,茍是死板文字,何能傳世行遠?[6]8495-8496孫德謙反對盲目排斥文言文章,針對胡適等倡導白話文才是活文學的主張,他客觀地認為文學的死與生區(qū)別不在文言與白話,而是敘事、說理是否“娓娓動聽,栩栩欲活”。那么,言文分離、不便讀者的問題又該如何看待呢?來裕恂也有客觀的分析:民生之初,有辭而無文,民智漸進,始有文字……人必藉辭以表思想,思想之可以達者,畫之而為字,由字而綴焉,而續(xù)焉,謂之文。上古之世,由辭成文,延及于周,言文合一。戰(zhàn)代以來,蠻夷猾夏,語法紛亂,自是厥后,語言文字,距離太遠,此國語所以難解,國文所以難通也。
[7]8670來裕恂認為,言文分離問題的關鍵在于語法的混亂,解決之道就是編《文章典》,教人如何由言辭而達意,而編《文章典》的基礎仍是古代的文章和文話。劉咸炘也認為:“文、語二者,本不易分。此之文言,彼猶俗語;古之俗語,今已文言。文言之淺近者,乃在文、俗之間。今所謂語,自是就今日言之,故不可以推論于古。”[5]9803-9804他從繼承古代文化遺產(chǎn)的角度指出,不應廢除文言:“若徧授學童(白話),代去文言,則將來難通古書,自失先人遺產(chǎn),學何以進?……主者(指主張白話代替文言者)亦知此不可通,故學校課規(guī)以語為初基,仍以文為進級。”[5]9801他所謂“遺產(chǎn)”中應該也包括文言文章本身?梢姡逅那昂筮@些文話作者清醒地認識到文言文章在人文精神、文法、修辭技巧等方面應該被繼承,由此也確立了在繼承中變革的批評理念,面向當時文章發(fā)展的實際需求,希望通過對古代文言文創(chuàng)作和理論批評的重新辨析和梳理,總結(jié)出適用于當代的創(chuàng)作理論。
二、六朝文章批評古今演變的基礎
五四前后文話的著者確立了在繼承中變革的文章批評觀念,那么繼承的環(huán)節(jié)就很關鍵,是文章批評古今演變的基礎。這些文話著者的學養(yǎng),以及他們對清代學者在文章批評話語、思維方式和方法等方面的有意識繼承,也的確為六朝文章批評奠定了基礎。下文將就著者的具體情形加以分析。孫德謙、劉咸炘為學、論文皆受章學誠影響,注重“辨章學術,考鏡源流”[8]95。據(jù)王蘧!对蛯O先生行狀》載,孫德謙“于清儒獨契會稽章實齋言,習于流略……又治向、歆父子之學。蓋生平得力在周、秦名家之術,于一切學問異同,咸思礉實以求其真,其后雖屢進而亦深,皆植基于此矣”[9]116。王國維為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作序曰:“二君(張爾田與孫德謙)為學皆得法于會稽章實齋先生,讀書綜六略,不為章句破碎之學。孟劬有《史微》,益庵有《諸子通考》,既藉甚學者間。”[1]
222孫德謙對六朝文章的批評也立足于體制特征、源流的辨析,《六朝麗指》將六朝駢文與古文、語體文、四六文等,在體制、文氣、風格等多層次上進行比較,以此突出六朝文章的特色。比如,他還指出六朝駢文與后世四六文局于對仗、聲韻不同:“駢體與四六異。四六之名,當自唐始……六朝文中,以四句作對者,往往只用四言,或以四字、五字相間而出”[6]8425;“古人為文,本不拘拘于音律也。乃后人明知有韻書,而故使之平仄不調(diào),則失之易矣。故余論駢文,平仄欲其諧,對切欲其工。茍有志乎古,所貴取法六朝者,在通篇氣局耳”[6]8495。在此基礎上,《六朝麗指》核心內(nèi)容之一就是論六朝文章章法結(jié)構的貫通,以及由此形成的文氣流宕、清空之美。
三、六朝文章批評理念的發(fā)展與變革
五四前后的文話著述雖然在某些批評術語、觀點上沿襲了古人,但卻能在六朝文章批評上突破古人,開創(chuàng)出六朝文章批評的新面貌,原因主要在于批評理念上的發(fā)展和變革,確立了以史為核心的文章批評理念,以及更客觀的批評立場。古人的文章批評中雖然也有史的意識和梳理,但并非其核心思想,其核心是駢散分述、派別觀念先行,建立起以古文或駢文,以八家文或秦漢文等為立場總結(jié)作法的批評方式。
五四前后文話著述在批評理念和立場上的轉(zhuǎn)變,才使六朝文章能真正進入了文法、文章史批評的視野,才能得到客觀的分析和定位,尤其是對于駢儷、用韻、文體等六朝文章中最突出的要素,五四前后文話的作者都能站在整個文章史的角度來認識和分析。
四、六朝文章批評方法的承繼與建構
與周氏兄弟、劉麟生、瞿兌之等人相比,五四前后文話對六朝文章的批評更重視其在文章發(fā)展史上的價值,尤其更著意于闡發(fā)其在文章文法、聲韻方面的承前啟后作用,主要原因在于,這些文話著者將批評立足于古代文章的創(chuàng)作實際,能入乎其內(nèi),又能出乎其外,在批評方法上實現(xiàn)了對古人的承繼與重構。這對于今人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周氏兄弟為代表的現(xiàn)代作家對六朝文章的批評,更關注其思想意蘊方面,批評視角顯示出更多個人的喜好。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中從政治、文化變遷的角度分析了漢末魏初文章的清峻、通脫,以及后來東晉文章的趨于平和,認為沒有完全超脫時勢的文章創(chuàng)作。周作人《夜讀抄》中說:“南北朝人的有些著作我頗喜歡”,尤其喜歡《顏氏家訓》,佩服其文章中所體現(xiàn)出的思想與態(tài)度,所謂“看徹生死”,“意思平實,而文詞亦簡要和易,其無甚新奇處正是最不可及處”等[18]168-175。
20世紀前半期的駢文史研究成果不少,有瞿兌之《中國駢文概論》、劉麟生《中國駢文史》、金秬香《駢文概論》,等等,可以看到當時注重與西方的文學觀念相對接,以美文衡量古代文章,并也以此建構批評體系。以劉麟生《中國駢文史》為例,從單純的形式角度認識駢文的美:“駢文為中國文學之特產(chǎn)”[19]3;“重言、雙聲、疊韻三者,相互成文,彼此屬對,其能增加音韻上之美感”[19]4。又以對仗整齊等形式美為基礎,梳理駢文的發(fā)展:“駢文至六朝,而后美之質(zhì)素畢具。”[19]50唐代,“駢文之為物,遂逐漸具體化而標準化”[19]73。這樣梳理只是展現(xiàn)了駢文的形式特點,將駢文創(chuàng)作與文章史、社會文化的發(fā)展完全割裂了。五四前后文話所關注的古代文章的創(chuàng)作實際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是關注到古人文章創(chuàng)作重視“法”,建立其以“法”的學古與創(chuàng)新來梳理文章發(fā)展史的方法,也由此抉發(fā)六朝文章的價值。唐代以來的文章創(chuàng)作都是以學習古人的字句篇章之法為基礎,再有所融會、創(chuàng)新的。韓愈、柳宗元都曾論及對前代文章的學習,尤其是對經(jīng)典的學習,如《進學解》曰:“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guī)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曲。”[20]46五四前后文話對六朝文章獨特價值的發(fā)掘,也多是從文法入手分析,都有較切實的依據(jù)。
來裕恂《漢文典》、劉師培《文說》《論文雜記》、徐昂《文談》等著述的目的都是以古人文章創(chuàng)作實踐和理論批評為基礎,探究漢語文章的文法,因此,如上節(jié)所述,在梳理文法發(fā)展的基礎上,來裕恂指出了魏晉“尚造句配章之法”,劉師培、徐昂等注重抉發(fā)六朝文章的聲韻法則。“造句配章之法”以及聲韻法則等文章創(chuàng)作基礎的奠定確實是在六朝,并且深刻影響了后來文章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這些文話著述從文章創(chuàng)作重視“法”的實際入手,所以觸及到了六朝文章價值的某些核心內(nèi)容。孫德謙《六朝麗指》應該是五四前后探究六朝文章之美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孫德謙是駢文寫作的行家里手,因此他的《六朝麗指》不僅是對六朝文章字句、章法的理論分析,更融入了他創(chuàng)作中的切身體會,進一步從美學角度闡發(fā)了六朝文章技法的獨到之處。他認為六朝文章追求的是文氣的頓宕、散逸,以達到清空、舒朗之美,由此也形成了獨特的遣詞造句、運典使事等技法。對仗是駢文的特點,孫德謙指出:“作駢文而全用排偶,文氣易致窒塞,即對句之中,亦當少加虛字,使之動宕”,六朝駢文即是如此,“或用‘于’字,或用‘則’字,或用‘而’字,其句法乃栩栩欲活”,“更覺躍然紙上矣”[6]8435。唐代駢文對仗細密,往往“以數(shù)虛字作對”,相同情形下,六朝不作對,“不過以跌宕出之,未有行之屬對中者”[6]8482,因此,唐代駢文不及六朝散逸。
參考文獻
[1]王國維.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周錫山,評校.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8.
[2]郁達夫.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第7集:散文二集.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1-20.
[3]茅盾.關于“創(chuàng)作”//茅盾文藝雜論集:上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295-312.
[4]劉師培.文說//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作者:寧俊紅
轉(zhuǎn)載請注明來自發(fā)表學術論文網(wǎng):http:///wslw/259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