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海登懷特的《元史學》以降，歷史學的邊界問題，歷史學與文學的關聯(lián)問題，一直處于后現(xiàn)代主義式的開放性討論之中。史料在加拿大華人史寫作中具有重要的意義，且在呈示華人早期生活時又面臨著無法還原的匱乏性、可疑性，令歷史學的想象性乃至推測性大大
摘要：海登·懷特的《元史學》以降，歷史學的邊界問題，歷史學與文學的關聯(lián)問題，一直處于后現(xiàn)代主義式的開放性討論之中。史料在加拿大華人史寫作中具有重要的意義，且在呈示華人早期生活時又面臨著無法還原的匱乏性、可疑性，令歷史學的想象性乃至推測性大大突出。在加拿大華人史寫作語境下，歷史學的文學性超出了常見的修辭、敘事范疇，并為歷史學與文學的統(tǒng)一提供了更多可能性——開始在文學中尋覓歷史�？梢哉f，在展開對加拿大華人，特別是早期華工生活世界的歷史想象中，歷史的邊界在文學與歷史學的寫作姿態(tài)和構(gòu)思，特別是歷史精神追求的統(tǒng)一中，并非涇渭分明。
關鍵詞：加拿大華人史;文史統(tǒng)一;新史學
本文所指的“加拿大華人史”是一段客觀的“歷史”，而“加拿大華人史寫作”則是有關客觀“歷史”的文本化歷史，是個體化的集體記憶書寫。所涉的文本有程天放的《東方向加拿大的移民》，李東海的《加拿大華僑史》，詹姆斯·莫頓的《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的中國人》，魏安國等的《從中國到加拿大》，許簡邦的《加拿大華僑概況》，李勝生的《加拿大的華人與華人社會》，陳國賁的《煙與火：蒙特利爾的華人》及其與丹尼絲·赫麗合編的《掙脫枷鎖：加拿大華人反對種族主義百年史》，李春輝、楊生茂主編的《美洲華僑華人史》，黃昆章、吳金平的《加拿大華僑華人史》，李未醉的《加拿大華人社會內(nèi)部的沖突與合作(1923—1999)》，黎全恩、丁果、賈葆蘅的《加拿大華僑移民史》，AnthonyB.Chan的GoldMountain:TheChineseintheWorld等。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聚焦的文本具有一定的個案性，但所呈示的問題，不僅離不開上述所涉的文本化語境，也具有較強的代表性。
自海登·懷特的《元史學》以來，歷史學的邊界問題，一直處于后現(xiàn)代主義式的開放性討論之中。其中，歷史與文學的關聯(lián)，與其說得以發(fā)現(xiàn)，不如說重新確立。盡管，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就歷史與文學的分野，即前者的已然性與后者的或然性，進行了確認，但二者之間的關聯(lián)卻從未得到歷史性的消解，無論是東方的《左傳》和《史記》，還是西方希羅多德的《歷史》，即便是在19世紀那個歷史學得以科學化的時代，它們的文學品質(zhì)也仍然得以傳承，并在20世紀重放光彩。
《荷馬史詩》、巴爾扎克的小說以及中國古代世俗小說中的歷史信息，也一直為史家所關注，如梁啟超就曾針對小說能否入史有一段極精辟的見解：“中古及近代之小說，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紀之非事實，然善為史者，偏能于非事實中覓出事實。例如《水滸傳》中‘魯智深醉打山門’，固非事實也，然元明間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門作逋逃藪，此卻為一事實�！度辶滞馐贰分�‘胡屠戶奉承新舉人女婿’，固非事實也，然明清間鄉(xiāng)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為社會上特別階級，此卻為一事實。此類事實，往往在他書中不能得，而于小說得之。須知作小說者無論騁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筆敘事，總不能脫離其所處之環(huán)境，不知不覺，遂將當時社會背景寫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1]61美國學者列昂奈爾·戈斯曼也曾說過：“有的時候，歷史學家閱讀文學文本，不是為著它們本身的緣故，而是為著它們可以從其中抽繹出來的與歷史論證相關的東西。”[2]246但不得不說，文學的歷史學品質(zhì)，與歷史學的文學品質(zhì)，諸如敘事、修辭比較起來，所得到的理論關注與實踐，在蓬勃向上的新史學中，尚處于邊緣情境之中。
這種邊緣情境，在加拿大華人史寫作中卻頗有些“中心”的意味。這是因為，在加拿大華人史的寫作譜系中，史料有著極其重要的寫作意義與價值，并留下了清晰的脈絡與印記，但這種清晰性又面臨著呈示早期華人生活史料的匱乏與存疑。這種寫作的清晰性和史料的模糊性帶來了種種可能性，尤其是在后現(xiàn)代主義史觀的觀照與反思之下。
一、歷史的邊界與后現(xiàn)代主義的思索
所謂的“新”，或稱之為“敘事的轉(zhuǎn)向”，仍然指的是歷史學本身的自身性質(zhì)，即以文學品質(zhì)為核心的跨學科品性及其視野中的自身定位。在埃娃·多曼斯卡與海登·懷特、弗蘭克林·安克斯米特、阿瑟·丹圖、列昂奈爾·戈斯曼、漢斯·凱爾納等多位歷史學家的訪談中，這種歷史定位的問題意識，一直處于討論的最核心位置。多曼斯卡將這些訪談以“邂逅”為名結(jié)集出版。正如訪談中歷史學家們一再重申與探討的歷史中的隱喻傳統(tǒng)那樣，多曼斯卡的命名本身也具有隱喻的味道。“邂逅”不僅指的是歷史學家間就歷史問題的碰撞，也應該指向歷史與文學之間。在我看來，這種“邂逅”不應該是“發(fā)現(xiàn)新大陸”式的開拓經(jīng)驗，而應該是“他鄉(xiāng)遇故知”式的相逢回味。多曼斯卡在談論后現(xiàn)代主義(訪談的另一個核心主題)時，稱它為“將舊的范疇置入了新的語境”[2]316。歷史與文學的“邂逅”，同樣具有歷史性。問題的關鍵是，這場“邂逅”是如何實現(xiàn)的，以何種方式完結(jié)。
這場“邂逅”的新語境，是在后現(xiàn)代性主義蓬勃發(fā)展，并對現(xiàn)代主義進行深刻反思的情境中得以呈示的。它的主要特征，與其說是破碎化，不如說是多元化。這也就意味著，后現(xiàn)代主義是對單一性的終結(jié)，或許正是有關于此，阿瑟·丹圖也總結(jié)道：“后現(xiàn)代主義的風格就是沒有一個融貫的風格。”[2]209在此語境中來觀照歷史與文學的“邂逅”，至少是在多曼斯卡這本以此為名的訪談錄中，并沒有呈示出一種雙向度思考，而是以歷史為中心的單向度召見。也可以如此理解，這個命名，特別是其內(nèi)蘊的那種多元性語境的風格和精神，在內(nèi)容的表征中反而被消解了。具體來說，除了個別的例外，它只回答了歷史為何，特別是在跨學科中為何，卻沒有在他者中去尋找另一個可能性的自我。這種歷史思維，同樣屬于現(xiàn)代主義式的修正主義，將他者成為自我的客體，而非另一個平等的主體。雖然，歷史學家們在對“歷史學”的自我認知中，確認了它的跨學科品性，特別是承認了它的學科之源——“歷史一直是一種文學”[2]175，并以此昭示出自身在后現(xiàn)代主義語境下的開放姿態(tài)，但這能否真正打開主要是在19世紀所建構(gòu)的學科的藩籬，還是難以預知的。
這種艱難，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只滿足于對后現(xiàn)代主義精神的認知主義。它確切地感受到了除自我之外的，他者的存在及其應有的價值：完善自我的參照，卻從未認識到那參照鏡之中不僅有自我的影像，還存有自我及其可能性。至少在巴赫金和萊維納斯那里，自我和他者之間就無法各自再次獨立了，他者不僅僅為了自我而存在，自我同樣必須“為他者(人)而存在并借助于他者(人)而存在”[3]65。自我和他者，已經(jīng)不再是主客觀關系那樣簡單了，而是必須在“面向他者”的精神之中實現(xiàn)二者生存性的統(tǒng)一。在我的閱讀體驗中，《邂逅》中便缺乏這種生存性的統(tǒng)一，就此處研究的范疇而論，文學也僅是歷史學的一個參照，而不是另一個存在形態(tài)。因而，歷史學家們可以聲稱“歷史是文學”，卻鮮說“文學是歷史”。
在很多時候，“文學是歷史”都是一種妄談。它有兩種客觀的歷史處境。在歷史學視域中，一直存有一種說法，用安克斯米特的話來說，即“認為文學僅只是虛構(gòu)，因此給予我們的只是謊言，并且因而與真理和歷史寫作就不會發(fā)生關聯(lián)”[2]97。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學得以確立為科學，而排除了文學的維度。之所以將歷史的文學維度與它的科學的維度對立起來，離不開文學的學科屬性及其定位。在文學視域中，文學似乎除了審美之外，很難有一種認知的功能，在虛構(gòu)與想象的創(chuàng)作法則里，似乎真的容納不了事實與真理的存在。這恐怕就是19世紀以來的學科之藩籬。這種學科中心主義，在后現(xiàn)代主義語境中得到了質(zhì)疑與反思，其成果之一，即令歷史學從單一性的困途之中走向三個維度的彼此關聯(lián)體系之中。耶爾恩·呂森正是從三個維度，即科學的、政治學的和文學的維度來理解一個立體的歷史學。他認為，這三個維度息息相關，彼此關聯(lián)，忽略和弱化任何一個，都有可能導致偏頗與狹隘的后果。[2]191與后現(xiàn)代主義的歷史學相仿，史學家蓋伊對文學的認知功能進行了一次有益的探索，在從歷史學的視角分析了狄更斯的《荒涼屋》、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湯瑪斯·曼的《布頓柏魯克世家》之后，直言道：“在一位偉大的小說家手上，完美的虛構(gòu)可能創(chuàng)造出真正的歷史，成為既有小說藝術之表現(xiàn)，同時又能成為指陳真理的最佳媒介。”[4]224-225正是這種后現(xiàn)代主義的探索姿態(tài)，令“文學是歷史”不再是一種無稽之談，而開始進入一種探索之途。
從語義學角度考慮，無論是“歷史是文學”，還是“文學是歷史”，都只是一種判斷而言，并不意味著歷史與文學之間的同一。從古至今，無論是強調(diào)二者之間的區(qū)別，還是共性，都是在二者之間不可替代的歷史語境之中發(fā)生的。這意味著，“歷史不可能是文學”“文學不可能是歷史”。這確實是無法排解的學科矛盾，也就規(guī)定了歷史與文學各自的邊界所在。就歷史與文學的關聯(lián)而言，即如海登·懷特《元史學》以降那樣，發(fā)現(xiàn)“歷史的文學性”(歷史的文學品質(zhì))，又要在其肩膀上去探求“文學的歷史性”(文學的歷史品質(zhì))。固然，文學的歷史性，并不是一個開創(chuàng)式的發(fā)現(xiàn)，梁啟超、戈斯曼、蓋伊等學者實際上都已觸摸到要害之處，只是它需要在一個不同的語境中重新得以確認，甚至展望，而與加拿大華人相關的歷史語境，或許有益于對其激發(fā)與探求。
二、新語境：可疑的史料與歷史想象
史料之于歷史寫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加拿大華人的歷史寫作中，對其相關史料的搜集與掌握，成為歷史寫作出新與完備的重要參照。李東海就曾強調(diào)：“關于這本書的取材，征引史實，以域多利中華會館八十多年所珍藏的文獻和英屬哥倫比亞省府所保存的史料為主，旁采西文書籍及當?shù)貓蠹�、刊物、政府公報為輔。”這不僅僅是為了自己的寫作，還本著所謂的“治史精神”。在上述史料的基礎上，“對每一問題加以考證和羅列”，其目的是為了糾正憑著主觀的喜悅而把事實歪曲的不正之氣。[5]6正如李東海所謂的“寫加拿大史是由我而草創(chuàng)，古無前例”[5]6，這種開創(chuàng)性，自然成為之后歷史學家們寫作中的“影響的焦慮”。
或許，受到李東海在史料運用中那種自信的影響，加拿大學者魏安國等在史料的運用和搜集中，呈現(xiàn)出與之相反的謙遜姿態(tài)，直陳自己的團隊在寫作過程中對史料掌握得不充分：“由于調(diào)查時間的不足，我們未能充分利用教會的資料，不論是已經(jīng)刊印的還是尚在檔案中保存的。對于這一點，我們特別引以為憾。事實是，在各類公私檔案中，還有很多很多的資料可供未來的研究工作者使用。雖然我們已經(jīng)廣泛地采用了一些檔案資料，但是尚有分散在其他華文報紙上的資料，仍可為其他研究工作者利用而取得成果。另一方面，對西文報紙也沒有盡可能地加以利用。最后一點是，盡管我們也選收了一些口述的歷史，但是我們很少采用這種方法，因為我們相信，現(xiàn)在從事這項工作的，有許多人都比我們的條件好。確實，加拿大華人社區(qū)和個人的口述歷史，很可以成為他們自己的一種體裁。”[6]2-3這種“不充分”的強調(diào)，無論是“教會的資料”“各類公私檔案”“各地中英文報紙”，還是一種另類的歷史——“口述材料”，實際上都要比李東海所掌握和依據(jù)的史料要更詳細、更豐富，于是在這種研究局限的謙遜中，無形地將李東海的首創(chuàng)意味在整體性的寫作視野中(“加拿大”各地與“域多利”一地的比對)給消解掉了。
從掌握到的資料來看，至少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陳國賁的《煙與火：蒙特利爾的華人》和21世紀初黎全恩等人的《加拿大華僑移民史(1858—1966)》，在對口述史的關注與運用上，是對魏安國等人的一種歷史回應。華人研究的著名學者王賡武在對陳國賁作品的評介中，毫無避諱地說“本書并不是純歷史著作”，并稱贊“陳博士的著作的卓越之處在于他通過采訪蒙特利爾唐人街的老人以收集口述歷史資料取得成功”。[7]1王賡武的評介，事實上已指出了《煙與火》跨學科的文本特色，即純歷史敘事與口述敘事的一種雜合。這種雜合性，是作者本人的寫作動機與風格的自覺追求。在“英文版自序”里，陳國賁在開篇處即指出，蒙特利爾唐人街老人的長達數(shù)百頁的口述訪問資料“構(gòu)成本書第三、四、五、九章的基礎，同時也啟發(fā)我寫出本書的其他各章�，F(xiàn)在——回過頭來看——這些發(fā)自內(nèi)心的個人生活史的講述對我研究種族社會史是十分有價值的”[7]1。這種寫作的自覺，顯然克服了魏安國的那種顧慮，不僅繼續(xù)將口述材料作為歷史的內(nèi)容本身，更是將它們視為具有啟發(fā)價值的重要史料。這種將口述材料作為歷史內(nèi)容的同時以此生成新的歷史的寫作風格，或許正是魏安國所期待的那種將口述歷史視為一種“體裁”的歷史寫作;當這些題為“蒙特利爾華人社區(qū)口述史”的復印件，存于康克迪亞大學圖書館非印刷類資料庫和渥太華的加拿大國家公共檔案館時，或許陳國賁便成為魏安國所承認了的那些“比我們條件好的”研究者。
黎全恩等合著的《加拿大華僑移民史(1858—1966)》出版于2013年，可能是這方面最近的研究成果。與魏安國在史料搜集和使用方面所呈現(xiàn)的相比，黎全恩在序言里，顯露出集大成式的勃勃雄心：“最后特別要指出的是，這本書盡可能使用了在加拿大迄今為止可以找到的有關華人的原本中英文文獻和可信資料，并采用口述歷史的方式，實地采訪了早期華人的后代，為這段風雨飄搖的百年移民史留下活的見證”;這種全面的史料搜集與利用，還延續(xù)了李東海所秉承的“治史精神”，“因著嚴肅的學術鉤沉，在以前有關加拿大華僑歷史的各類中英文著作和論文中的不少錯誤和謬傳，乃至空白，也得到了糾正與補充”[8]2。作為長年浸淫于加拿大華人研究的學者，黎全恩的自信自然有其道理，史料的完備應是其中之一。但就開創(chuàng)性而言，其寫作風格與以往相比，并沒有走得太遠，反而是其寫作視野，更顯露出“整體性”，并將因此具有獨特的歷史意義與價值。
與陳國賁的寫作處于同一時期的另外一位華人學者李勝生，也通過社會學的視角與方法，在傳統(tǒng)的歷史學領域給出一個頗為不同的歷史真相。沿著這種跨學科的視野，黎全恩等人的歷史寫作似乎比以往更加自覺地踐行學科間交叉的方法，并確信其研究成果。與黎全恩強調(diào)通過史料的完備來實現(xiàn)李東海所倡議的“治史精神”不同，他的合作者丁果希望通過采用交叉學科的研究方法，“從而使這本移民通史具有多面向、立體化的優(yōu)勢，既填補了以往移民史研究的一些空白，又糾正了以往移民史中以訛傳訛的‘常識性’錯誤”[8]5。這種自覺、明確的宣言，透露出新一代學者的后現(xiàn)代視野，至少是在對歷史學的學科認識方面，丁果等人更追求一種多元化的歷史學，以替代以往那種學科化的歷史學，進而在史料的解讀中有了多元的視點。
即便將李東海視為與加拿大華人相關的歷史寫作的起點，至丁果等人的歷史寫作，也有半個世紀了，對于相關史料的爬梳、搜集與整理應該來說是比較充分了，這或許是黎全恩只強調(diào)史料的“全”而不是“新”的原因所在。面對同樣的史料，如何消除寫作的焦慮，可能就要依賴于對史料的闡釋視點以及敘事的策略了。后現(xiàn)代主義之后的歷史哲學，為此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寫作動力，而自覺踐行歷史學的“跨學科”品性只是其一。
歷史學和文學是不可等同、替換的，畢竟各有自己的邊界。這個邊界地帶，雖然并不會那么涇渭分明，特別是在后現(xiàn)代主義的今天，但依然能夠?qū)っ蕉咧g模糊的界線之所在，其中，史料以及對它的態(tài)度與方式，應是較為基本的一個。
自海登·懷特的《元史學》以來，歷史與文學之間的共性，即敘事、修辭等，逐漸成為普遍的知識，并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這從多曼斯卡的《邂逅》訪談的內(nèi)容和觀點上，便知一二。事實上，共性與個性，往往是相輔相成的，杰爾澤·托波爾斯基就在歷史與文學的共性——敘事中尋找二者的差異，即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的區(qū)別。[2]157-158他認為，歷史的“生成”主要是在文學敘事，而不是在歷史敘事中呈現(xiàn)的，因為文學敘事善于通過對話、透視內(nèi)心等形式，以便展現(xiàn)人們做出決定的機制，而這些形式都是歷史敘事所不被允許的。除了敘事觀念的不同之外，處理敘事時間時，文學敘事的自由度也要比歷史敘事大很多，前者往往可以自由穿梭其間，但歷史學家即便是在同時性的敘事中，也必須考慮到時間的確定性。安克斯米特也曾對歷史與文學做過區(qū)分。他認為，歷史學與小說的區(qū)別在于：前者缺乏聚焦。他的解釋是，在如何對待過去方面，歷史學提供建議，而小說特別是歷史小說將這些建議運用到特定的歷史情境中;二者之間的關系，類似于物理學與工程師之間的關系，前者提供理論知識，而后者重在實踐運用;所謂的“聚焦”，即只有小說才能為那些歷史知識提供得以應用的“焦點”。[2]103
在安克斯米特看來，歷史學家的目標是“做出對于過去的真實陳述;那也就是，獲取可以或者為真或者為假的能夠以單稱、斷言式陳述句來表達的某種知識”[2]90。但正如葛劍雄等人所言，“歷史是過去的事，但過去的事并不一定是歷史”[9]70。也就是說，歷史與過去并不等同。事實上，在后現(xiàn)代主義歷史哲學看來，歷史中的過去，并不是真正的過去，而只能是一種構(gòu)建的、創(chuàng)設的、主觀的過去。這種將過去存在的真實與歷史敘事的真相分離開的歷史觀念，顯然有導致歷史相對論的可能性。為了避免這樣，伊格爾斯堅稱，雖然“對于過去的每一重構(gòu)都反應了一個不同的視角，從而沒有最終的歷史，也沒有最終的解釋。但我還認為，可以有并非純粹武斷的對于過去的逼近”[2]122。而他“并非純粹武斷”的自信正是源于對史料的批判性分析所擁有的樂觀主義。這種基于史料的樂觀，在海登·懷特那里也是熟悉的。他稱“過去是一個神奇之地”，雖然它已不復存在，但人們可以而且只能通過遺留下來的東西來研究它。[2]20所謂“遺留下來的東西”，就是史料�？梢姡妨蠈τ跉v史而言，就是歷史學家們想象過去、趨近過去、實現(xiàn)歷史真相的基礎。
史料之于歷史的意義，十分重大。因為史料，后現(xiàn)代主義歷史哲學出現(xiàn)了一種分歧。一方認為，史料同樣存有主觀性。托波爾斯基認為，雖然史料是連結(jié)歷史與過去之間的一條道路，但是這條道路因其主觀性而實際上不存在。[2]152另一方則相反，認為史料具有相對而言的“客觀性”。耶爾恩·呂森認為，“在史料所包含的信息和產(chǎn)生意義的解釋程式之間，存有極其復雜的關聯(lián)。比之尋常有關主觀性的論證所意識到的而論，意義和內(nèi)涵當中甚至有著更多的‘客觀性’”，并憑此，可以獲得有關過去的“可靠而真確的信息”[2]183，185。鑒此，通過有關史料的主客觀之爭可以發(fā)現(xiàn)，史料特別是那些文字性史料的本質(zhì)，實際上也是一種有關過去的敘事。而其功能在于，歷史學家們通過它來認識過去，表現(xiàn)歷史。至于同樣含有敘事性的史料，是客觀再現(xiàn)過去，還是主觀構(gòu)建過去呢?可能與其具體的歷史語境有一定的關聯(lián)。
事實上，在加拿大華人早期生活情況的史料中，20世紀之前的中文史料是極其匱乏的，但不少的英文史料，特別是報刊、政府報告等文字性材料等，卻保留至今。因此，與加拿大華人相關的歷史寫作，便不得不依賴于這些僅存的英文資料�？墒牵捎诜N族歧視觀念的深刻影響，這些資料對華人生活的敘事，是客觀再現(xiàn)，還是主觀建構(gòu)?不得不說，這是一個歷史的質(zhì)問。在1859年《域多利官報》上一則有關華工抵埠的報道中“圓眼睛”“把自己當成馱東西牲畜的中國方式”“驚奇”等言語和修辭的“巧妙”使用，不僅透露出一種異國情調(diào)式的調(diào)侃與諷刺，更呈示出在加拿大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同為新移民群體的白人與華人之間的主客觀念。其實，與以后的新聞報道和記述相比起來，1859年的這篇報道里的種族歧視觀念屬于溫和的好奇心范疇�？v然如此，對于反映與再現(xiàn)當時華人的生活情境，這種敘述是不是一種呂森所期待的“可靠而真確的信息”呢?李勝生在《加拿大的華人與華人社會》一書中，運用社會學的方法，將加拿大主流社會對于華人的歧視，視為一種制度性生產(chǎn)的過程與結(jié)果。雖然在他“制度性種族主義”的理解中，法律的生成及其政策執(zhí)行是核心內(nèi)容，但新聞媒體的輿情渲染與推波助瀾，也應當是“制度性”生成不可缺少的有機構(gòu)成，而且一旦通過制度形成一種歧視華人的社會結(jié)構(gòu)之后，歧視還會成為左右報刊營銷的重要手段。1921年的《溫哥華每日世界報》就是靠刊登反華文章而一舉扭轉(zhuǎn)銷路呆滯的經(jīng)營局面。[6]209通過上述簡略的分析可以看出，確實很難斷定遺留下來的英文史料是否可以成為歷史寫作不可缺少的可信材料。
史料是歷史生成的經(jīng)驗性基礎。不管是相信還是質(zhì)疑史料的可信性，兩種說法都不愿意歷史走向虛無。在文學中尋覓歷史的蓋伊曾說過，“一言以蔽之，在虛構(gòu)中也許有歷史存在，但在歷史中卻不允許有虛構(gòu)這類東西存在”[4]216。這種語言的游戲，道出了作為歷史學家的寫作姿態(tài)。這種姿態(tài)，即便是經(jīng)歷了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的洗禮，依然在開放與發(fā)展之中延續(xù)下來。正得益于此，歷史學家們在對史料進行真?zhèn)巫R別的爬梳中，仍然能夠建構(gòu)出歷史的真相。對于加拿大華人史而言，特別是早期的那段辛酸史，盡管面臨著史料匱乏與存疑的寫作困境，但憑借著對歷史真相的執(zhí)著追求，依然能夠呈現(xiàn)給讀者們那個時代的歷史真實。只不過，這種真實是一種語境化的真相，是創(chuàng)造出來的，而不是發(fā)現(xiàn)而得的。這種歷史寫作的語境的構(gòu)建，離不開過去的遺留或表征，即史料的存在。但就早期加拿大華人史的具體情形而言，史料的可疑與匱乏，似乎顛倒了這一歷史學的事實，但歷史依然在流轉(zhuǎn)，并沒有停止。這種寫作困途的破局，則來自一種基于歷史真相的過去想象。
后現(xiàn)代主義歷史學不僅不排斥對歷史的想象，事實上是承認并贊同的。這在懷特的《元史學：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中是一目了然的。但這個“想象”，與在早期加拿大華人史語境中的想象，有些不同之處。前者是基于史料的，至少是在特定的語境之中，所依賴的史料是可信的，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一種想象的重構(gòu);而后者所依賴的史料，很多并不能成為歷史想象的依據(jù)�；蛟S，正是這個緣故，魏安國等人才不得不表達那種無法抵達歷史真相的無奈感，而在敘事形式上的表現(xiàn)則是，很多都是歷史事件的表征，缺乏歷史事實的勾勒，更不要說“講故事”了。這樣的結(jié)果就是，那一段時期的歷史想象是很難連續(xù)的，至少是在“歷史學家就是講故事”(耶爾恩·呂森)[2]36這個意義上偏離了歷史學的軌道。從另一個角度講，若要趨近于那段客觀存在的過去，想象的力度或者說是虛構(gòu)的力度要遠遠大于史料所提供的力量。當歷史想象可以脫離史料的束縛而另辟蹊徑的時候，文學特別是歷史小說所開拓的歷史空間，就要呈示出來了。
三、文學想象的歷史空間
歷史學的文學性，不僅僅呈示在歷史寫作的敘事、修辭等語言學層面，還體現(xiàn)在如同蓋伊已經(jīng)嘗試的那樣，在文學中尋覓歷史，或者說歷史與文學的統(tǒng)一�？v然，彼得·伯克曾說，在歷史與文學(小說)之間，“我不認為其間有著明晰的分界線，然而或許可以說存在著一個邊界地帶，某些歷史更接近于小說，而某些小說更接近于歷史”[2]276。但并不意味著，歷史和小說(文學)就真的可以等同。這也是我們一直在警惕的所謂的歷史虛無主義。
歷史不可以走向虛無，卻可以趨近過去，即便無法抵達過去。這也是蓋伊“虛構(gòu)中有歷史，而歷史中沒有虛構(gòu)”這句話的深意所在。之所以歷史無法抵達過去，無法真正再現(xiàn)過去，那是因為，歷史只是過去的一副面孔而已，而不是全部。在過去中，是不可能沒有對話的，而這恰是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的區(qū)別所在。這顯然違背既有的生存事實。正是這種歷史學的閾限，為文學趨近過去騰出了必要的空間。在某種意義上，文學如同歷史那樣，也是過去的一副面孔�；诖耍瑲v史與文學才可能統(tǒng)一。但并不意味著，所有的文學都可以趨近過去，這是上述伯克的話中用“某些”而不是“全部”的謹慎所在。
事實上，文學趨近于過去，或者與歷史統(tǒng)一，應該有兩個類別：一個是過去的文學，而另一個是現(xiàn)在的文學。前者與想象的那個時期是共時的，處于同一個時空之中。19世紀末北美華裔文學鼻祖水仙花的小說與新聞類作品就屬于此列：不僅是趨近過去的史料，而且本身就是一種歷史。[10]后者與想象的過去是歷時的，特別是一些基于史料的歷史小說，呈示出一種與歷史想象不同的文學想象，比如張翎的《金山》《睡吧，芙洛，睡吧》，陳河的《沙撈越戰(zhàn)事》，亦舒的《縱橫四�！�，葛逸凡的《他鄉(xiāng)風雨》(又名《金山華工滄桑錄》)等。有關過去的文學中的歷史，對于歷史學家，比如前面提及的梁啟超而言，實際上已成為一個有關歷史的知識了，但對于后者，即便是在后現(xiàn)代主義時期，也是有待確認的。下面嘗試在具體的加拿大華人的歷史語境之中揭開文學的面紗，以呈現(xiàn)另一個歷史的面孔。
上述列舉的那些小說，都是歷史小說，其中《睡吧，芙洛，睡吧》《縱橫四�！贰端l(xiāng)風雨》等是一些較為傳統(tǒng)的歷史小說，而《金山》《沙撈越戰(zhàn)事》，則是一些頗為“現(xiàn)代”的歷史小說。二者所區(qū)分的依據(jù)是故事情節(jié)與時間是否對稱，并以此為基礎采用各自的敘事方式：前者是順敘，而后者是倒敘、插敘。之所以進行這樣的區(qū)分，并不是為了說明歷史小說與歷史學的分野，而是正好相反，即為了表明作為歷史的兩副面孔，有著某種相近的多樣性。至少是從敘事形式上來看，傳統(tǒng)的歷史小說與那種善于“講故事”的歷史著作更為接近，而“現(xiàn)代”的歷史小說的敘事特征，并不是文學的獨享，一些歷史著作同樣擁有，比如黃昆章、吳金平合著的《加拿大華僑華人史》，在講到“建筑大鐵路時期的中國人”一節(jié)的結(jié)尾，突然插敘了鐵路華工在1981年至1998年間被加拿大社會和民眾承認的標志性事件，打破了敘事時間的連續(xù)性。[11]42-43這種相近的多樣性不僅表明了文學與歷史因為作品的個性而呈示出內(nèi)部的差異性，也暗示出文學與歷史之間富有多樣性的統(tǒng)一，以及對同一的背離。
上述“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區(qū)分，實際上是在文學語境中對歷史小說的考察，如若將語境轉(zhuǎn)換至歷史學之中，所得到的分類又將如何呢?《金山》《睡吧，芙洛，睡吧》《沙撈越戰(zhàn)事》等歷史小說，與其余小說相比，最為明顯的區(qū)別是具有清晰的史料痕跡。對此，筆者曾在《史料拼貼與歷史真相》一文中探討過[12]，不過當時只是在文學語境之下，解讀作為文本拼貼的史料，在這些歷史小說中的敘事功能及其意義負載，并沒有考慮到這種后現(xiàn)代主義的寫作形式，在歷史學語境之下有著怎樣的功能與意義，更沒有涉及歷史小說與歷史學之間的關聯(lián)。
史料在歷史學中的功能——趨近過去的經(jīng)驗性基礎，是歷史想象的源泉。史料在小說中的功能，也大抵如此。《睡吧，芙洛，睡吧》在扉頁里標出了兩處史料：一是網(wǎng)絡上搜集的“波莉·伯密斯生平”，另一個是從《巴克維爾·嘉瑞埠金礦區(qū)圖文指南》一書中摘錄的有關“貝拉·霍金森”的生平。之所以將這兩處史料刻意地在出版中“標示”出來，是因為二者對于小說文本而言，具有極其重要的互文性意義。前者中歷史人物波莉的生平(生長在北方、裹腳、放腳、下地干干農(nóng)活、旱災、被家人出售、從上海離岸由舊金山進入美國，賣給一個開酒館的中國人、后被一個外國男人通過一場賭博從那個中國男人手中贏了過來、外國男人遭遇槍傷被波莉用草藥治愈、兩人結(jié)為夫妻等)，與小說人物芙洛的生平類似;后一處中，貝拉養(yǎng)活自己的能力、早起的習慣、安息后的墓志銘——“睡吧，貝拉，睡吧，我們信靠上帝”等與芙洛的性格特征和死后的情境也十分相似;鑒此，芙洛是由波莉和貝拉拼貼而成的。實際上，這種理性的創(chuàng)作行為，早已呈現(xiàn)在作家張翎的詩性預構(gòu)之中了。
可見，無論是從創(chuàng)作構(gòu)思還是從故事情節(jié)上來看，對讀者而言，史料具有閱讀提示的功能，表征出史料與小說故事情節(jié)的互文關系;對作家而言，有著創(chuàng)作參照的功能，呈現(xiàn)出小說創(chuàng)作的靈感來源;由此，在某種程度上而言，小說創(chuàng)作正是對史料的復寫[13]24。張翎的另一部歷史小說《金山》中的大部分史料也具有類似的功能。這種史料的提示與參照在歷史學里也是十分普遍的。這種史料在寫作中的功能相近性表明，在歷史的生成或趨近過去的過程中，文學和歷史又再一次統(tǒng)一起來。
前文也指出了早期加拿大華人史所存在的歷史學困境，即中文史料的匱乏與英文史料的可疑，導致歷史寫作缺乏原本不可或缺的關于過去的基礎性經(jīng)驗體驗。這種匱乏的困境實際上并沒有阻礙歷史車輪的前進。歷史學家們憑借對真相孜孜以求的歷史姿態(tài)，通過批判性的反思和分析，對現(xiàn)有的史料給予審視與選擇，比如對暗藏其中的種族歧視觀念的警惕等。對于這種書寫的破局，小說家們在寫作中也是運用得十分嫻熟。
小說家們所使用的史料，也呈示出一定的多樣性，除了所保留下來的中英文資料外，還有口述材料等。通過仔細的文本識別會發(fā)現(xiàn)，小說中史料的敘事功能與意義負載實際上是不同的，甚至存在很大的反差。
《沙撈越戰(zhàn)事》中的史料具有多樣化、碎片化的特點，且所呈示出的中英文資料之間有著較大的差異。“麥克將軍的回憶錄”“軍事檔案”“英國倫敦軍事出版社的《馬來亞戰(zhàn)史》”“當時的報道記載”“加拿大軍事博物館”“加拿大軍事檔案館”“留下來的歷史照片”等英文史料，與在張翎小說中史料的功能表現(xiàn)相較，也具備作者參照的功能，但它的閱讀提示功能卻有著不同表現(xiàn)。有意思的是，《沙撈越戰(zhàn)事》中的英文資料大多以自由間接引語的形式出現(xiàn)。由此可見，自由間接引語與直接引語相比，不僅為敘述者在轉(zhuǎn)述中增添了直接評判的機會，而且削弱了直接引語的直接性、生動性，讓讀者體會到自身與史料之間的敘事距離，并在對比中與敘述者，而不是與人物，有著親近的感覺。顯然，作為讀者的我們更加認同敘述者史料不可信的判斷和他的質(zhì)疑姿態(tài)�？梢姡颂幱⑽氖妨蠈ψx者而言的提示功能，與在張翎小說的提示功能恰好相反，增強了讀者在互文性閱讀中的質(zhì)疑能力。然而，這種質(zhì)疑的提示，并不是敘事的形式(自由間接引語)帶來的，而是與敘述者對待史料的態(tài)度有關。因為，在同樣采取自由間接引語的中文史料中，敘述者所營造的是歷史的真實氛圍，而非對其的質(zhì)疑，盡管小說里的中文史料大多是當事人的口述，例如一個令歷史學家迷惑不解的歷史遺留——周天化為什么選擇馬匹作為穿越落基山的交通工具，彼德·劉的口述成為可信性的解答。這種可信性建立在自由間接引語所具備的“含混的優(yōu)勢”[14]161-167上，隨后的故事情節(jié)正是敘述者對彼得·劉口述的轉(zhuǎn)述與自身描述的“混合”，而讀者也體味出這種含混狀態(tài)所表征出的敘述者對彼得·劉口述的認可。實際上，敘述者對中文資料的認可是其一貫的姿態(tài)，而與對英文資料的質(zhì)疑形成鮮明的對比，最好的例證莫過于有關“周天化如何死亡”的歷史真相表述。據(jù)彼德·劉口述，是神鷹連開三槍把他打死了，而“英國和加拿大軍方一直稱他是在和日本人的戰(zhàn)斗中戰(zhàn)死的”[15]248。在小說中，前者顯然成為主要的故事情節(jié)，而后者實質(zhì)上在這種鮮明的對比中被弱化了。至此，在面向歷史的寫作姿態(tài)上，再次見證了文學與歷史的統(tǒng)一。
眾所周知，華工在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建設中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毫不夸張地說，這條對于加拿大的統(tǒng)一有著舉足輕重作用的大鐵路，是由華工的生命與汗水鑄造而成的。但這一切卻湮沒在歷史的深處。在現(xiàn)有的相關歷史著作里，一般都會對“歷史的湮沒”進行去蔽式的探究。李東海指出，在修建鐵路期間，由于修路的自然條件嚴峻，華工的生活條件又極其低劣，加之白人工頭視華人如草芥，有許多人純?nèi)挥捎诠ぷ髌D苦或操勞過度或在營地與工地的長途跋涉中疲于奔命而活活累死、病死，而“另一些人則在爆破山巖時被炸死，或在隧道坍塌時被活埋，也有人在未完工的橋梁上失足落水而溺死河中。1882年，在弗雷澤河谷有一條隧道塌陷，一下子就活埋了十二個工人”[5]131。然而，這些重大的傷亡，白人是不會記錄在案的。據(jù)魏安國探究，在修路的過程中，事故頻發(fā)，犧牲的華人比白人多得多，但“鐵路公司在公布事故的數(shù)字時，甚至不把華人統(tǒng)計在內(nèi)”[6]31。除了鐵路公司瞞報之外，當?shù)氐男侣剤蠹堃彩且磺鹬�。耶魯�(shù)摹渡诒鴪蟆穲蟮勒f，幾乎三個月沒有發(fā)生事故，可是同一時期，亨利·坎比卻記錄道，在他負責的那一段工程，一個月內(nèi)就有四個華人因事故喪命。[16]201
歷史論文投稿刊物：《福建史志》(雙月刊)創(chuàng)刊于1984，是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與福建省地方志學會主辦的向海內(nèi)外公開發(fā)行的刊物。
在《縱橫四�！分�，上述所涉史料雖然沒有明確地顯示在文本之中，卻隱匿在亦舒的構(gòu)思與創(chuàng)作之中，成為故事情節(ji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敘寫四海的恩人洗衣店老板王得勝病死之際，緊接著牽出一連串華工因事故而死的消息，除了烘托“在那蠻荒的，只講究生存的地方，死亡并不會帶來太大的悲傷”之外，更是通過當?shù)貓蠹埖牟m報——“但是當?shù)氐氖兰o報卻這樣公布，自六月十五以來，鐵路上并無死傷。”[17]88——來凸顯白人視華人如草芥的歷史事實。雖然在此類歷史小說中，史料的痕跡被隱匿于情節(jié)之中，但其功能及意義并沒有因此而消除。
所以，無論是這些歷史小說內(nèi)部有著怎樣的敘事差異，就史料與歷史生成之關聯(lián)而言，它們在展開對加拿大華人特別是早期華工生活世界的歷史想象中，所呈示的小說家所具有的寫作姿態(tài)，與相關歷史學家是相近的，甚至在寫作構(gòu)思的某些方面，文學思維與歷史思維也沒有太大的學科差別。可以說，就早期加拿大華人的特殊歷史語境而言，歷史的邊界在文學與歷史學的寫作姿態(tài)和構(gòu)思，特別是歷史精神追求的統(tǒng)一之中，將延伸于學科的壁壘之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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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池雷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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