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華師生與近代中國圖書館學翻譯

　　摘要：文華師生是近代中國圖書館學翻譯的重要群體。韋棣華女士奠定的文華根基，沈祖榮校長的開拓創(chuàng)新，毛坤和徐家麟等人的通力合作，尤其是《武昌文華圖書科季刊》的創(chuàng)辦及對翻譯的重視，促進了文華師生圖書館學翻譯團隊的形成。文章對《文華季刊》譯者群體、漢譯文獻主題、漢譯文獻年度變化及其衍生譯著的分析，展現(xiàn)了文華師生在圖書館學翻譯方面良好的組織性和系統(tǒng)性。文華師生注重對西方圖書館史、目錄學、圖書分類與編目、圖書館利用法、圖書館行政及財政等主題著作的翻譯，尤其致力于考察公共圖書館在民眾教育和社會文化發(fā)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文華師生圖書館學翻譯的價值意義在于：加速了中國近代圖書館學學科建設的步伐，培養(yǎng)和訓練了一批圖書館學專業(yè)領袖人才，促進了中外圖書館學學術的交流與合作，推動了近代中國社會文化的進步與轉型。

　　關鍵詞：文華圖專;學術翻譯;漢譯文獻;公共圖書館;圖書館學史

　　0導言

　　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的認識逐漸從軍事器物的科技層面深入到社會科學這一深層次上來。甲午戰(zhàn)后，有識之士認識到泰西之強在其制度與學術。辛亥之后，中國知識界重視國民素質(zhì)的培養(yǎng)改造問題，教育類譯書非常多[1];圖書館作為普及教育之機關、開進文化之先鋒、改造社會之利器，逐漸為知識界所共識。

　　圖書館論文范例： 民國時期圖書館學著作出版的地域分布及其成因

　　隨著新教育改革和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新圖書館事業(yè)隨之蓬勃發(fā)展;西方的圖書館學術文獻被大量譯介到國內(nèi)，迅速推動了中國圖書館學的建設進程以及社會文化的變遷。武昌文華圖專作為近代新圖書館學知識生產(chǎn)的重鎮(zhèn)，持續(xù)受到業(yè)界關注;彭斐章、謝灼華、程煥文、梁建洲、彭敏惠、周洪宇等諸多學人從各自的研究視角，在文華學人和文華圖專的辦學與專業(yè)教育等方面取得豐碩成果。然而，有關文華師生的圖書館學翻譯活動，至今未見深入系統(tǒng)的專題研究。

　　1929年1月，文華師生創(chuàng)辦《武昌文華圖書科季刊》(以下簡稱《文華季刊》)，十分重視圖書館學翻譯。他們通過自辦的專業(yè)刊物，大力倡導圖書館學翻譯，出版了諸多翻譯研究成果，引領了近代中國圖書館學發(fā)展的潮流。該刊發(fā)行至1937年底，共9卷36期，刊發(fā)圖書館學漢譯文獻(譯、譯述、編譯、節(jié)譯、合譯等)165篇/次，推出有價值的圖書館學專題漢譯文獻91篇次，出版兩期翻譯專號(《世界民眾圖書館概況》，《世界各國國立圖書館概況》)，形成了近代中國圖書館學翻譯史上的文華高地，推進了近代中國圖書館學的快速發(fā)展。然而，許多圖書館學漢譯文獻未被認真總結;其翻譯的內(nèi)容與形式，其團隊合作的精神以及這些漢譯文獻的深遠影響，尚未引起學界應有的重視。本文擬對此做一系統(tǒng)梳理。

　　1文華師生圖書館學翻譯群體的形成

　　1929年1月，在沈祖榮校長指導下，文華“庚午級”本科生，六男三女為砥礪學術，聯(lián)袂創(chuàng)辦了《武昌文華圖書科季刊》。這屆學生“籍六省八大學”，有北平的李繼先、陶述先，上海的吳鴻志，廣東的周連寬，湖南的陳頌，河南的耿靖民以及武昌等地的徐家璧、劉華錦、曾憲文[2]。1930年，季刊內(nèi)容分配有6項，第一是論述，第二即為譯述。

　　1932年初，該刊《凡例》明確“除揭載在校師生及同門諸君之撰述或翻譯，亦介紹國內(nèi)外圖書館學名著及各種書目等”[3]。正是“季刊為媒，學研相長，讓文華的學生迅速成長為學者，并成為中國近代最為活躍的圖書館學術研究群落”[4]�！都究�》以翻譯為業(yè)培養(yǎng)了一大批優(yōu)秀人才，這些人才后來成為近代中國圖書館事業(yè)和圖書館學研究的中堅力量。其成就的取得，離不開導師們的啟發(fā)誘導和熱心幫助。

　　1.1韋棣華女士奠定文華根基

　　近代中國圖書館事業(yè)、圖書館學教育的確立與發(fā)展，韋棣華女士(MaryElizabethWood，瑪麗•伊麗莎白•伍德，1861-1931)的遠慮卓識不容忽視。

　　韋女士1899年來華。早在1903年，她已感到迫切地需要成立一個圖書館學專業(yè)學院(“Thefoundingofacollegiatedepartmentin1903madetheneedmoreimperative.”)[5]。“教學一二年，發(fā)生一種感覺，以為學生疑難訊問，非全憑口講所能貫徹。而與學校并行且極重要之機關尚付闕如。于是遂有倡辦圖書館之決心;只身回國，募集巨款，攜帶來華，費時兩載，始克建成文華公書林。”[6]1910年，韋棣華不惜摩頂放踵，“出其所學，獨立創(chuàng)辦公書林”，其襟懷宏闊，眼光遠大，又不以文華為私有，使其成為“民眾化之公開的圖書館”[7]。文華公書林后來發(fā)展成一所綜合性圖書館。

　　據(jù)第十四屆畢業(yè)生張遵儉回憶：走進文華公書林就感覺十分別致，大廳的主要部分是全面開架的公共圖書館，占全部面積的十分之七;大學圖書館設在一個角落里，圖書館學校的圖書館設在另一個角落里，二者共占十分之二強。[8]可見文華公書林主體部分是公開公用的公共圖書館，并有高等教育所擁有的大學圖書館，以及研究必備的專業(yè)圖書館，形成了一所復合型圖書館。1920年3月，文華圖書科創(chuàng)建，并以公書林作為講課和實習基地，標志著我國高等教育中“圖書館學專業(yè)教育”正式開啟。文華公書林及圖書科的締造，傳遞了韋棣華所秉持的美國公共圖書館精神，并且開啟了將歐美圖書館學教育模式引入中國之先例。韋棣華女士的竭力經(jīng)營，為圖書館學專業(yè)教育打下了良好的根基。

　　1.2沈祖榮校長開拓創(chuàng)新

　　1916年，赴美攻讀圖書館學的沈祖榮歸國，畢其一生為圖書館學教育和圖書館事業(yè)竭盡全力。他對圖書館事業(yè)期許甚高，認為圖書館是研究學術、溝通文化、輔佐教育的機關;圖書館的中心旨趣，是給全民以讀書、參考、咨詢、研究的便利[9]。

　　圖書館是讀者靠書籍進行自我教育的一種自動的教育機關，遠比普通的被動教育所得深刻;其旨趣是助讀者養(yǎng)成“自由空氣中的自我發(fā)展(Self-developmentinanatmosphereoffreedom)”[10]。沈祖榮對辦好《文華季刊》矚望甚多;介紹新知識，則是他對圖書館學翻譯的重視。他認為圖書館學是世界性的科學，無地域種族之分。“英美圖書館事業(yè)發(fā)達完善的國家，一切頗多足資我國借鑒者。故凡有何英美新出版之圖書館學名著，或業(yè)經(jīng)人實驗之改良新法，已發(fā)表于英美圖書館學刊物者，當量力翻譯介紹，供大家研究，而采行其于我國情相和者。”[11]

　　他鼓勵學生要努力讀書，積極研究，豐富季刊內(nèi)容，使之生氣勃勃。1929年，沈祖榮赴羅馬參加國際圖書館大會。為調(diào)查歐洲圖書館，他歷經(jīng)十余國，考察了26所圖書館和學術團體或書店。[12]這次經(jīng)歷堅定了他發(fā)展中國圖書館文化事業(yè)的信念。他認識到：圖書館以宣傳文化和培養(yǎng)文化為本位，可以把東西文化調(diào)和起來，“務使圖書館對于世界的文化，不但是振刷，也要像一個大錘爐，將其陶熔、鍛煉成一個結晶體”。[13]并進一步指出：圖書館事業(yè)，實為立國之先導;國家之命脈懸于文化，文化之來源根于圖書;圖書館肩負保存文化、建設文化之重任。[14]

　　1933年，沈祖榮調(diào)查全國8省市圖書館教育之后，認為中國“圖書館事業(yè)的改進，是為固有的文化向前面發(fā)展而改進，是為調(diào)和他方面輸入的新文化而改進”[15]。他指出，近代一批先覺者所提倡的種種救國運動，都以文化教育為基本，圖書館事業(yè)是教育文化之樞紐;我國為文化亙古之國，為發(fā)揚我國文化計，圖書館事業(yè)負有重大使命。[16]故此，他帶領大家把歐美圖書館學中的種種經(jīng)驗智慧盡力介紹過來。從始至終，其一生不愧及時吸收國外圖書館學新知以解決實際問題的先行者。諸如1929年他編譯的《簡明圖書館編目法》、1937年編譯的《標題總錄》;雖然編譯和出版過程困難甚多，也沒能阻擋他前進的腳步，可見他對譯介新知以建設改良我國文化的執(zhí)著。

　　1.3毛坤、徐家麟?yún)f(xié)力翻譯

　　1929-1937年，是武昌私立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焖侔l(fā)展的黃金時期。早期畢業(yè)生毛坤和徐家麟成為沈祖榮校長最得力的左膀右臂，為文華的迅猛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毛坤，北大哲學系高材生，1928年文華圖書科畢業(yè)即留校任教。1930年秋，他擔任了“文華季刊社”社長，任總編，直至抗戰(zhàn);其間，他與文華學人把中國近代圖書館學的翻譯與研究推向了高潮[17]。

　　1936年，他除教課之外，還專任研究部與出版部之事，以收分工合作之效[18]。他較早關注了圖書館學翻譯及其編目問題，尤其是古籍編目和西方圖書館學的融合問題，如《譯書編目法》《著錄西洋古印本書應注意的幾點》等。毛坤對圖書館學翻譯見解獨到。他認為近代圖書館的形式與經(jīng)營方法，是近20年從外國尤其是從美國模仿而來的;我國從前的目錄版本之學雖已發(fā)展得很深了，但只是圖書館學的一部分而非全體，像圖書的流通與使用、圖書館建筑與用具制造等，我們很少建樹;他主張“對于圖書館學術，在著作一方面，最近五年或十年之內(nèi)，應該特別努力于外國圖書館學書籍之翻譯”[19]。他認為大量譯介國外圖書館學理論與方法也是一種功德，顯示出文華學人善于吸納、虛懷若谷的胸襟與開拓精神。

　　徐家麟被稱為中國理論圖書館學的先行者[20]，是我國從哲學角度來研究圖書館學原理的第一人。他1929年被聘回校工作，擔任教務主任等;教授《西文參考書》《西洋目錄學》等課程[21]。他早年發(fā)表的學術論文理論色彩濃厚，“尤其注重圖書館學的科學化與學術化問題”[22]。他認為我國圖書館事業(yè)正處在“急遽變革，尋求出路，創(chuàng)造新生命中”，在新舊交替之時，“圖書館之使命在于保存舊文化而發(fā)揚光大之，啟迪新文化而傳播介紹之”[23];認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圖書館事業(yè)，呼吁學人要認清時代，積極活動，努力建設，徹底研究。1932年，徐家麟主持學術研究部工作，發(fā)表《論圖書館作業(yè)之學術化與事業(yè)化》，思考圖書館學研究如何深入進展及團隊合作問題。

　　1934年，徐家麟和毛坤一起主持翻譯《世界民眾圖書館概況專號》。1935年，徐家麟和嚴文郁負責《世界各國國立圖書館概況專號》編譯工作。在兩次團隊合作中，徐家麟都擔了重任，后由學校資助赴美深造。1936年入哥倫比亞圖書館學研究院學習，1937年獲得碩士學位后任哈佛大學中日文圖書館代主任。1939年回國后，赴重慶文華圖專任課。1955年任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主任。1975年，他在翻譯周恩來總理布置的國務院外交文獻時勞累過度，患腦溢血去世[24]。在沈祖榮校長的帶領引導下，毛坤、徐家麟等人親密協(xié)作，團結培養(yǎng)了一大批文華學人，形成了一支優(yōu)秀的翻譯團隊。

　　1.4《文華季刊》翻譯群體分析

　　文華師生是《文華季刊》漢譯文獻發(fā)文主力軍，大多是在校生。在《文華季刊》的創(chuàng)辦過程中，歷屆畢業(yè)生也給予了很大支持，使得《文華季刊》巍然屹立于民國時期三大圖書館學期刊之林，且圖書館學漢譯文獻刊載數(shù)量以《文華季刊》為最多[25]。徐家麟認為《文華季刊》中“創(chuàng)作占少數(shù)，從美國圖書館中編譯過來的稿件占絕大比重，文華圖專也曾出版少量的叢書和叢刊之類的，他們的特色也是編譯作品多”[26]�！段娜A季刊》中漢譯文獻的呈現(xiàn)以獨立的個人專題翻譯為主，翻譯者以在校生占比最高;另有兩期(1934-1935)合譯專號，參與翻譯者以歷屆畢業(yè)生為主。

　　個人專題翻譯是文華學校獨有的以翻譯來鍛煉培養(yǎng)學生的一種方式。據(jù)統(tǒng)計，《文華季刊》中有關圖書館學專題漢譯文獻(指編目、分類、目錄學、圖書館史、圖書館學教育等)共91篇次，有49人主持專題翻譯，文華師生43人次，校外專家6人次。文華師生中，在校生獨立主持翻譯者26人次，畢業(yè)生11人次，文華教師6人次。

　　兩期合譯專號，一是1934年6月推出的《世界民眾圖書館專號》，主持翻譯者為毛坤、徐家麟;參與者14人，大多是往屆畢業(yè)生。如第3屆章新民1924年畢業(yè)，時在北京協(xié)和醫(yī)學院工作;第4屆嚴文郁1925年畢業(yè)，剛剛回國;第7屆錢亞新1928年畢業(yè)，就職于河北女子師范學院;第10屆呂紹虞1933年畢業(yè)，任職于上海大夏大學圖書館;只有戴鎦齡是剛入學一年的在讀生。此次翻譯的興趣和熱情，促使戴鎦齡在1934年暑假，又完成了約十萬言的《圖書館的財政問題》的譯介工作[27]，可見翻譯對人才培養(yǎng)的激勵作用。戴氏后留學英國，成長為一名優(yōu)秀的文學翻譯家和著名教授，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有其贈書專柜。

　　1935年徐家麟與嚴文郁主持合譯《世界各國國立圖書館概況專號》，參與翻譯者均是往屆畢業(yè)生。早期畢業(yè)生占多數(shù)，如查修、陳宗登、嚴文郁、王文山、章新民、曾憲三、皮高品、孫述萬、田洪都等。另有1928年入校創(chuàng)辦季刊的“庚午級”4人：徐家璧、吳鴻志、曾憲文、陳頌。饒有意味的是，曾憲三、曾憲文兄妹和徐家麟、徐家璧兄弟同期上陣。早期畢業(yè)生的密切合作，見證了文華學子對母校教育的繼承與光大;文華精神的凝聚力，展現(xiàn)了文華學人對圖書館事業(yè)的執(zhí)著和服務社會的情懷。

　　1929-1937年間，文華師生齊心協(xié)力，導師們率先垂范，致力于翻譯事業(yè)，把圖書館學翻譯推向了高潮�！段娜A季刊》中參與翻譯的學人有：沈祖榮、毛坤、徐家麟、嚴文郁、錢亞新、章新民、戴鎦齡、呂紹虞、喻友信、裘開明、桂質(zhì)柏、曾憲三、曾憲文、耿靖民、李繼先、徐家璧、徐亮、陳頌、吳立邦、黃連琴、趙福來、房兆穎、吳鴻志、邢云林、于震寰、查修、李鐘履、劉子欽、李尚友、熊毓文、張鴻書、顧家杰、李永安、黃元福、汪長炳、胡延鈞、姜文錦、程時學、張遵儉、王文山、皮高品、于熙儉等，共計40余人。文華學人為了更好地建設中國的圖書館學，積極投身于翻譯事業(yè)當中，促進了中國近代圖書館學科的快速發(fā)展。

　　2《文華季刊》漢譯文獻主題變化及衍生譯著分析

　　《文華季刊》中，漢譯文獻主題豐富多樣，具有較強的時代特色，展示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

　　2.1《文華季刊》漢譯文獻主題分析

　　文華師生以圖書館學為根基，積極譯介，為新文化建設做出了不懈努力。他們翻譯的圖書館學術文獻，鮮活地留存在《文華季刊》各期專欄內(nèi);共刊發(fā)圖書館學漢譯文獻165篇/次，個人專題漢譯文獻91篇次，所關涉的圖書館學翻譯主題依次有：世界民眾圖書館、各國國立圖書館、分類編目、外國圖書館史、外國圖書館事業(yè)、圖書館學研究、圖書館學教育、圖書館使用法的指導等，廣泛而豐富，成就了文華圖專發(fā)展史上的學術輝煌。

　　《文華季刊》中的圖書館學翻譯對民眾圖書館關注最多，體現(xiàn)了文華學人關注國民教育、傾向勞苦大眾的圖書館情懷。圖書館學的分類編目和主題標引是《文華季刊》長期關注的主題。該刊對國外圖書館史、圖書館學研究與教育，都給予了較多關注。

　　1935年，李景新寫到：“歐洲圖書館雖極發(fā)達且藏書甚豐，但對于圖書館科學作專門研討的，不如美國來得熱烈，而圖書館學校也比不上美國發(fā)達。”又說：“日本至今尚無完備的圖書館學校，只有附設于東京上野公園美術學校及帝國圖書館和圖書館協(xié)會主辦的講習所而已。”[28]因此，《文華季刊》對國外圖書館學研究和教育的譯介以美國為主。由下圖可知該刊圖書館學漢譯文獻主題之豐富、特色之鮮明以及文華學子的視野之廣闊。

　　3文華師生的圖書館學譯介形式

　　文華圖專重視對學生外語能力的培養(yǎng)。除開設英文外，還開設德文、法文、日文課程。聘請外籍教師和留學歸國人員講授外語，成為一種傳統(tǒng)，文華學子的外語水平相當高。[36]文華師生的圖書館學譯介形式主要有：個人專題翻譯、團隊合作、授課、群育討論會等。

　　3.1個人專題翻譯

　　個人專題翻譯是文華師生主攻方向之一。比如，沈祖榮關于圖書分類、編目及標題的編譯與研究，從1929年持續(xù)到1937年。錢亞新關于“兒童圖書館”專題的翻譯與研究，持續(xù)相當長時間。呂紹虞1934年翻譯愛德華(EdwardFrancis)《圖書館使用法》，1935年翻譯勃朗(Z.Brown)《圖書館利用法》;這一主題翻譯，有不同的作者和出版社，可知文華人對圖書館利用問題的重視。翻譯不僅引導他們走向圖書館學專業(yè)的深處，也開闊了學術視野，提高了研究興趣。

　　3.2團隊合作的翻譯形式

　　團隊合作翻譯，主要體現(xiàn)在文華師生共同合譯的兩期專號——即1934年6卷2期《世界民眾圖書館概況專號》和1935年7卷3/4合刊《世界各國國立圖書館概況專號》——代表了文華學人的團隊合作精神，表現(xiàn)了關注民生、關心國家文化發(fā)展的博大情懷。這兩部書都是甫一出版，即被文華學人譯介過來。

　　《世界民眾圖書館概況》專號，英文原名ThePopularLibrariesoftheWorld,著者鮑士偉博士(ArthurE.Bostwick),1933年芝加哥美國圖書館協(xié)會出版。“Popular”一詞有通俗的、流行的、大眾的、受歡迎的等豐富的語義，鮑士偉在該書原序中，用其公立的、民眾的之義。這本書采取了分工合作的方式，由徐家麟、毛坤兩位老師負責編輯;“幸承十多位同學熱誠的幫助，共同分擔了這個沉重的擔子”[37]。參加翻譯者14人：毛坤、徐家麟、喻友信、章新民、呂紹虞、徐家璧、嚴文郁、邢云林、耿靖民、錢亞新、戴鎦齡、吳立邦、李鐘履、李繼先。

　　《世界各國國立圖書館概況》專號，原著者是英國博物院秘書，目錄學家愛士·德爾(ArundellEsdaile)。他曾擔任英國圖書館季刊社總編輯，此書1934年剛出版就被翻譯過來。這次由徐家麟、嚴文郁主持編譯。該書在翻譯過程中對中國國立圖書館有創(chuàng)造性的補充，這種團隊合作與創(chuàng)新精神，在武漢大學延續(xù)至今，仍值得當今圖書館人學習弘揚。

　　4文華師生圖書館學翻譯的價值意義

　　文華師生的圖書館學翻譯業(yè)績，如對國外圖書館事業(yè)發(fā)展現(xiàn)狀的介紹，對圖書分類編目等原理的譯介，對西方圖書館史的鉤沉等，在中外圖書館學術交流中起到了橋梁的作用，對近代中國圖書館學術研究、圖書館事業(yè)和文化教育事業(yè)影響甚大。

　　4.1加速了中國近代圖書館學學科建設的步伐

　　文華師生圖書館學翻譯，代表了一個時代圖書館學翻譯的高度。其有組織有系統(tǒng)地譯介歐美圖書館學原理，使得編譯改良后的圖書館學文獻激增，加速了西方圖書館學術在中國的本土化發(fā)展與傳播。這為近代中國圖書館學學科建設與發(fā)展開辟了一條快速通道，展現(xiàn)了圖書館學科的理論進步;同時也促使中國的圖書館學術迅速與國際接軌，加快了本學科的職業(yè)化發(fā)展進程，為近代中國圖書館學術知識體系的現(xiàn)代化轉型做出了重要貢獻。

　　如西方圖書分類法的譯介，促進了我國知識分類系統(tǒng)的轉型，卡片目錄學的譯介徹底改變了中國書本式目錄的傳統(tǒng)，直接促進了漢字檢字法的發(fā)明，從而導致整個學科發(fā)生巨大的變化。[43]沈祖榮、胡慶生《仿杜威書目十類法》刊印后，立即受到國內(nèi)學術界關注，并產(chǎn)生較大影響，中國學術界掀起了一股研究杜威十進分類法的熱潮，先后出現(xiàn)了“遵杜”“仿杜”“改杜”等多種新式圖書分類法。[44]4.2訓練培養(yǎng)了一批圖書館學專業(yè)領袖人才文華師生通過翻譯訓練，培養(yǎng)了一批圖書館學專業(yè)領袖人才，在近現(xiàn)代圖書館事業(yè)的發(fā)展進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無論是對于近現(xiàn)代中國圖書館事業(yè)，抑或是對于臺灣地區(qū)和美國名校的東亞圖書館事業(yè)，文華學子的貢獻都很大[45]。

　　嚴文郁、裘開明、桂質(zhì)柏、錢亞新、鄧衍林、汪長炳、沈?qū)毉h(huán)等一批圖書館學專業(yè)領袖人才，均出自文華圖專。錢亞新晚年回憶：1926年文華圖專“招生廣告中說要考六門課程，其中五門要用英文作答卷，就是歷史、英文、經(jīng)濟學(或社會學)、物理學、化學，只有寫文章用中文”[46]�？梢娢娜A圖專入學門檻對英文要求之高，初期招收的都是大學修業(yè)兩年或畢業(yè)的學生。

　　《文華季刊》的創(chuàng)辦過程，正是近代中國新圖書館運動逐漸達到高潮的歷史時期。“文華學子成為民國時期圖書館學研究的重要力量，他們發(fā)表的論文成果對我國圖書館學和檔案學的形成與發(fā)展影響巨大。”[41]231此時“一批職業(yè)圖書館學家出現(xiàn)了”;他們的出現(xiàn)，“不僅直接促成了這一時期的理論高潮，對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圖書館學也產(chǎn)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有些人的影響甚至延續(xù)到20世紀末”[47]。

　　文華學人認為雜志在近代思想文化發(fā)展中貢獻卓著，雜志傳播學術思想快而廣，雜志到什么地方，新的文化和思想便到了什么地方。雜志具有溝通世界學術文化的作用，直接或間接地使學術世界化。[52]文華師生通過自辦的刊物表達了對公共圖書館、民眾教育的高度關注，呼應了1930年之后的民眾教育運動，引導了近代社會文化平民化發(fā)展的潮流。嚴文郁曾言：“紹期師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服務一個機關，因為他敬業(yè)樂業(yè)，他的弟子受其潛移默化的感召，個個服務社會，埋首耕耘，使圖書館事業(yè)扎根、成長、茁壯，事雖小而影響學術、文化與教育界至大且巨。”[53]

　　文華學人潮立于中國圖書館事業(yè)現(xiàn)代化轉型的風口浪尖，系統(tǒng)地輸入西方圖書館學知識與理論，主導了中國近代圖書館學科知識體系的建立，促進了中國社會文化的現(xiàn)代化演進與轉型。回望中國圖書館學教育本土化發(fā)展的歷史，我們已經(jīng)走過了百年的歷程。如何在歷史的長河中追尋思想的活力，借鑒吸收、融合創(chuàng)新，這對于當今中國圖書館學教育本土化、國際化與教育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5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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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翟桂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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