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在全面搜集民國時期圖書館學著作出版的相關書目的基礎上，對民國時期圖書館學著作的出版地進行統(tǒng)計分析，發(fā)現民國時期形成了上海、北京、南京、廣州、杭州、武漢、蘇州等七個區(qū)域性的出版中心，分布呈現多地域集中的特征。這種地域分布特征與民國圖書館
摘要在全面搜集民國時期圖書館學著作出版的相關書目的基礎上，對民國時期圖書館學著作的出版地進行統(tǒng)計分析，發(fā)現民國時期形成了上海、北京、南京、廣州、杭州、武漢、蘇州等七個區(qū)域性的出版中心，分布呈現多地域集中的特征。這種地域分布特征與民國圖書館學和圖書館事業(yè)的發(fā)展狀況相適應，原因可歸結為四個方面：政治經濟的集聚效應、文化機構和專業(yè)組織分布的地域差異、圖書館學專業(yè)人才的流動局限性，以及圖書館學教育發(fā)展的不平衡。
關鍵詞民國圖書館學圖書館學著作出版地域分布
民國時期是中國圖書館學發(fā)展的重要時期，尤其是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至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的20多年，是我國圖書館學基本實現從傳統(tǒng)到近代的學術轉型時期[1]，而同時期圖書館學著作的出版情況就是表征這一轉型過程的風向標。近10年來，民國圖書館學史研究方興未艾，研究范圍涉及圖書館協(xié)會組織及活動、學人群體及思想、專業(yè)教育及學科發(fā)展軌跡、學術交流及期刊出版等，較少有學者從空間的角度對民國時期圖書館學著作出版的地域分布規(guī)律進行專門研究。
圖書館論文范例：論我國圖書館學發(fā)展的數據化趨勢
為此，筆者系統(tǒng)搜集了截至目前為止最為全面的民國圖書館學著作出版的書目數據，以此為基礎對民國時期圖書館學著作出版的地域分布進行了全面統(tǒng)計，并試圖通過圖書館學專業(yè)教育機構、出版機構、行業(yè)協(xié)會等多角度的分析，揭示圖書館學著作出版的地域分布與圖書館學和圖書館事業(yè)發(fā)展的內在關系。
1對民國時期圖書館學著作出版地域分布的調查
本研究以民國時期出版的圖書館學著作為研究對象，共收集書目數據1,043條。數據來源絕大多數為我國內地，另有1條來自我國香港，1條來自美國華盛頓。
1.1民國圖書館學著作的界定
民國時期圖書館學的內涵是在譯介西方圖書館學著作和自身本土化實踐中發(fā)展起來的。本文參照楊昭悊、杜定友、劉國鈞、梁啟超等對圖書館學概念的界定，將“圖書館學著作”界定為研究圖書館組織法、管理法、使用法和圖書館學相關理論等的著作[2]，考慮到當時的學科特點，并將一些相關或交叉學科如文獻學、目錄學、檔案整理、閱讀教學的著作也納入其中，具體包括：①文獻史、藏書史、圖書館史、校讎學、目錄學;②圖書館(協(xié)會)規(guī)程、整理檔案規(guī)程、閱覽指南、館務報告、調查表、概況、會員錄;③圖書分類法、編目法、檢字法、使用法、索引法、閱讀法(閱讀指導)、購求法、流通法、著錄法、編輯法、修理法，打字機使用法;④圖書館設施法、使用法、檢查法、管理法、經營法，等等[3]。
1.2數據來源和統(tǒng)計方法
為盡可能全面反映民國時期圖書館學著作的出版情況，本文力求完整地收集相關書目信息，除重點參照范凡的《民國時期圖書館學著作出版與學術傳承》[4]外，還對《民國圖書館學文獻學著譯序跋輯要》[5]、《中國圖書館學著作書目提要1909-2009》[6]、《文華圖專存留文獻書目集編》[7]、《圖書館學書籍聯(lián)合目錄》[8]、《民國時期出版史料匯編》[9]、《民國時期出版史料續(xù)編》[10]等文獻進行了廣泛搜檢，并通過瀚文民國書庫、CADAL(大學數字圖書館國際合作計劃)、讀秀數據庫、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孔夫子舊書網等網絡平臺對書目信息進行了補充和完善。通過以上途徑，共檢得民國時期圖書館學著作的書目信息1,043條，其中出版地信息確切的有887條。為尊重歷史計，地名統(tǒng)一沿用民國舊稱。
出版地為市級行政區(qū)劃以下的地區(qū)，均根據資料精確到市級。1.3出版地域分布的統(tǒng)計結果按照相同出版地歸類計算的原則，887條具有明確出版地信息的圖書館學著作的出版地分布見表1。從統(tǒng)計結果來看，民國時期共有包括我國內地、我國香港和美國華盛頓在內的53座城市出版過我國學者的圖書館學著作。從總體分布來看，呈現出多區(qū)域集中的特點，上海、北京、南京、廣州、杭州、武漢等地出版的圖書館學著作數量之和達到696種，占總數(887)的78.47%，尤以上海、北京為最，兩地出版的圖書館學著作數量之和占總數51.30%。而出版數量僅為1的城市有23個。
2民國圖書館學著作出版的地域中心
與學界對民國圖書館學三大地域中心(北平、武漢、南京)的判斷[11]稍有區(qū)別的是，民國時期形成了上海、北平、南京、廣州、杭州、武漢、蘇州七大圖書館學著作出版的地域中心，其中上海、北平、廣州的出版數量在民國期間自始至終居于全國前列，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南京、武漢、杭州、蘇州的地域中心地位不再突出，重慶成為西南地區(qū)一個新的圖書館學著作出版中心。
3民國圖書館學著作出版多地域集中分布的成因分析
從出版視角來看，民國時期圖書館學著作出版多集中于東部沿海地區(qū)，其分布地區(qū)與中國人口劃分線黑河——騰沖線大致一致，并形成了上海、北京、南京、廣州、杭州、武漢、蘇州等出版中心。一定地域內的圖書館學著作的出版數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該地域內圖書館學的發(fā)展水平。總的來看，造成民國時期圖書館學著作出版的這種多地域集中分布的特征，有以下幾方面的因素。
3.1政府支持的助力與政局動蕩的阻力
民國政府成立后便一直重視圖書館創(chuàng)設，蔡元培主持教育部工作后，將圖書館納入社會教育范疇，由社會教育司主管圖書館建設工作。1915年，教育部頒布《圖書館規(guī)程》和《通俗圖書館規(guī)程》，規(guī)定“省治、縣治應設通俗圖書館，儲集各種通俗圖書，供公眾之閱覽”[28];20世紀20-40年代，國民政府發(fā)布了十多件關于圖書館的法令法規(guī)，并確立新書呈繳制度，為圖書館建設提供了制度保障。
除了在政治上加強統(tǒng)籌規(guī)劃，各級政府還盡量提供財政支持，在全國建立各類公共圖書館和通俗圖書館。這也在全國范圍促進了圖書館學研究和著述的興起。統(tǒng)計結果顯示，整個民國時期中國內地共有51座城市參與了圖書館學著作的出版。民國時局動蕩，圖書館學發(fā)展與政治形勢變幻休戚相關。從圖書館學著作出版數量來看，出版的地域中心一般也是政治中心，如先后作為國都的北京、南京與重慶。
1937年之后，抗戰(zhàn)成為全國的首要大事，圖書館學發(fā)展陷入困境，出版數量急轉直下。明顯可以看出，民國圖書館學著作出版受政治形勢影響非常明顯，大致經歷了發(fā)端期(1912-1927年)、發(fā)展期(1928-1936年)、衰退期(1937-1945年)、蕭條期(1946-1949年)四個階段。圖書館學事業(yè)發(fā)展命運與國運息息相關，圖書館學著作出版業(yè)也與圖書館學事業(yè)發(fā)展步調一致，可以說，國興則圖書館事業(yè)興，圖書館事業(yè)興則圖書館學著作出版興，反之亦然。
3.2文化機構和專業(yè)組織分布的地域差異
民國時期圖書館學著作出版的多地域集中，與三類機構或組織在全國范圍內的分布密不可分。首先是圖書館在全國分布的地域差異。在有明確出版地信息的887條民國圖書館學著作的書目中，有522種是各類型圖書館出版的。而據1930年國民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出版的《全國公私立圖書館一覽表》可知，截至1930年，全國已有各類型圖書館近3000所。其大致分布如下：上海93所，北平86所，南京44所，省級行政區(qū)中廣東省、河南省、江蘇省、山東省、浙江省、湖南省、河北省、福建省等省份的圖書館數量均超過100所[29]。
而以上地域，圖書館學著作的出版數量也的確超過了安徽、廣西、甘肅、山西、吉林、貴州、江西等圖書館數量偏少的中西部省市。由此可見，圖書館的數量與當地圖書館學著作的規(guī)模有一定的相關性。其次是專業(yè)出版社的地域分布和實力差異。統(tǒng)計顯示，有確切出版地信息的887種民國圖書館學著作中，由專業(yè)出版社出版的有161種。如前文所指，上海、北京、南京等城市的出版業(yè)發(fā)達，擁有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正中書局等一批有相當大影響力的專業(yè)出版機構，對于當地圖書館學著作的出版顯然有正面影響。
4結語
1937年之前，民國時期圖書館學著作的出版就已形成了多個地域中心，包括上海、北京、南京、廣州、杭州、武昌、蘇州等，出版時間集中在20世紀30年代前后至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前夕，而廣大中西部地區(qū)出版數量較少。1937年至1945年期間，重慶的出版數量驟然增多。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全國絕大部分地區(qū)圖書館著作出版遭到重大打擊，出版數量銳減甚至清零，這一時期的出版中心為上海、北京、廣州和重慶。抗日戰(zhàn)爭勝利至新中國成立前夕，全國圖書館學雖有所恢復，但出版著作的數量遠未恢復到戰(zhàn)前水平。
總的來看，民國時期圖書館學著作的出版呈多地域集中分布的特征，其原因可歸結為政治經濟的集聚效應，文化機構和專業(yè)組織分布的地域差異、圖書館學專業(yè)人才流動的局限性，以及圖書館學教育發(fā)展的不平衡。圖書館學著作出版地域中心的形成與分布，一方面是政治、經濟、文化、人才等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推動了圖書館學術地域中心的形成，如曾凡菊在相關研究中將民國圖書館學學術轉型的三大地域中心認定為北平、武漢、南京，這三座城市在本研究中同樣凸顯了其重要地位，進一步佐證了圖書館學著作出版與圖書館學術發(fā)展相輔相成的關系。
總體來看，圖書館學著作出版數量較多的中心城市，與具有特殊學術史意義的圖書館學重要著作的出版地是基本吻合的。例如，被金敏弗贊為“實東洋圖書館學流入時期之代表”的《圖書館指南》(1918年顧實編纂)是由上海醫(yī)學書局出版的;“以編譯結合的方式打破了一味譯書的局面，走出了圖書館學本土化的第一步”[39]的《圖書館學》(1923年楊昭悊著)是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被譽為“中國圖書館學之創(chuàng)始”的《圖書館組織與管理》(1926年洪有豐著)也是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
此外，192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杜定友的《圖書館概論》、1934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劉國鈞編著的《圖書館學要旨》、1936年南京正中書局印行的俞爽迷編著的《圖書館學通論》，這三本最具代表性的圖書標志著中國初步形成了具有本國特色的圖書館學理論體系;1929年金陵大學出版的劉國鈞所撰的《中國圖書分類法》、1934年國立北平師范大學圖書館出版的何日章與袁湧進合編的《中國圖書十進分類法》、同年文華圖專出版的皮高品所編《中國十進分類法》等代表著中國圖書館學界對于圖書分類法研究的不斷深入[40]。這些重要圖書館學著作的出版無一不是在中心城市完成的，足見其學術地位。
作者：高曉文李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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