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僑捐教育，源自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華僑華人規(guī)模性海外移民對家鄉(xiāng)的回
[摘要]僑捐教育，源自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華僑華人規(guī)模性海外移民對家鄉(xiāng)的回饋。這種偶發(fā)、臨時性的善舉，因祖籍地的推崇變成長時段、習慣性和制度性的捐贈，對僑鄉(xiāng)基礎教育事業(yè)做出很大貢獻。海南萬寧龍滾鎮(zhèn)，經濟并不富裕的海外鄉(xiāng)親，基于中華傳統文化情感歸屬以及身份認同，在經費籌措方法以及呈現的文化內涵等方面，有著明顯的地方特色。
[關鍵詞]瓊籍華僑華人;僑捐教育;制度;文化
自19世紀中后期以來，僑捐在地方社會發(fā)展中發(fā)揮重要作用。學界相關研究主要圍繞著以下幾個層面展開：金錢的流動維持著與僑鄉(xiāng)的各種交互動作與共同行為，這是連接彼此的一條重要的現實通道[1];保障宗族前途以及在總體上提高鄰區(qū)人民的生活水平;身份轉變?yōu)?ldquo;華人”之后的捐贈只是給予一些傳統上、感情上和慈善方面的協助[2];彼此認同的歸屬性特征構成的多重關系網絡[3]。
從文化上的道義責任和義務去幫助直系親屬、宗族、祖村再擴展到外部發(fā)源地[4];是一種長期的組織化和策略化的歷史過程[5];從精神效能和社會資本層面分析僑捐文化功能[6]。華僑華人善款辦教育，是僑捐流向中的重要領域，學界主要側重于：數據資料整理與基本脈絡整理[7];地方性研究及歷史梳理[8-9]，其背后文化動因鮮有涉及。
本文將以海南萬寧龍滾鎮(zhèn)為對象，全面考察變動不居的時代背景下，僑捐辦教育制度設計與其蘊涵的文化內涵，進而揭示華僑華人與僑鄉(xiāng)互動模式。
一、海南僑捐教育歷史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瓊州”被迫開埠，海南開始規(guī)模性海外移民，南洋成為海外遷徙主要地點。捐資辦學，是該群體回報故土的重要表現之一。本文將以此為對象，進行相關研究。
(一)僑資辦學基本情況
光緒十年(1884)創(chuàng)建的文昌羅峰書院(今羅峰中學前身)，“始由鄉(xiāng)先輩云鳳若聯集地方人士、南洋僑胞，捐資興辦”，開啟本土僑捐辦教育先河。1906年清政府頒布《華僑學堂章程》[10]，受此影響海南華僑華人在所居地及回鄉(xiāng)興辦新學不斷涌現。樂會縣“王文朝，以曾孫先樹，四品銜法部郎中，加級貤贈資政大夫;王逢選，以孫先樹，四品銜法部郎中，加級封資政大夫;王紹經，以子先樹，四品銜法部郎中，加級封資政大夫”[11]。王氏三代人獲封贈，便是因其后人王先樹以華僑身份捐資辦學、助學等貢獻而獲得殊榮。王先樹主要貢獻為：創(chuàng)辦批局，解決海外銀元運回風險，協助辦學;20世紀30年代，以其父王紹經名義在樂會縣立中學捐建圖書館一座。民國時期此項行為仍在東部城市繼續(xù)。
據統計，1938年文昌中小學716所，80%為僑捐辦學[12]，如：1921年，鋪前溪北書院“經正樓”改建成南洋風格二層建筑;1927—1937十年間，羅峰書院因戰(zhàn)亂校舍被焚而重建，“498名瓊僑資助該校光洋7.68萬元之多，建造大樓6幢，面積達3500平方米”;創(chuàng)辦于1908年的蔚文書院(今文昌中學前身)，1927年在華僑幫助下搬遷，1929年春到1933年秋，校長詹行烍三次自費赴南洋籌款，“約有千名僑胞捐獻光洋10多萬元，建校面積達7000平方米”[13]156-158。
瓊海亦有176間：1923年羅漢、王文明赴南洋，向瓊東、樂會籍的同鄉(xiāng)募捐叻幣9000元，籌建嘉積農工職業(yè)學校;海南第一間幼稚園是1930年瓊海中學在瓊僑支持下在海口東門所設;1933—1936年，瓊崖東路中學(今嘉積中學前身)先后易名廣東省立第十三中學、瓊崖中學，擴建、搬遷均得到華僑捐助[14]。
另1931、1936年，南洋瓊僑響應校長鐘衍林倡議，兩次捐贈30余萬光洋擴建府城私立瓊海中學(海南中學前身)，解決了學校照明用電問題，連閩籍僑領胡文虎也捐資13300光洋興建體育館、游泳池[13]158。即便在日本占領海南(1939.2—1945.8)期間，他們也不忘辦學。1939年2月，大量海南人逃難到廣州灣(今湛江市)。瓊僑聯合總會在硇洲島辦“瓊崖難童學校”：凡是瓊僑難童，皆可免費入學，接受教育[13]160。
今天的海南華僑中學，與海外僑資也有諸多關聯[15]。1946年私立海南大學創(chuàng)辦得到了王兆松、郭巨川等近百位華僑華人的捐款[13]160。1950年海南解放，1956年文昌創(chuàng)辦華僑中學[12]，瓊海創(chuàng)辦嘉積、樂會華僑學校[14]，萬寧辦保定華僑初級中學①、僑辦龍滾初級中學(萬寧縣華僑中學前身)[16]173，瓊山創(chuàng)辦華僑中學[17];1957年8月國務院發(fā)布《華僑捐資舉辦學校辦法》[18]，激勵華僑華人興學熱情，同年以僑匯形式辦學達10多萬元，1958年僑捐增至100多萬元，其中辦學部分占較大比重;1978年至1992年②，海外華僑華人及港澳同胞捐贈款物近4億元，多數用于辦學，擴建各類校舍1400多棟，建筑面積142700平方米[13]160-162。
(二)萬寧龍滾鎮(zhèn)僑捐教育情況
龍滾鎮(zhèn)地處海南東部、萬寧市北部地區(qū)，南距萬城鎮(zhèn)(萬寧市政府駐地)35公里，北離瓊海中原鎮(zhèn)9公里，東臨南海，臺風頻發(fā)，面積152平方公里，2015年常住人口2.5萬[19]。境內的龍滾河流經博鰲與九曲江、萬泉河形成三河交匯流入南海。瓊海的博鰲港，成為東部地區(qū)人們下南洋、移民海外的始發(fā)港。據1992年統計③，萬寧縣共有華僑華人30.29萬人，在馬來西亞、新加坡的約 60.41%。其中龍滾鎮(zhèn)有11萬華僑華人，為全縣之最，分布在馬、新各有4萬和3萬人，是海南著名僑鄉(xiāng)[16]208。全鎮(zhèn)17個行政村(186個村民小組)[21]277，自然村多為一姓一宗族或幾大姓氏混合構成。
民國及其以前，辦私塾是培養(yǎng)后生主要方式。生源多是本村學童，塾址多設祠堂或家室。光緒三十四年(1908)，“戎廟高等學堂”[16]102創(chuàng)辦，僑捐在其中發(fā)揮重要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政府相繼開辦了20余所村小，將其從原祠堂搬離出來。教師工資等主要辦學經費由政府財政支付，受地方財政制約，辦學經費嚴重不足。校舍建設維修、課桌購置等，不得不靠當地群眾獻工獻料及華僑集資解決。全鎮(zhèn)所有小學均有僑捐，部分亦有香港同胞捐資。
1962年①經廣東省華僑委員會同意將龍滾中學更名為萬寧縣華僑中學[21]285。1978年改革開放后，華僑華人與祖籍地互動頻繁，龍滾地區(qū)規(guī)模性僑捐教育得益于此，僅1984—1993年期間僑捐教育金額達197萬元[16]115。截止到2019年，該鎮(zhèn)25所小學改建擴建教學大樓21幢、教室152間、宿舍92間，辦公室、圖書館、教學儀器室等32間。同時增添教學設備以及校園綠化等，其中85%的資金來源于海外鄉(xiāng)親的捐助[23]。
二、龍滾鎮(zhèn)僑捐教育背后的制度設計
毫無疑問，僑捐辦學為龍滾基礎教育良性發(fā)展、人才培養(yǎng)提供了重要推力。問題是，用于教育的海外捐款，在籌款、使用等過程中有著怎樣的制度安排，值得探討。
(一)募捐機構及其運行
倡捐、捐贈、修建學校，是僑捐辦學的主要環(huán)節(jié)。前、后兩個環(huán)節(jié)在祖籍地，捐贈則是在僑居國進行。為保障國內外信息暢通、提高辦事效率，設置臨時性、單邊或雙邊募捐機構。其領導者，國內由歸僑、僑眷、年長有威望者組成，海外則由僑領負責或指派。1920年代治坡小學在海外華僑支持下創(chuàng)辦于該村祠堂，學生“像沙丁魚般擠在一起讀書”。鄉(xiāng)民倡議改善這一辦學環(huán)境，1951年馬來亞、新加坡宗親首次成立“建校委會”，設正副財政、正副文書、正副查賬各1人、協理12人，團隊人員達到18人，各司其職，具體負責捐款、建校經費使用等②。1984年治坡村成立治坡小學董事會③，為整飭校舍而聯名馳函海外親友。
海外華僑以“扶掖后進，人人有責為己任”，成立“募修治坡小學委員會”④，發(fā)動治坡、欽文、藍田、秋嶺四村海外宗親捐款⑤。這種領導機構，在籌建過程中作用顯著。河頭小學，1952年校址設在村內王姓祠堂內，1973年強臺風破壞后遷往行下村加磚坡園。1983年，兩村認為成立建�；I備小組時機較為成熟，遂向海外發(fā)函，并委托新加坡僑領王琨負責發(fā)動。1973年寶樹小學遭強臺風摧毀，十多年內學生學習無定所。1984年成立校董會，發(fā)函提出遷址建校之想法，新加坡謝乙龍、謝門熙等負責統籌。另文曲小學有援鄉(xiāng)教育基金會，舊村等建村小亦然[24]205-209。
(二)激勵措施與制度設計
近代以來海南地方經濟殘破，外加臺風等自然災害不時侵擾，民生艱辛。海外捐贈在改善民生福祉中作用顯著，而受到僑鄉(xiāng)地區(qū)的推崇。于是，單一賑災、臨時性的捐贈義舉，開始向多方位、常態(tài)化方向發(fā)展。然而，龍滾地區(qū)捐贈主體是實力不強的馬來西亞、新加坡華僑華人。經費如何籌措，以下的激勵措施，在激發(fā)捐贈者熱情中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1.鐫刻芳名錄，修建留芳館
�、�1982年正月，河頭行下公益事業(yè)募捐籌建委員會起草信函，明確指出“成功之日我們將選定在一個適當的地方立一石銘碑，將海內外鄉(xiāng)親們的捐款數目刻于銘牌之上，涂以金色，并撰寫贊文以記之。”②鐫刻芳名錄是激勵舉措制度化的表現。在治坡小學舊址仍保留當年石刻建校教學大樓序，上面記載了新加坡華僑62人、馬來西亞華僑59人及治坡村161人的名字，捐贈金額從4500新幣到3元人民幣不等，稱“其豐功偉績，堪稱后人典范。謹泐數言，聊作雪泥鴻爪，爰將樂捐芳名鏤志銅牌，永留紀念”。同樣還有留芳館的設立。1995年1月分界小學籌建小組致海內外同胞函：“新校落成后要設立流芳館，凡捐資者在流芳館里留有芳名。凡是村里鄉(xiāng)親外出工作人員，海外華僑港澳臺同胞捐人民幣1000元者，裱像留念。”③1984年河頭、行下兩村“溯三十余載，逝去先僑，多次僑募，福澤故園，仁聲廣布，恒崇景仰，篤然垂敬”，政府特撥款援建留芳館將捐資芳名銘謄“藉此鼓舞，發(fā)揚光大，共榮人世。”④
1988年新加坡籍梁永安、翁逢軒、李光龍各捐人民幣5000元，為華僑中學合建流芳館一間，陳列捐贈人的照片及姓名。1980年排園小學重建時，留芳亭2處亦為僑捐[24]208。筆者在田野調查時發(fā)現，所有村小在重建時都做留芳館相關布置，如治坡小學留芳館前懸掛對聯“治世江山懷赤子，坡園桃李競芬芳”，巧妙嵌入海外赤子助力學校育人。
龍滾村小學留芳館中懸掛了李城燕、李瓊蘭、李瓊洋等先生畫像⑤。文曲小學在校慶之時曾拍了一個時長14分半的宣傳片《風光片：僑鄉(xiāng)的一顆小星》寄予馬來西亞、新加坡親友觀看，其中第13組鏡頭就是流芳館、芳名匾、教室芳名、籃球場。同時配有畫外音“體現著海外赤子的赤誠，流芳館里的芳名匾上銘刻著他們的芳名。他們的名字將萬世流芳。”⑥海外鄉(xiāng)親因故未能返鄉(xiāng)參觀自己捐贈的學校落成儀式，宣傳片中的鏡頭是其付出得到了家鄉(xiāng)認可證據。直至今日，所有撤并村小舊址依然保留流芳館。
2.定項認捐，予以命名為了確保募捐實效，各村根據實際情形制訂方案。達到一定金額即可以個人或者親人名義命名，可以獨立或者聯名，聯名可以二人至四人不等。1958年治坡小學捐款再建兩間教室，其一是以“韓紀元先生教室”命名⑦，這是龍滾地區(qū)以認捐者個人命名的最早記錄。1992年校長馮崇序去信新加坡商討第四次文曲小學擴建事宜，據新加坡回信：“設計圖中有10個小單位之房間或教室，以每單位暫定叻幣伍仟元，任由各鄉(xiāng)親以紀念先人之名譽來認捐。
由捐款人來決定他(她)所要紀念之先人名字。此方法之認捐，可行性比較大，機會高，而且不大浪費時間。”①1994年分界小學籌款方案：“凡捐人民幣5000元者，聯名命名教室，三萬元以上個人獨立掛名。”②在走訪龍滾村小學舊址時教室中，仍懸掛“李冠雄先生捐建”“李毓桂先生、李城洲先生捐建”“李瓊軒、李城軒、李瓊錦、謝漢書先生捐建”等牌匾。另有記載鳳尾小學梁永安、林時卿各認捐一間教室;1982年文淵小學梁昆生認捐一間教室。定向認捐教輔設備、師生日常生活品。
如1981年華僑中學復辦，許日強捐贈彩色電視機一臺，郭遠世捐贈豐田小車一輛、打字機及復印機各一臺;1984年舊村小學重建，新加坡郭仁華捐贈彩色電視機一臺;1992年新加坡林中義為大群小學捐教學樓以外，還捐贈宿舍、廚房各一間，打機井1口及校門、圍墻等;1993年梁梅居捐建僑中校門及水泥路720平方米;1996年新加坡曾昭東、曾昭流兄弟為華僑中學捐割草機;1998年李城燕、陳玉熊為華僑中學捐發(fā)電機等[24]199-210。命名制度推行，既有尊重捐贈者個人意愿的實際考慮，也有賬目清晰、監(jiān)管透明現實需要。
3.政府肯定為了激發(fā)海外捐資助學熱情，1990年代海南省政府、萬寧市政府開始有意識給予褒揚③。其中龍滾籍華僑華人3人被授予省級“愛瓊赤子”稱號;1人被授予“萬寧市特等榮譽市民”;2人被授予市級“愛鄉(xiāng)模范”;10人被授予市級“愛鄉(xiāng)赤子”稱號[21]2-3。李城燕④于1989年6月逝世，1993年6月海南省委書記阮崇武率團訪問新加坡時，親自將“愛瓊赤子”的牌匾送至其家中，表彰其在教育等其他公益事業(yè)的貢獻⑤。政府以這一方式肯定捐贈者成就，彰顯榮耀，旨在發(fā)揮其垂范作用。除了對捐贈個人授予榮譽，還有從省到縣各級官員參加村小落成典禮給予肯定，如河頭小學、水坡華僑小學、分界昭才小學、寶樹小學等。另外作為官媒的《海南僑報》對謝門熙[25]、李瓊洋[26]等有貢獻的華人進行褒揚式宣傳，也是政府肯定方式之一。
4.持續(xù)性資金保障設置教育專項資金，通過利息的方式確保家鄉(xiāng)學校的持續(xù)發(fā)展，這一舉措值得稱道。專項資金來源一是以族產作為學校生存發(fā)展的基礎。如新加坡文曲公司樓⑥，捐款10萬元作為文曲小學建設教育專項基金。每年基金在銀行所得利息，用于維持學校維修經費、獎學金等。時至今日，盡管該小學現雖已撤并，但此筆基金及利息仍存在銀行，由馮崇序監(jiān)管，專人做賬，每年9月提取利息獎勵高考上榜者。與此同時，鳳尾村的海外鄉(xiāng)親出售新加坡公司樓一間，所得資金用于鳳尾小學的日常運轉。
二是個人名義專項基金。如澳大利亞華人梁梅居1986年捐贈5萬元，由萬寧華僑中學每年提取利息做獎學金[24]110;1993年該校將眾人捐款結余利息1.8萬元存入銀行，年息2000元，列入今后獎學金使用[24]200;1997—2001年間，李會章夫人獎學金基金會每年提取家族存款2萬元利息，獎勵該校優(yōu)秀師生[24]211。
(三)管理與監(jiān)督
受捐學校多成立基金會和董事會，管理和監(jiān)督僑捐使用。筆者在做田野調查時，在分界昭才小學校長翁泰東家找到保存完好的建校系列材料，其中經費表中內容翔實，包括總收入(國外、國內)、付出金額。付出金額一表時間跨度1994—1996年，類別多達100項，金額從買筷子3元到工程結算165242元不等。表格末頁會計翁泰東、出納曾海進簽名確認后，交由董事長曾昭才簽字“接受”。
另還有工程造價計算表等，整套程序資料記錄完整。規(guī)章制度較為完善，如《文曲小學學校物資購置管理使用制度(1991)》《文曲小學學校財務管理條例》《萬寧縣文曲小學關于獎教獎學的若干規(guī)定和方法(1992)》《文曲小學獎罰條例(1996)》等。1994年《文曲管區(qū)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工作總結》，通報經費劃撥、歷年華僑華人和群眾集資款項以及資金流向①。
文曲籍新加坡鄉(xiāng)親對于教育基金使用也有明確要求：由家鄉(xiāng)選出3名代表為基金信托委員會委員代為保管;只能領取基金之利息，以作維修和獎學金;領款人由家鄉(xiāng)決定;每年可領取利息一次②。李會章夫人獎學金基金會委托李會東、林紹傳和李崇政組成管理小組，符合七類要求的申請者在當年9月15日前提交書面申請及證明副本(如品行/榮譽證、成績單、學校證明等)后，由管理小組進行審查和面試，并于當年11月中旬公布獲獎名單。此外，各校也可推優(yōu)，頒獎于新年前后進行，并邀請有關單位、學校及家長給予協助[27]175-176。
三、僑捐教育呈現的文化內涵
貨幣是僑捐的最初形態(tài)，當其以物化的形式(學校)呈現后，作為項目的捐贈程序至此結束。僑捐文化在此表現為，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所依據的理念[28]。問題是，捐獻者與僑捐教育項目之間，有著怎樣的情感表達?呈現怎樣的文化內涵?
(一)基于血緣地緣文化的共同理想
血緣是穩(wěn)定的力量，地緣是其投影，二者合一是社區(qū)的原始狀態(tài)[29]。聚落而居，通過族譜、村規(guī)等禮俗建立起群體認同的組織，成員間建立起“自己人”身份認同，各據“名分”承擔相應的責任與義務。龍滾宗親、鄉(xiāng)親互相引帶是向南洋移民主要形式，華僑華人血緣、地緣結社更強化了這一認知并增強了凝聚力③，迄今仍為各村公廟、同姓宗祠修繕以及拜公等儀式捐贈，以保佑與扶持海內外昆仲財途亨通、營謀順遂。幫助祖籍地、教育同宗子弟、提升本族地位是海外人員自視為自己應盡的責任和義務。過去龍滾地區(qū)互相詢問小孩是否上學，都是問“你家小孩去祠堂了沒有?”老一輩“去番”鮮有教育背景，多從事邊緣工作，生活艱難。
興學育才是實現宗族興旺的通道，故該群體對后人教育尤為重視，從而演變成共有的傳統。僑捐教育作為制度化、規(guī)定化的項目，用于維持村莊、社團中固有的關系。1929年由寶樹聯合會和謝氏公會組成“星洲南洋謝氏總會”，1994年改名為“新加坡謝氏總會”，宗族文化早已內化為他們的自我認同。清末嶺上園村在謝氏寶樹宗祠內辦私塾，1952年轉為公辦“嶺上園村高級小學”。1984年新加坡華人提出遷移學校到光榮嶺腳下，并開始募捐建校。
1985年新的教學樓落成之后，遂向萬寧市政府提議，更名為“寶樹小學”(有《滕王閣序》中“謝家之寶樹”之意)。華僑華人與家鄉(xiāng)同姓同宗之間，雖然遠隔重洋，但由血緣而來的群體認同始終將他們維系在一起，此番易名重拾宗族堂號，也是為了子孫知曉自己的來龍去脈，回憶祖先曾經的榮耀。這既是一種對祖先保持記憶的表達，也是一種家族共同體意識，更是一種對家族生命生生不息的意識，盡力維持家族的存在與延續(xù)。有學者研究認為：在僑鄉(xiāng)“小傳統”道德邏輯中，財產越多、權力越大、越有資源的人越有能力為社會負起責任。
“一方面，坎鎮(zhèn)移民需要延續(xù)中國鄉(xiāng)土社會中的士紳傳統，承擔起為家鄉(xiāng)源源不斷地給予僑鄉(xiāng)以文化饋贈;另一方面，僑鄉(xiāng)對于給予文化饋贈的移民有著社會地位補償的承諾。”[30]這種基于道義基礎的社會地位補償關系，與龍滾實際情況相差甚遠。治坡村歸僑及僑眷與華僑華人，一直將建校作為他們的共同“理想”。新加坡的韓慶光最具代表性，建校時捐贈4500元新幣，為眾人之最。早年大嫂賣牛送韓氏出洋，后經營食閣檔口，靠勤儉積累薄財。
因為食閣的工作手停口停，維持不易，故也不常返鄉(xiāng)及參加建校慶典活動等，甚至不介意家鄉(xiāng)父老知曉他在新加坡的真實情況。與“以有意無意的炫耀方式向家鄉(xiāng)人展示其‘成功’，以提高自己在僑鄉(xiāng)的社會地位，從而實現社會聲譽補償的目標”[31]，具有明顯的不同。韓氏慷慨義舉，究其原因主要是募捐者韓田疇充滿“人情”地游說：“雖然你不在家鄉(xiāng)了，可是你的同族兄弟姐妹還在那里啊。為了讓本族后人不要像我們一樣背井離鄉(xiāng)，我們該群策群力，慷慨解囊。”④
這種饋贈表現為一種純粹的情感與心意，是基于血緣與地緣的宗族共同體想象，使其始終不忘自己作為宗族一分子。所謂名分，“就是把社會中的人各就其關系，排定其彼此之間之名分地位，而指明相互間應有之情與義，要他們時時顧名思義。”[32]以韓慶光為代表的華僑華人，仍牢記著宗族成員之“名”，并自覺不自覺地履行應盡之“分”。此外，還有120位與他在新馬處境相同，但捐款金額不多的華僑華人。
治坡村不分金額捐贈多寡，將所有樂捐芳名鏤志銅牌，懸掛于校園內永留紀念。是年，河頭小學落成，新加坡、馬來西亞人均捐款分別為402.9元新幣、258.3元馬幣，見圖3。制作芳名錄這種激勵并無強制力量，其內蘊的傳統文化動因才是捐贈的持久力量。除卻血緣地緣的關聯，共同特質、需要、價值觀等也是凝聚全村的基礎。在相對封閉的社會環(huán)境里，僑捐教育使群體中每個人得以恰如其分地表達情感。
龍滾文曲小學也經歷多次重建。該學校曾于1982年遭遇強臺風，校董會成員馬來西亞歸僑馮紹坦與新加坡僑領陳傳章書信聯系，商量重新建校大事，后交由校長馮崇序負責①。當收到來自家鄉(xiāng)請求時，華僑華人積極響應，此次重建“比前兩次提高新的規(guī)格和水平，即被普遍譽為‘小巧玲瓏’的美稱”。1992年該校被評為海南省“校容校貌二等學校”，1993年萬寧縣“文明小學”。這一成績和榮譽完全歸功于文曲村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②。
馬來西亞、新加坡積極發(fā)起募捐的多為從家鄉(xiāng)南下的第一代，但共同的理想同樣存在于一些移民二代中間。此前馮崇豪與家鄉(xiāng)關系并不密切，自身財力有限捐贈較少。因負責國外籌款活動表現積極，受到鄉(xiāng)親贊譽。馮崇豪深感愧疚：“真抱歉，弟對于家鄉(xiāng)和學校一點貢獻都沒有，卻沾了一分光，實在有愧于心，請原諒。……弟認為有這些熱心的鄉(xiāng)親和在家鄉(xiāng)的親人同心協力，各盡所能，無私的貢獻是文曲村的福氣”③。血緣地緣關系網絡在籌款中占據重要因素，僑捐教育重塑海外宗親長期、穩(wěn)定的情感依托。
期間馮氏兄弟始終保有對宗族關系網絡的群體認同，將自己視為其中一員，并熱心于履行相應之“分”。學校將饋贈雙方聯系在一起，傳達出的人情是不可讓渡的。學校落成即為共同理想形成之時：“文曲小學有今天之驕人成績是學校、校董、校長，所有師長和學生還有在家鄉(xiāng)各鄉(xiāng)親之努力，和想辦一所完善之學校的概念有關。在大家同心協力之耕耘下，才能開出美麗的花和實惠的果子。”④在一榮俱榮的整體格局下，在外人(村)面前，個人的捍衛(wèi)也讓“大我”(全村)有面子。
萬寧籍華僑華人在海外的地緣性組織是以鄉(xiāng)、縣(市)、省地緣為紐帶組成的團體，很多人參加一個或幾個社團，現馬來西亞就有五個萬寧同鄉(xiāng)會[33]。若圈囿于龍滾地區(qū)，則局限于建立各自的村小。然而，無論橫向遞推還是縱向延伸，根據“一個鎮(zhèn)只辦一所初級中學”的原則，構造立體的升學網絡，打造在萬寧地區(qū)知名的中學又成了全體龍滾籍人士的共同理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籌辦龍滾初級中學至1996年，海外共捐款300多萬元。
1962年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僑委主任何香凝題寫校名“萬寧縣華僑中學”。隨后幾次變更，1980年恢復原建制，198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為該校續(xù)題校名[21]285。這樣的殊榮及后期辦學成功，不僅在萬寧地區(qū)，乃至海南省都是罕見的。
(二)增加捐贈者聲望
“自我實現”“獲益交換”“群體歸屬”“信任”“真實”[34]是人類至少具有的五種交易需要。理性的制度設計一定是互惠型，賦予合作的力量。以曾昭才⑤為代表僑捐教育，明顯傾向于“自我實現需要”，在捐贈過程將正面信息傳達給社會，增加聲望，以此得到滿足、激勵，產生承諾。1994年分界小學重建，歸僑曾海進給其馬來西亞叔父曾昭才去信提出募捐建議，并推舉其為董事長。是年11月，曾氏返鄉(xiāng)率先捐資10.4萬元，共同募集24.6811萬元⑥。
為表彰曾昭才的突出貢獻，1996年3月，萬寧縣人民政府批復同意將“龍滾分界小學”校名更改為“萬寧縣分界昭才小學”⑦，這是龍滾鎮(zhèn)唯一一所以個人命名的學校。曾昭才捐贈的動機愛鄉(xiāng)、愛教育毋庸置疑，但作為在馬來西亞有多重社會地位的人來說，作為一種道德約束他必須扮演一個決定性的角色：捐贈金額是華社中最多的。這樣他才能獲得所在華社的認同，鞏固之前他所建立的社會關系，并在彼此共同的榮辱經驗中，通過呈現自己的慷慨與實力，獲得眾多的追隨者，方便繼續(xù)拓展事業(yè)版圖。
曾昭才擔任校董會董事長期間，很多文件均有其簽名加以PIS后綴�？梢钥闯鲈巡盘貏e看中這個獎章，這是在異國他鄉(xiāng)出人頭地的體現。儒家思想中“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華人發(fā)達后必是衣錦還鄉(xiāng)。“士農工商，四民有業(yè)”，原本商人在官本位的傳統社會里排在最后。而在分界昭才小學落成典禮上，曾昭才的名字排在了時任縣長林玉權的前面①。能得到政府的官方承認，這樣高標準的回禮是地位與權利的最大體現。
增加捐贈者聲望且有主觀意愿也有被動形式助推。“立德、立功、立言”，人才能“死而不朽”。中華傳統文化的生命核心，也就是對生存意義的追問。“三不朽”就是儒家對人生價值的評判標準之一。“三不朽”的最大之“德”，不僅是個人品德修養(yǎng)，更是以造福生民和后代為最大德行。李城燕先后為萬寧縣華僑中學、龍滾中心小學、龍滾村學校以及其他公益事業(yè)捐款30余萬元[21]31。生前低調行善，身后極盡哀榮，1992年被海南省政府表彰。1997年2月其妻韓春梅捐款20萬元助建萬寧大會堂，其中一廳命名為“李城燕廳”[24]95。
(三)情感寄托與孝敬補償
“孝敬饋贈象征著基本的人倫關系，它的實踐也較為固定，互惠的或者說‘報’的因素也最少。”孝敬饋贈情義參半，多表現為情感的交流[35]。早期的華僑華人下南洋都是男性只身前往，無法侍奉雙親于膝前，只能通過僑批委托在鄉(xiāng)妻小、兄弟或者鄉(xiāng)鄰照顧。待到取得一定成就，多數已是“子欲養(yǎng)而親不待”的遺憾。在傳統的中國和華人社會，一直宣揚以“孝道”治天下，這不僅僅是重要的家庭規(guī)范，也是人際交往中的參考依據。不孝之名會帶來千夫所指，受到群體性的孤立。該群體在具有一定能力和相應的機會時，會以某種方式表現自己的孝心，饋贈養(yǎng)育之恩。
前文提及的1992年文曲小學“孝敬”籌款方式，最終陳傳章以其先人名義認捐一間，馮廷其父子認捐兩間，馮廷仁、馮廷伍兄弟以其母親名義合捐一間。“中國人相信人與人之間的——而事實上是人與超自然存在之間的——行為的回應(喜愛與憎恨，獎賞與懲罰)應當像因果關系一樣確定，因此當一個中國人行動時他自然地預期某種回應或回報。”[36]在世時未得到孝敬的老人，在去世后以這樣的形式得到情感的彌補。華僑華人認為逝去的父母能以無形的方式和他們在一起，這是有意識努力保持對父母生動記憶的結果。為父母及先人顯名是孝敬的另一種體現。
四、余論
相對廣東五邑地區(qū)和福建、浙江部分“中興”的僑鄉(xiāng)，北京、上海“新生”僑鄉(xiāng)[38]，海南海外華僑華人與祖籍地間“所呈現的社會關系日漸衰落”[39]。同時僑鄉(xiāng)的衰落是在無償性社會文化饋贈沒落后，再次嘗試在祖籍地進行盈利性跨國實踐并沒有如期成功所致[40]。學者對僑鄉(xiāng)社會變遷，及與華僑華人之間的互動往來進行了多個方位的分析，但過往的研究，習慣于將華僑華人視為一個整體，而忽略了華僑華人作為一個群體構成的復雜性。在參與僑捐的過程中，其動因存在著多重構建。龍滾鎮(zhèn)捐贈的動因與有別于其他僑鄉(xiāng)，帶著強烈的地域、民族和文化特征。
基于中華傳統文化情感歸屬以及身份認同，通過制度設計與情感聯結疊加互動，展現出吸引的價值�？梢詺w結為需求上的一致，共同理想的維系、增加聲望和情感補償等方面。隨著中國崛起，海南僑鄉(xiāng)教育資源整合，政府對教育的投入持續(xù)加大，僑捐教育的閉環(huán)流程從建校“需求”開始打破。海外第三代四代華人已融入所在國，形成新的社交圈子，“贈予”和“接受”的過程自然也不復存在，龍滾地區(qū)亦不例外。
由于出生人口變少，加上經濟改善，人們追求更好的教育質量，各村大批兒童開始轉到中心小學或追隨父母到城市讀書，本世紀初各村小學開始大量撤并，目前僅剩下龍滾華僑學校(九年制一貫教育)和治坡小學一所村小。作為海外親人與村民“共同理想”的僑捐教育失去了它存在的必要性，成為僑捐沒落的一個縮影。當僑民個體由華僑向華人轉變，評價標準由祖籍地向移居地轉變，加之老一輩過世，新一代已出五服，地緣血緣共同體的想象難于為繼，僑捐教育最初情感底色之“身份認同”便被打破了。
海外華人與桑梓的血脈聯系逐漸淡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如何對傳統文化創(chuàng)造性繼承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構筑新的“文化認同”，重新思考受贈者與捐贈者的角色定位、互動交流的形式，培育既有民族特色又適應時代潮流的互惠原則，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構現代海外華人與祖籍地的情感聯結，需要大家共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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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葉曉靜1，2，張曉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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