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倫理訴求初探

　　[摘要]以往的翻譯倫理研究多聚焦于規(guī)范性研究，討論譯者應遵循的倫理模式及意義。本研究首先提出翻譯是譯者實現(xiàn)其翻譯倫理訴求的過程，進而以譯者需求為依據(jù)，對翻譯倫理訴求進行分類排序，指出譯者翻譯倫理訴求的層次性及其對譯者翻譯策略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分析影響翻譯倫理訴求的三個因素:翻譯價值、翻譯語境和譯者道德。翻譯倫理訴求具有很強的實踐意義，能更好地解釋翻譯活動。

　　[關鍵詞]翻譯倫理;翻譯倫理訴求;譯者倫理;翻譯價值

　　1.引言

　　作為一種社會實踐活動，翻譯的過程涉及到不同的主、客體間的關系。從倫理學的視角看，任何一項活動，只要涉及到多個主體，就必然會產(chǎn)生倫理關系。譯者在翻譯活動過程中，會面對多種多樣的倫理關系，它們之間有可能存在沖突與矛盾，需要通過譯者的權衡與選擇進行協(xié)調，從而讓各方達成一種平衡、共存的狀態(tài)，最終譯文便由此應運而生。我們可以用翻譯倫理理論解釋譯者的策略選擇，發(fā)現(xiàn)翻譯活動中的規(guī)律。然而，國內譯界對譯者倫理的關注和研究不夠深入。(吳慧珍，周偉:2012:27)本文將從譯者角度，探討翻譯過程中譯者面對不同倫理關系的選擇和策略。

　　文學翻譯論文： 文華師生與近代中國圖書館學翻譯

　　2.翻譯倫理訴求

　　人類有多種不同的需求，倫理訴求是其中之一，體現(xiàn)了人的社會屬性。倫理訴求是人對道德動機和行為價值目標的綜合性判斷，是倫理精神的內在體現(xiàn)。

　　(王碩，李萍，2013)換言之，倫理訴求是指個人努力使個體行為符合某種規(guī)范，能獲得他人和社會的認可。在翻譯實踐中，譯者遵循某種倫理規(guī)范的動機及其行為實現(xiàn)的價值可以看作是譯者的翻譯倫理訴求。在翻譯活動中，譯者往往要面對不同的倫理關系，如尊重他者的倫理、尊重譯入語文化的倫 理、尊重讀者的倫理、尊重翻譯贊助人的倫理和尊重翻譯職業(yè)的倫理等。然而，不同倫理對譯者有不同的要求，這些要求之間甚至可能存在矛盾與沖突，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需要根據(jù)所處語境判斷各倫理關 系的重要程度，并對它們進行排序。譯者用倫理規(guī)范指導翻譯實踐，確保這些倫理規(guī)范順利實現(xiàn)，這個過程體現(xiàn)了譯者對各倫理目標的態(tài)度，即譯者的翻譯倫理訴求。

　　在具體翻譯實踐中，各倫理訴求之間經(jīng)常存在矛盾沖突，對譯者提出完全不同的要求，因此，譯者對倫理規(guī)范的選擇或者排序是我們研究翻譯倫理訴求的重點。倫理的基礎是價值，翻譯倫理訴求是譯者對某些價值的態(tài)度與追求的反映，體現(xiàn)了譯者對翻譯活動的價值訴求，這通常表現(xiàn)為譯者的翻譯目的或翻譯動機。人的行為動機建立在需求之上，因此，我們可以借鑒馬斯洛(1987)的人類需求層次理論，將譯者的翻譯倫理訴求歸類，并劃分層次，以呈現(xiàn)出各種倫理訴求的本質與彼此間的層次關系。

　　馬斯洛提出的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HierarchyofNeeds)建構了一個系統(tǒng)的理論模型，用于解釋人們行為動機間的關系。他將人的需求分為五個層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與愛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xiàn)需求”(馬斯洛，1987:40-53)。這五個層次之間的關系如下:首先，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Needs)是人們最基本的需求，它是指用來維持個人生存的各種物質條件，如衣、食、住、行等。安全需求(SafetyNeeds)則是人類要求保障自身安全、擺脫失業(yè)和財產(chǎn)損失，避免焦躁和恐嚇的折磨， 是人們對秩序、體制、法律以及界限的需要，它一般建立在生理需求得到滿足的基礎之上。

　　歸屬和愛的需求，也可以稱為社會需求(SocialNeeds)，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歸屬需求，即個人渴望成為某個群體的一員，并在這個群體中占有一個位置或者承擔一個角色，個人愿為這個目標而努力;二是愛的需求，每個人都需要他人的愛，也愿意去愛別人，當然這里是廣義的愛，除了愛情之外，還包括親情和友情等。尊重需求(EsteemNeeds)是指個人渴望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和他人的尊重，受到社會的認可。自我實現(xiàn)需求(Self-realizationNeeds)是指最大限度地發(fā)揮個人潛能，實現(xiàn)自我價值。(馬斯洛，1987:49-50)五種需求自下而上以金字塔式排列，通常較高層次需求以較低層次需求為基礎。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具有鮮明的物質性(如食物、住所)和物理性(人身安全)，屬于初級或者基本需求。歸屬和愛、尊重和自我實現(xiàn)這三類需求則更多體現(xiàn)個人的社會屬性，是人們精神方面的需求，位于較高層次。

　　自我實現(xiàn)需求處于金字塔頂端，是個人對自我的最高追求，它體現(xiàn)了個體性與社會性的融合，一般以其他四種需求的實現(xiàn)為基礎。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會面對多種倫理訴求，對倫理訴求的選擇與譯者的翻譯目的或對翻譯價值的定位有著密切的關系。換言之，譯者選擇不同翻譯倫理訴求的動機或者目的通常與譯者個人的某類需求相聯(lián)系。因此，以各倫理訴求對應滿足不同個人需求為標準，我們可以將翻譯倫理訴求劃分為四個層次，即:基于生理需求的倫理訴求、基于歸屬需求的倫理訴求、基于尊重需求的倫理訴求和基于自我實現(xiàn)需求的倫理訴求。此分類方法有利于更好地認識和分析翻譯倫理訴求背后的本質，理解影響譯者翻譯倫理訴求的因素。

　　2.1基于生理需求的倫理訴求

　　在翻譯實踐中，不少譯者以翻譯為謀生的職業(yè)，或者至少是一種兼職(即使因為自身興趣而從事翻譯的譯者，也需要基本的生活條件作為他們追求興趣的保障)。

　　有一小部分譯者不直接從翻譯中獲取物質回報，但他們的翻譯活動往往是一種間接的謀生方式。比如，在國際貿(mào)易領域，為保證交易順利完成，商人可能需要進行口頭或者筆頭翻譯，這類翻譯可以看做是一種間接謀生手段。在商品經(jīng)濟社會，金錢是滿足人們自身生理需求的必要條件。職業(yè)譯者通過自己的翻譯工作賺取金錢，用來支付基本生活需求，如衣、食、住、行等。例如，朱生豪在翻譯莎士比亞作品時，養(yǎng)家糊口是他翻譯活動的一個主要動因，他曾在給妻子的家信中寫道，“后年大概可以全部告成。告成之后，一定要走開上海透一口氣，來一些閑情逸致的玩意兒。

　　當然三四千塊錢不算是怎么了不得，但至少可以悠游一下，不過說不定那筆錢正好拿來養(yǎng)病也未可知”(朱生豪，2003:292)。朱生豪在需要賺錢改善生活或養(yǎng)病時，翻譯能帶來的經(jīng)濟收入是其翻譯活動的首要價值。此時，為保障最大化的物質回報，譯者通常會盡量滿足贊助人的要求和讀者的閱讀期待，譯者為了滿足自身生理需求，首要考慮而且必須遵循的翻譯倫理規(guī)范便是服務倫理。當譯者未能遵循服務倫理，譯文不(完全)符合贊助人要求或達到讀者期待時，譯文帶來的物質回報就可能會降低，甚至沒有任何回報，這必然會損害譯者的利益，使其基本生理需求無法得到滿足。

　　因此，對所有譯者，也包括著名的翻譯家，在他們的生理需求尚未得到(較好)滿足的時候，翻譯的服務倫理通常是他們首要遵循的。在譯者將翻譯作為主要謀生方式時，不能要求他有更多的精神追求，因為這既不人道也不現(xiàn)實。贊助人要求和讀者期待往往包含更為細化和具體的翻譯倫理規(guī)范。從服務倫理視角來看，譯者會努力滿足贊助人的要求和讀者的期待。當然，當贊助人提出與社會道德沖突、甚至違反法律的要求時，譯者有權利拒絕翻譯任務，但不排除有的譯者為了生存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協(xié)讓步。

　　2.2基于歸屬需求的倫理訴求

　　當譯者的基本生存條件得以保障后，他們會進而追求精神層次的需求。翻譯活動能滿足譯者對歸屬和愛的需求。翻譯活動是用譯入語闡釋原文內容，是譯者個人視域與原文(作者)視域融合的產(chǎn)物。(朱健平，2002)譯者使用其熟悉的文化與語言對原文內容進行闡釋，譯文往往會呈現(xiàn)出譯者所屬文化的特質，譯者的歸屬感和對母語文化愛的需求，會在譯文生成的過程中得以實現(xiàn)。

　　例如，當譯者將外語文本譯入母語時，會有意或無意地用本族文化意象解釋或替換源語文化中的意象，這是因為母語文化能滿足譯者的文化歸屬感需求，體現(xiàn)了譯者對本族文化的熱愛，從而使譯者的歸屬和愛的需求得到滿足。例如，英國漢學家理雅各在其《詩經(jīng)》英譯本中，將原文中的“帝”“上帝”用西方基督教的“God”替代，他把“皇皇后帝”譯為“thegreatandsovereignGod”，“明昭上帝”譯為“thebrightandgloriousGod”。

　　(姜燕，2010:50)理雅各將原文中的中國文化元素納入西方視域和文化體系，鞏固了西方文化的地位，體現(xiàn)了他基于歸屬和愛的需求的倫理訴求。此外，當譯者將母語文本外譯時，也往往會努力在譯文中保留母語語言和文化的特點。例如，中國譯者將漢語文本譯入英語時，譯本中有時出會出現(xiàn)“中國英語”或“中式英語”，究其原因，就是譯者的歸屬感需求使然。在歸屬需求的驅動下，譯者對翻譯倫理訴求做出選擇，這個過程中譯者的民族與社會身份發(fā)揮了決定性作用。

　　2.3基于尊重需求的倫理訴求

　　在歸屬需求實現(xiàn)后，贏得他人尊重、獲得一定社會地位，是譯者更高層次的精神追求。古往今來，人們對翻譯活動始終存在一些誤解和偏見，很多人認為翻譯僅僅是語言符號之間的轉換，譯文是原文的衍生品，處于從屬地位，無法與原創(chuàng)作品相提并論。(謝天振，1999:208)在此觀念的影響下，譯者很難得到應有的認可和尊重。也許在普通民眾看來，翻譯是一種較為體面，且令人向往的職業(yè)。

　　然而，在大多數(shù)譯者，尤其是文學作品譯者看來，他們的尊重需求并未得到很好的滿足。在文學領域，譯者很難與原作者相提并論。許多譯者(特別是學者型譯者)迫切希望通過自己的譯作贏得學界更多的認可與尊重，獲得更高的學術和社會地位，許淵沖先生提出的“競賽論”翻譯思想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認為“翻譯是兩種語言的競賽，文學翻譯更是兩種文化的競賽。譯作和原作都可以比做繪畫，所以譯作不能只臨摹原作，還要臨摹原作所臨摹的模特”(許淵沖，1993:24)。

　　我們可以看出，許淵沖先生認為翻譯和創(chuàng)作應享有同等地位，譯者理應獲得更多尊重。在這種情況下，“忠實原文”也許不再是首要的翻譯倫理，譯者利用譯入語的語言和文化優(yōu)勢以及自身的語言功力，總是期待“創(chuàng)作”出的譯文在文學價值上可以超越原文。在文學翻譯史上，譯文超越原文的現(xiàn)象并不少見。弗萊利格拉特(F.Freiligrath)譯介的《草葉集》德語版受到文學界的廣泛好評，甚至《草葉集》的作者惠特曼也認為德語版可能超過了其英語原作。(謝天振，1999:136-137)另外，對原文中過于粗俗或晦澀的表述，譯者可能會用“雅化”或者“明晰化”的策略進行處理。例如，莎士比亞作品中有一些粗俗的語言，有譯者在翻譯時對此進行“雅化”處理，這樣的譯本讀起來比原著“更為莊重，更為文雅”(同上:137)。

　　譯者為滿足自身的尊重需求，不再將原文的表達看作“神圣不可侵犯”，轉而憑借譯入語的語言文化特點，尋求原文內容在譯入語文化中的最佳表達方式。此時，譯者的首要倫理訴求是尊重譯入語的詩學規(guī)范。當然，也有譯者會有意識地打破譯入語的詩學規(guī)范，嘗試使用新的表達方式(這種“嘗試”是在一定范圍之內，通常與譯入語詩學規(guī)范的發(fā)展方向一致)，此種策略體現(xiàn)了譯者獲得尊重需求的動機，譯者希望通過“富有新意”的表達方法，贏得更多認可和尊重�；�于尊重需求的倫理訴求，通常表現(xiàn)為尊重譯入語詩學規(guī)范，這可以看作是譯文對原文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埃斯卡皮，1987:137)。與此同時，譯者通過有意或無意地在譯文中的“顯身”，來獲取學界和社會的尊重。

　　2.4基于自我實現(xiàn)需求的倫理訴求

　　在譯者的尊重需求得以滿足后，例如，已獲得一定社會威望的譯者會進一步追求自我實現(xiàn)———精神層面最高的追求。一般來說，個人自我實現(xiàn)需要對社會具有一定價值。與尊重需求不同，自我實現(xiàn)的需求不以他人的態(tài)度作為評價標準。馬斯洛指出，人在追求自我實現(xiàn)時，會獻身于一項獨立于身外的事業(yè)，這與他們自身的得失沒有關系。他們全心全意地從事這項工作，將其視為重要的事業(yè)。

　　(韋曉等，2000:104)當譯者達到這個境界時，他們會將翻譯事業(yè)看作自己的理想職業(yè)，并將此視為實現(xiàn)自我價值的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徑。例如，楊絳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完成了《唐·吉可德》的翻譯，許淵沖在被批斗、被迫害的情況下，依然在進行毛澤東詩詞的翻譯。再如，王智量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翻譯了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他利用煙盒、草紙、舊報紙等完成了他的譯文，并最終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智量，2004:88-95)這些譯者在基本生理需求都未得到較好的滿足，甚至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的時候，還能堅持夢想，以翻譯為事業(yè)，鍥而不舍地追求自我實現(xiàn)。如前所述，自我實現(xiàn)必然具有一定的社會價值，個人行為產(chǎn)生的結果對個人的有利性處于次要地位。在某些極端情況下，人們甚至會為了社會價值的實現(xiàn)，犧牲個人利益，因為社會價值是自我實現(xiàn)的核心因素。譯者自我實現(xiàn)的途徑就是通過譯文促進社會發(fā)展和文化交流，個人物質回報和能否立即贏得他人尊重，不是位于首位的倫理訴求。以自我實現(xiàn)為訴求的譯者會將翻譯事業(yè)看作自己的歷史使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旨在促進文化交流與發(fā)展。

　　這是譯者對翻譯職業(yè)理想的尊重，譯者將翻譯的歷史性作用視為己任，通過翻譯實踐豐富和促進譯入語語言和文化的發(fā)展。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自我實現(xiàn)需求處于頂端，但這并不能排除特例的存在，有的譯者在未能(較好)實現(xiàn)基本生理需求、甚至人身安全沒有得到保障的條件下，依然會將自我實現(xiàn)需求放在首位，致力于用翻譯實踐推動譯入語的語言和文化發(fā)展。

　　我們認為，自我實現(xiàn)需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或降低個人對低層次需求的迫切性，它是譯者的“精神食糧”，可以弱化以低層次需求為基礎的倫理訴求。當然，在翻譯實踐中，翻譯倫理訴求間的層次關系并不總是那么明顯，有時甚至會發(fā)生錯位。有些譯者可能會將尊重和自我實現(xiàn)的需求置于生理需求之上。此外，翻譯倫理訴求往往是一個集合概念，譯者翻譯倫理訴求具有多重性，并不限于某一種。

　　例如，一位譯者可能希望通過翻譯工作，同時滿足自己的生理和尊重需求。翻譯價值訴求的多重性決定了譯者的倫理訴求也必然呈現(xiàn)多樣性，譯者并不只是面對某一種翻譯倫理訴求，而是需要在多種倫理訴求間進行選擇、排序，努力達到某種平衡，以期使個人需求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以個人需求為視角，分析譯者的翻譯倫理訴求選擇，有助于理解譯者的不同翻譯策略，可以從理論層面推進翻譯倫理研究。

　　3.影響譯者翻譯倫理訴求的因素

　　在翻譯實踐中，翻譯倫理訴求之間呈現(xiàn)出層次性，影響譯者對翻譯策略的選擇，因此，分析、研究影響譯者翻譯倫理訴求的諸因素，是我們將理論研究運用于實踐的必然途徑，這有助于更好地解釋翻譯活動，指導翻譯實踐。我們可以從客觀和主觀兩方面分析影響譯者翻譯倫理訴求的因素，客觀方面包括翻譯價值和翻譯語境，主觀方面主要指譯者道德。

　　3.1翻譯價值

　　倫理的基礎是價值，翻譯價值制約翻譯倫理，從而影響譯者對翻譯倫理訴求的選擇。價值是指客體對主體的有用性，確定和影響翻譯價值的因素可以從客體和主體兩方面分析:客體指原文文本，主體包括翻譯贊助人(發(fā)起人)的要求與讀者期待。誠然，譯者的態(tài)度、翻譯策略和方法是影響翻譯價值實現(xiàn)的直接因素，但是譯者的翻譯實踐始終是在各因素綜合作用下的行為。換言之，原文文本、翻譯贊助人的要求以及讀者期待才是真正影響翻譯活動價值的根本因素。決定翻譯價值的首要和基本因素是原文文本。原文文本的價值與原文同時誕生，一般較為穩(wěn)定，不會出現(xiàn)太大變化。

　　通常情況下，譯文會保持原文的文本類型，而不同文本類型的翻譯價值不盡相同，進而讓譯者面對不同的翻譯倫理訴求。例如，商業(yè)文本的主要價值是信息交流，其目的是保障商業(yè)活動的順利開展。此時，譯者的首要翻譯倫理訴求包括服務倫理和(信息)忠實倫理。而對于文學翻譯，其主要價值通常不是信息交流。文學文本又可細分為不同文體，如散文、小說和詩歌等，其價值各異，有的可以促進語言和詩學規(guī)范的發(fā)展，有的是為了針砭時弊，而有的是以文化傳播為目的。

　　面對不同的翻譯價值，譯者的主要翻譯倫理訴求可以是切斯特曼(Chesterman，2001:153)提出的再現(xiàn)倫理、交往倫理或韋努蒂的差異倫理(Venuti，1998)。當然，有的原文文本類型具有多重屬性，同時具有多種文體特點，例如，敘事詩既是小說，又具有詩歌的節(jié)奏與韻律，翻譯價值和翻譯倫理訴求也因此變得較為復雜。對于此類文本，翻譯價值的確定和實現(xiàn)更多取決于主體，即贊助人的要求和讀者期待，它們則通過制約譯者的翻譯活動影響翻譯價值。讀者期待是讀者閱讀譯文時的期望，即讀者希望從閱讀中獲取的價值。

　　它體現(xiàn)了讀者對于客體(譯文)價值的定位與接受，它會對譯者的翻譯倫理訴求產(chǎn)生影響。例如，西方偵探小說在晚清時期廣受普通讀者的喜愛，讀者在閱讀譯本小說時，其獵奇心理得到了滿足。在了解此種讀者期待后，譯者的首要翻譯倫理訴求是全力保持原文的故事性，尤其是其中的離奇情節(jié)，同時，譯者還要充分考慮讀者對異域文化的接受能力。此時，保持和尊重原文文化的翻譯倫理往往不是譯者的首要翻譯倫理訴求。與此相反，魯迅先生將其譯文的讀者限定為社會精英，他指出，精英讀者希望通過閱讀，理解和學習西方先進的思想，從而可以用來改造和豐富彼時中國的落后文化。(王東風，2008)

　　因此，魯迅先生的首要翻譯倫理訴求是尊重譯入語(漢語)社會文化發(fā)展需求，尊重翻譯活動的歷史使命。此倫理訴求影響了魯迅先生對原文本的選擇和譯文語言表達方式。例如，他堅持“硬譯”的翻譯策略，認為這是實現(xiàn)翻譯歷史任務的必由之路。當然，因不同的時代和文化背景，讀者的閱讀期待具有一定差異性，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確定讀者期待的內涵:一是結合時代語境，理解和分析讀者期待的內涵與特點，并據(jù)此分析對應的翻譯倫理訴求;二是可以結合翻譯贊助人(發(fā)起人)的要求，先確定主要目標讀者人群，進而確定讀者期待的內涵。

　　與讀者期待相比，翻譯贊助人的要求對翻譯價值的影響更為直接，贊助人在一定的目的指導下選擇要翻譯的文本，通過意識形態(tài)、文化審查或者物質回報等方式掌控、操縱或規(guī)范譯者的翻譯活動。對于已確定的文本類型，贊助人的翻譯目的是影響翻譯價值的直接因素。與此同時，贊助人的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背景也會發(fā)揮一定作用。例如，新中國成立后，政府官方發(fā)起和組織了許多中國典籍譯介活動，如《中國文學》雜志的發(fā)行、“熊貓叢書”出版等。此類翻譯活動的主要目的是傳播中國文化、讓世界了 解中國。因此，譯者的首要翻譯倫理訴求通常是忠實倫理、再現(xiàn)倫理和傳播原文文化的倫理。

　　可見，受翻譯贊助人的不同翻譯目的的影響，譯本會產(chǎn)生不 同價值，譯者也呈現(xiàn)出不同的翻譯倫理訴求特點。當然，贊助人對翻譯價值的影響，必須以文本類型和讀者期待為基礎，但同時贊助人會對譯文和讀者期待有一定引導性。翻譯價值的確立與實現(xiàn)是一個復雜過程:翻譯贊助人以原文為客觀基礎，依據(jù)讀者期待，并結合自身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背景最終形成特定的翻譯目的。只有厘清具體的翻譯價值內涵，才能確認譯者的翻譯倫理訴求特點和選擇策略。

　　3.2翻譯語境

　　翻譯是一種社會活動，譯文的價值、讀者接受情況和傳播效果都需要在具體的社會語境中分析。社會語境主要包括兩方面:時代背景主要指源語和譯入語文化之間的強弱關系對比;信息傳播特點是指信息傳播的載體和信息技術特點。源語與譯入語文化之間的強弱關系會影響讀者對譯文的接受，進而影響譯者對翻譯倫理訴求的選擇。埃文·佐哈爾(Itamar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統(tǒng)論認為，文學是社會文化和歷史架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Munday，2001:109)文學是一個多元系統(tǒng)，翻譯文學是其中的一個子系統(tǒng)。

　　佐哈爾認為，當翻譯文學位于這個多元系統(tǒng)中心時，它往往會參與創(chuàng)造，并打破譯入語原有的文化規(guī)范;而當翻譯文學處于多元系統(tǒng)邊緣時，它更多使用譯入語文學中現(xiàn)有的表達方式。(ItamarEven-Zohar，1990)強勢文化文本譯入弱勢文化語言時，譯本常處于弱勢文化文學系統(tǒng)的中心位置，譯者更傾向于保留原文本中的“異質”，其首要翻譯倫理訴求往往是尊重原文。同時，由于弱勢文化讀者對強勢文化的向往、甚至敬畏，帶有“異質”的譯文更容易在弱勢文化中傳播。

　　與此相反，在弱勢文化文本譯入強勢文化語言時，因為翻譯文學所處的邊緣地位，譯者的首要的翻譯倫理訴求往往是尊重譯入語語言規(guī)范和文化。此時，出于文化上的自信和優(yōu)越感，譯入語讀者對源自弱勢文化的譯文表現(xiàn)出較低的接納意愿和包容度。弱勢文化的文本很難以其本真的模樣在強勢文化之中呈現(xiàn)和生存，即使有的譯文會保留一點“異質”，也大都是因為這些“異質”與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刻板印象相一致，體現(xiàn)了以強勢文化為中心的世界文化體系。

　　韋努蒂所批評的翻譯領域的英美文化霸權便屬于這種情況，弱勢文化的特質要么被抹殺，要么按照西方對它們的認知和定位，被同化后納入英美文化體系。文化信息的傳播方式和特點也是影響譯本價值和讀者接受的重要因素。印刷術、電子書和互聯(lián)網(wǎng)在改變知識傳播方式的同時，也為讀者獲取新知識提供了更便捷的途徑，提高了普通讀者對他者文化的理解能力和接受程度。尤其是互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展，不僅極大地提高了知識傳播速度和效率，還加速了文化和知識傳播的去中心化趨勢，弱勢文化文本譯入強勢文化的門檻降低，弱勢文化在世界文化舞臺獲得了更多的發(fā)聲機會。

　　此外，互聯(lián)網(wǎng)還削弱和部分掃除了意識形態(tài)給譯本傳播帶來的障礙。在這種背景下，譯者可以更放心地遵循再現(xiàn)倫理訴求，不必再過度擔心譯入語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管控和文化審查。信息傳播技術的發(fā)展提高了普通讀者對異域文化的接受能力。當譯文中出現(xiàn)相對難懂的文化元素時，讀者可以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方便地查詢信息，或者獲取其他版本的譯文，從而更好地理解文中的“異質”元素。讀者的認知和接受能力大幅提高，這也為譯者遵循忠實倫理和再現(xiàn)倫理提供了充分條件。

　　3.3譯者道德

　　影響譯者倫理訴求的主觀因素主要是譯者道德，在譯者道德的制約下，譯者根據(jù)客觀情況，對不同翻譯倫理訴求進行判斷和排序。譯者道德可以分為個人道德和職業(yè)道德，后者在不同文化中的差異較小，通常包括服務倫理、再現(xiàn)倫理和忠實倫理等。而譯者的個人道德則呈現(xiàn)出明顯個體差異性，通常呈現(xiàn)出鮮明的民族性。通常認為，民族身份和自我定位是影響譯者個人道德的兩個主要因素。

　　譯者先天的種族身份決定個人道德的民族特質。不同民族對道德的判斷和標準不完全相同，民族的道德觀會影響譯者對翻譯中涉及道德元素的價值判斷，如不同民族對待婚姻和家庭的道德觀并不完全一樣。此外，譯者道德的民族性會影響其對源語和譯入語文化的態(tài)度。一般來說，受文化民族主義思想或傾向的影響，譯者往往會將尊重本民族文化作為首要倫理訴求，譯者更愿意讓“他者”文化來靠近本民族文化。

　　例如，嚴復在翻譯《天演論》時呈現(xiàn)的翻譯倫理訴求就表現(xiàn)出很強的民族性。當然，也有譯者會呈現(xiàn)出與民族身份不符的倫理訴求。例如，著名翻譯家賽珍珠(PearlS.Buck)在翻譯中呈現(xiàn)出不同于其民族身份的翻譯倫理訴求。賽珍珠雖然是美國人，但是她早年在中國生活，對中國文化懷有很深的感情和認同感，為了再現(xiàn)、傳達中國文化和語言特點，她采用了非常直譯的方法翻譯了《水滸傳》，體現(xiàn)了她對中國文化的尊重，這種尊重甚至高于她對英語文化的認可。因此，我們認為，在譯者民族身份這一客觀條件之外，譯者的自我定位或者情感歸屬，也同樣會影響他們的翻譯倫理訴求。

　　4.結語

　　翻譯活動是譯者實現(xiàn)翻譯倫理訴求的過程，而譯者的翻譯倫理訴求選擇則主要受翻譯價值、翻譯語境和譯者道德的影響，這在翻譯理論與實踐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有助于我們利用翻譯倫理理論更好地解釋和指導翻譯活動。我們可以運用翻譯倫理訴求模型，確定翻譯活動中各個變量及其之間的關系，然后據(jù)此分析譯者呈現(xiàn)出的翻譯倫理訴求特點，這會使翻譯倫理研究對翻譯現(xiàn)象更具解釋力，對翻譯活動也更具指導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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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征張春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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