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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雷雨》中女性人物的命運悲劇

所屬分類:文史論文 閱讀次 時間:2021-06-17 10:45

本文摘要:內(nèi)容摘要:在對曹禺劇作《雷雨》的研究中,大多學者從社會層面的廣義角度出發(fā),對《雷雨》中的社會悲劇及人物命運悲劇進行了廣泛而深刻的探討。但是,從傳統(tǒng)文化層面出發(fā),由于社會時代的壓迫與中國傳統(tǒng)綱常倫理思想等的束縛,女性人物命運的悲劇性顯得更為

  內(nèi)容摘要:在對曹禺劇作《雷雨》的研究中,大多學者從社會層面的廣義角度出發(fā),對《雷雨》中的社會悲劇及人物命運悲劇進行了廣泛而深刻的探討。但是,從傳統(tǒng)文化層面出發(fā),由于社會時代的壓迫與中國傳統(tǒng)綱常倫理思想等的束縛,女性人物命運的悲劇性顯得更為深刻;因此,對劇作中女性人物在命運窘境中苦苦掙扎卻難以掙脫的深層次文化及社會根源進行研究,就顯得格外重要。本文將從封建傳統(tǒng)文化影響、社會時代影響及心理因素這三個方面,敘述其普遍文化現(xiàn)象,并結合對文本的分析,探討這種無法掙脫的命運悲劇的文化根源及其現(xiàn)實意義。

  關鍵詞:《雷雨》女性命運悲劇文化現(xiàn)象文化及社會根源

人文社會科學

  曹禺先生是中國近現(xiàn)代杰出的劇作家,《雷雨》是其重要代表作品,這部劇作以兩個家庭,三十年的恩怨作為主線,其中產(chǎn)生了四對相互交織的感情糾葛,人物之間的情感沖突不斷,矛盾糾葛不清,直至最后所有的矛盾都在雷雨之夜爆發(fā),以悲劇慘淡收場。這部在戲劇藝術上臻于完美之境的作品一經(jīng)發(fā)表,就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討論。

  多數(shù)學者都是從社會層面的廣義角度出發(fā),對《雷雨》的劇情矛盾沖突、人物情感、特定情境等方面進行分析,并且依據(jù)作者的創(chuàng)作動機及創(chuàng)作背景,他們大多認為作者創(chuàng)造出的人物命運悲劇更受古希臘式悲劇命題的影響;然而,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層面出發(fā),相比男性人物而言,由于社會時代的壓迫與中國傳統(tǒng)綱常倫理思想等的束縛,女性人物命運的悲劇性顯得更為深刻,因而對《雷雨》中女性的命運悲劇進行研究探討,從而揭示其在命運窘境中苦苦掙扎卻難以掙脫的深層次文化及社會根源,則顯得更為意義重大。

  1.封建傳統(tǒng)文化影響

  女性悲劇的產(chǎn)生是多種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男尊女卑”的傳統(tǒng)觀念是對傳統(tǒng)女性社會地位的真實寫照。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女性就被君主當作兩國和親、友好邦交的工具,例如西漢時遠嫁烏孫的公主劉細君,她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只能聽從君主的號令遠嫁烏孫,甚至在烏孫之主獵驕靡去世之后,被迫又一次嫁給他的孫子岑陬,在細君不肯從命時,漢天子只說:“從其國俗,吾欲與烏孫共滅胡(戴春陽,2009:43)。”

  這種將女性作為和親工具的事件直到清朝還經(jīng)常發(fā)生,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封建的舊社會,女性只是作為利益交換的工具,可以隨意拿來交換,在這個時候,女性是沒有被當做“有尊嚴的人”的意識的。就如《雷雨》中周樸園的妻子蘩漪一般,她只是家族拿來鞏固世家之間的聯(lián)系、以獲取實際利益的工具,即便受到了新思潮的影響,也無法撼動這“鐵律”一般的準則,這也正是她一生悲劇的開端。長期以來的社會倫理道德規(guī)范束縛使傳統(tǒng)女性逐漸習慣了自身的劣勢地位。在中國過去幾千年的封建制度中,假如要建立起婚姻關系,門當戶對、財力相當這兩點首當其沖,而這種無愛的婚姻關系就是兩者結合的產(chǎn)物,因此,家庭就成了禁錮女性的樊籠。

  首先拿蘩漪來說,周樸園對她沒有關愛之情,她只是周樸園拿來支撐“圓滿家庭”的擺設,因長期以來“內(nèi)言不出,外言不入(楊天宇注,2004)”的鐵則,她在嫁進夫家之后,全部的生存空間也只限 制在周公館內(nèi),家庭的禁錮讓蘩漪絕望之余,只能在周公館內(nèi)找一個人來寄托自己枯死的愛情,而這正加速了其人生悲劇的發(fā)生,這種命運的悲劇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情境下發(fā)生的,任其如何掙扎,也無法掙脫這宿命一般的牢籠。

  其次是侍萍,三十年前她與周家少爺周樸園的相戀注定是一場悲劇,因為階級門第之念,她不可能與周樸園建立婚姻關系,而舊社會中,受這種傳統(tǒng)文化深刻影響的周樸園也對此習以為常,因而便注定了侍萍的人生悲劇。在男女內(nèi)外尊卑界限明確規(guī)定之后,就有了對女性“三從四德”的道德規(guī)范。周、漢儒家經(jīng)典《儀禮·喪服·子夏傳》在討論出嫁婦女為夫、為父服喪年限時有言,“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楊天宇注,2004)。”

  而《周禮·天官·九嬪》則言,“九嬪掌婦學之法,以九教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徐正英、常佩雨注,2014)。”在這種傳統(tǒng)的男權社會中,女性要以“三從四德”的道德規(guī)范要求自己,在父母將其嫁出時,她們只能依附丈夫生活,還要冠上丈夫的姓氏,一輩子禁錮在家庭當中!独子辍分械聂斒唐,包括其母親梅媽都是如此,在嫁給自己的丈夫后,她們甚至連自己的姓氏都無法擁有,只能冠夫姓,以彰顯自己作為男性“所有物”的一面。

  2.社會時代影響

  中國古代構建女性道德標準的社會規(guī)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成文的禮制與法律規(guī)范;另一個是包括風俗慣習、觀念輿論在內(nèi)的不成文的規(guī)范;另外,整個社會父權文化對女性根深蒂固的偏見也滲透在社會所有的觀念與行為當中,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便形成了壓迫、歧視女性生活的普遍現(xiàn)象,女性很難超越自身的局限,這也正是《雷雨》中女性的悲劇隱隱帶有宿命性的原因。

  《雷雨》中的侍萍與四鳳都是傳統(tǒng)儒家文化影響下的傳統(tǒng)女性,她們恪守婦德,遵從社會為其制定的倫理道德,但是在這種特定時代下,在這種父權文化的統(tǒng)治下,她們是沒有話語權,沒有自己的生存空間的。魯貴雖然只是周公館的下人,但是在魯家他就是絕對的主人,擁有絕對的權威,他可以隨意地使喚侍萍與四鳳伺候他,將妻子與女兒的錢拿來償還自己的賭債,侍萍與四鳳在外辛苦勞作時需要聽主人的使喚,回到家后還要任勞任怨地服侍魯貴,但是她們習慣性地遵從這種社會約定成俗的倫理道德規(guī)范,沒有任何怨言,這正是她們一次又一次地重復人生悲劇的社會根源。

  這一系列描述都直接體現(xiàn)了整個社會大環(huán)境下,社會倫理道德與父權文化對女性生活的束縛,正是這樣的束縛,讓她們一步步走向悲劇的深淵!独子辍芬1925年前后的中國社會為背景,此時的中國正經(jīng)歷過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兩場思想解放運動,提倡科學民主、宣揚婦女解放、開放女禁等,但幾千年的封建傳統(tǒng)并沒有立刻消逝,受到新思潮影響的只是一些知識分子,封建禮教對女性的束縛依然存在,在這種新舊交替的時代里,尤其是門閥世家中的女性,雖然受到了新思潮的影響,但家族的利益與深刻的倫理道德規(guī)范依然禁錮著她們,其內(nèi)心本質是依然沒有得到革新的,因而在這種特定的時代背景下,無論怎樣掙扎,其命運枷鎖都是無法擺脫的。

  蘩漪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矛盾女性,她接受過新式教育,想要突破封建倫理道德的束縛,但是她的內(nèi)心本質依然是“舊式”的,她只是以一種有違倫常的方式進行瘋狂的反抗,而且在面對兒子周沖與四鳳的事情時,她表現(xiàn)出了強烈的反對,卻只是因其深重的階級偏見與門第思想,因而她的這種主仆意識與封建觀念又說明她的內(nèi)心還停留在舊時代;由這樣一個人物可以類推到當時整個時代中,新式思想啟蒙運動的沖擊根本無法撼動封建制度這個“龐然大物”,這也正是在這種特定時代下女性悲劇產(chǎn)生的深刻根源。

  3.心理因素

  在這種長期的桎梏下,經(jīng)濟上及社會地位上對男性的依附使得女性逐漸喪失了自身的主體意識,她們逐漸將此內(nèi)化為內(nèi)心的準則。王國維曾在《人間詞話》中說過,“社會上之習慣,殺許多善人(2009)”,傳統(tǒng)女性已經(jīng)習慣性地將這種壓迫視為理所當然,這樣一來,傳統(tǒng)女性在心理上逐漸處于劣勢,她們將自己放在從屬地位,逆來順受,而在思想上無法獲得獨立也使得她們逐漸生出宿命意識,將自己一切的悲劇看成是命運的安排,因而在這種特定時代背景下,傳統(tǒng)女性無法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共同利益去奮起抗爭。蕭紅曾說過,“作為女性而言,其自身天空是低的”,正是由于她們自身思想的局限性及主體意識的缺失,以及封建傳統(tǒng)文化、社會時代背景等外在因素的推波助瀾,最終導致其不可逆轉的人生悲劇。

  曹禺曾說過,《雷雨》是“在沒有太陽的日子里的產(chǎn)物。因陷于舊社會的昏暗、腐惡,我不甘模棱地活下去,所以我才拿起筆,《雷雨》是我的第一聲呻吟,或許是一聲呼喊(2005)。”通過對社會的敏銳觀察,他創(chuàng)作了這部偉大的作品,成功塑造了一批個性鮮明的女性形象,本文為了探究這種特定時代背景下的女性悲劇,從不同方面探索其普遍文化現(xiàn)象,闡述了促使女性走向悲劇深淵的文化及社會根源。

  曹禺自己在回看這部劇作時曾言,“像一場噩夢,死亡,慘痛如一只簽子似的夾住人的心靈,喘不過氣來(2005)”,可以想見,這部驚心動魄的人間悲劇具有極高的藝術感染力;而劇作中表現(xiàn)出的女性悲劇文化成因在今天依然有著現(xiàn)實意義,殘留的傳統(tǒng)“男尊女卑”觀念、根深蒂固的男權社會影響,都使得現(xiàn)代生活中對女性的束縛依然存在,家暴女性的事件屢屢發(fā)生,觸目驚心,但由于法律層面的不完善,即使博得了廣泛的社會關注,也依然得不到圓滿的解決,部分女性依然活在家暴的噩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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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廣泛關注的“春蕾”項目詐捐事件也足以說明“重男輕女”現(xiàn)象依然存在,貧困山村地區(qū)女性的合法權利依然得不到全面保障,捍衛(wèi)女性正當權益的道路依然坎坷不平;但是,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社會也在不斷發(fā)展進步,即便遇到困難挫折,廣大女性也要團結起來,積極運用法律、媒體等力量為自己的合法權益進行抗爭,正如胡風說過的,“但從夢里醒過來以后,我們保存的僅僅是它給與我們的熱力和被它洗凈過的心靈,用這來更堅強地對待赤裸裸的現(xiàn)實的人生(蔡益懷,2016:23)”,我們也要能夠用堅定的心靈對待人生的苦難,為爭取真正意義上女性地位的平等,為自由美好的明天而不斷奮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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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曉姝王笑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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