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是高校思政工作的核心，當代大學生作為承載核心價值觀的先鋒力量面臨著搖擺于文化自卑與自負的現(xiàn)實困境。只有以講清楚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的傳統(tǒng)價值觀作為前提，理解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鏈接與契合，才能增強大
摘要: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是高校思政工作的核心，當代大學生作為承載核心價值觀的先鋒力量面臨著搖擺于文化自卑與自負的現(xiàn)實困境。只有以講清楚“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的傳統(tǒng)價值觀作為前提，理解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鏈接與契合，才能增強大學生內化于心的文化自信，培育外化于行的以仁為情感基點、以義為價值標準、以禮為行為規(guī)范、以智為思維起點、以信為處事原則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踐履者以及法治精神“固化以制”的捍衛(wèi)者。
關鍵詞:傳統(tǒng)價值觀,大學生,核心價值觀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以“培養(yǎng)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為著力點。這是大發(fā)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的時代呼喚，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統(tǒng)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客觀要求。
我國高校肩負培養(yǎng)全面發(fā)展的社會主義事業(yè)建設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面臨著創(chuàng)新破解“培育什么樣的價值觀”和“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結合起來的重大命題，更要切實解決高校人才培養(yǎng)中不平衡、不充分發(fā)展的現(xiàn)實難題，中西文化的碰撞與沖突造成的社會文化矛盾對新生代大學生成為“什么樣的人”的沖擊，大學生對傳統(tǒng)道德規(guī)范的無根據的抵觸與批判影響了“培育什么樣的價值觀”。面對如此困境，高校在育人環(huán)節(jié)如何弘揚傳統(tǒng)精華以消解核心價值認同危機就成為重要課題。
一、本土道統(tǒng)———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的中國傳統(tǒng)價值觀
習近平同志曾多次強調，核心價值觀“承載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體現(xiàn)著一個社會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準，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1]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fā)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價值觀是文化最深層的內核，價值觀自信是文化自信最本質的體現(xiàn)。“仁義禮智信”正是作為傳統(tǒng)核心價值觀構建了中國人獨特的精神世界。
“仁”:仁愛是中華民族最核心的價值理念。儒家仁愛思想核心有三層含義。一為仁者愛人的情感推衍，以行為主體為原點，以自身的需要體諒他者的需要，從而敬畏生命、尊重自然。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章句上》)。
二為“忠恕”的踐行之道，被看作是仁的具體運用，既包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的積極的行為推衍，也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wèi)靈公》的消極道德。三為博施濟世的治國理政之道，蘊含著對人類同質的理解，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源泉。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世，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孫丑上》)。
“義”:以國家集體利益為思考問題的邏輯起點，要求人們的思維邏輯以及行為舉止均要合乎義的規(guī)范。其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公平正義，強調對事物判斷處置要合乎事宜以及符合公正正義的正當性。如《中庸》曰:“義者，宜也，尊賢為大”，《釋名·釋言語》說“義者，宜也。制裁事物，使合宜也。”《墨子》曰“義者，正也”以及“萬事莫貴于義”，《論語集注》說“義者，天理之所宜”。
二是義利之辯，強調重義輕利、舍利取義、以義取利、見利思義的價值取向。《論語·為政》中“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左傳》中指出“利，義之和也”“義，利之本也。”《國語》中也指出“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禮”:社會生活具體的規(guī)則體系。禮在儒家文化中至少有六種形式，禮義、禮樂、禮儀、禮俗、禮制和禮教。[2]
在歷史更迭中禮經歷了春秋時期主要推崇儀式感和藝術感的“禮樂”，梁漱溟先生就曾在《中國文化要義》中對周孔教化高度贊揚，認為禮樂的理想是人類最理想的社會模式。“禮樂崩壞”后這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先師”的儀式感逐步發(fā)展成一套規(guī)范人們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禮儀制度。同時在“禮制”的基礎上衍生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的“禮法”和“禮政”。
雖然“反禮教”尤其是批判舊家庭對青年男女愛情婚姻的干涉是近代新文化運動的最強音，但無論是反禮教的陳獨秀(“儒家之言社會道德和生活，莫大于禮”)，還是維護禮教的謝幼偉(“孔孟教人，亦首重禮……一切莫不以禮為根據，以禮為天理之節(jié)文，所以成德之準”)，均認為禮對社會秩序的有效維護有重要的意義。“智”:智作為“三達德”之一，是其他一切美德的理性前提和基礎。[3]
《論語·憲問》中說“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孟子·告子上》:“是非之心，智也”。其一，傳統(tǒng)倫理的智不僅是簡單的認知能力，更是一種有先見之明的前瞻性，超脫自我局限看到整體長遠甚至是宇宙的大智慧，《商君書·更法》曰“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見于未萌”。其二，智也是行為過程中對于所選擇的細節(jié)的把握和審慎，《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凡人欲舍行為，皆以其智先規(guī)而后為之”，《論語·公治長》“三思而后行”更是耳熟能詳。
其三，智還是識人知己的實踐智慧，這不僅表現(xiàn)為《荀子》“言要則知，行至則仁”，賈誼《新書.大政》“智者慎言慎行”的個人修養(yǎng)，更上升到《說苑·談叢》“智之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偽不如拙誠”的國家治理層面。因此以智求善，是利人利國的第一要義。“信”，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誠信被看作社會的根基、做人的根本。
它不僅僅是個體的內誠與己，外信于人的立身根本，“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論語·學而》)。更是人際交往和社會秩序的不二法則，“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郁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染色不貞”(《呂氏春秋·貴信》)。
同時誠信也是執(zhí)政者必須堅守的立國根基，“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而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如前所述，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仁義禮智信”均是以民族式的話語方式表達了多層次的傳統(tǒng)核心價值理念。既有“吾日三省吾身”和“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的修身之道;又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為準則;更有如“仁者愛人”的仁愛觀、“見利思義”的義利觀等價值導向;同時還有“國有四維，禮義廉恥，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的國家根基。
二、傳統(tǒng)價值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契合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曾在多個場合強調文化自信是理論自信、道路自信與制度自信的基礎。習近平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我們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持文化自信”。[4]
文化自信應該表現(xiàn)為我們透徹地了解“我們從哪里來”，同時清晰地回答“我們走向何處，怎么去到那里”的問題。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tǒng)、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fā)展道路，注定我們必然堅守根植于中華文化沃土又具有新時代中國特色的價值觀。“仁義禮智信”正是作為傳統(tǒng)核心價值觀植根于每個中國人血液里的民族基因，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一脈相承，既有體系的鏈接也有理念的契合。
(一)鏈接: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的傳統(tǒng)價值
體系是一個開放的生命體系首先，傳統(tǒng)價值體系是一個生命體系。其提出本身就經歷了逐步凝練與提升的過程。從春秋時代孔子的“智仁勇”的“三達德”和“仁義禮”的倫理規(guī)范體系，到戰(zhàn)國時期孟子建構的以仁義禮智“四德”為核心的完整的倫理規(guī)范體系，再到西漢董仲舒在秦漢封建大一統(tǒng)時代對其創(chuàng)造性轉化的“五常”正式提出，其在歷史更迭中不斷地實現(xiàn)創(chuàng)造性轉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
以仁為例，《論語》中提出的是孝悌之仁、忠恕之仁，《孟子》中主要闡釋“仁政”，譚嗣同的《仁學》則提出“仁—通—平等”思想，而習近平同志曾就領導干部應有為官“仁”的良心道德底線，教師應對學生保有仁愛之心，堅持仁愛、尚和合、守誠信、崇公正的和平外交政策，從多場合多角度對“仁”進行了現(xiàn)代釋義。其次，傳統(tǒng)價值體系有其獨特的邏輯推演。追求個體的修煉以求社會的進步與國家的發(fā)展是傳統(tǒng)“仁義禮智信”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共鳴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出了三個層面的價值目標和價值取向。
國家、社會層面的價值目標也需要最終落實在個人層面的“愛國、敬業(yè)、誠信、友善”。與經濟、政治生活相比，以道德為核心的價值生活與國家、民族的聯(lián)系顯然是最為緊密的，這也是和民族的思維和行為方式聯(lián)系最為緊密的。歷史和現(xiàn)實都昭示我們，脫離了傳統(tǒng)民族思維和邏輯推演的“全盤西化”的借鑒和移植必然會水土不服，陷入歷史虛無主義的怪圈。最后，傳統(tǒng)價值體系是一個開放的體系。
其一，從先秦“百家爭鳴”儒家融匯墨、道、陰陽學說中得以豐富，到唐宋以來和佛學的充分整合和消化，再到晚清近代以來對西方文明的學習，最后蘊積涵育現(xiàn)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本土化的推演過程完美詮釋只有清楚自己的歷史方位，明確自身歷史走向，才能做到真正的文化自信，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其二，傳統(tǒng)價值體系不僅是推動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強大動力，也為世界其他文明提供了寶貴的精神成果，更為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方案”。全球治理觀、安全觀、發(fā)展觀、正確義利觀、全球化觀等新理念新主張都是“仁義禮智信”等傳統(tǒng)智慧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更是建立在“世界夢”與“中國夢”的鏈接基礎之上，概括出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等全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是我國國家領導人站在歷史的深厚基礎上勾勒出的人類共同體的美好未來。
(二)契合:底線倫理和終極價值的辯證統(tǒng)一
在當代社會的倫理討論中，底線倫理和終極價值一直是熱點話題。底線倫理與終極價值究其本質是辨證統(tǒng)一的關系。[5]底線倫理關乎“什么不應當做”，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的道德基礎，可確立為社會基本道德和個人行為的基本規(guī)范。而終極價值是“應當做什么和怎么做”，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的價值導向，可確立為個人理想人格的塑造和理想社會建構的精神追求。傳統(tǒng)價值觀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均實現(xiàn)了底線倫理和終極價值的辯證統(tǒng)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傳統(tǒng)核心價值觀一脈相承。
前者是后者不斷發(fā)展而形成的核心和靈魂，后者是前者產生和形成的土壤與載體。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形成與發(fā)展，一方面離不開對優(yōu)秀核心價值觀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另一方面又離不開對社會變革的現(xiàn)實觀照。實際上這兩者都回答了我們要建設什么樣的國家、發(fā)展什么樣的社會、培育什么樣的公民的重大問題。
習近平同志就在多場合強調深入挖掘和闡發(fā)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成為涵養(yǎng)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
三、傳統(tǒng)價值觀與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的融通
習近平同志指出，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樹人，而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高校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核心要求。新時代貫徹落實習近平同志系列講話精神，就需要緊緊圍繞高校“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以及“培育什么樣的價值觀”的根本問題。一方面，傳統(tǒng)價值觀可以涵育大學生“內化于心”的文化自信，解決了培育什么樣的人的頂層問題;另一方面，傳統(tǒng)價值觀還可以培育大學生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外化于行”的踐履者，完成了培育什么樣的價值觀的底層推動。
[參考文獻]
[1]習近平.推動國家發(fā)展，核心價值觀是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N].人民日報(海外版)，2014-7-24.
[2]蔡尚思.中國禮教思想史[M].香港:中華書局，1991:267.
[3]肖群忠.智德新論[J].道德與文明，2005(3):14-19.
[4]習近平.談文化自信[N].人民日報(海外版)，2016-07-13.
[5]譚培文.從底線倫理到終極價值的轉換和實現(xiàn)———兼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認同為視角[J].道德與文明，2010(1):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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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日常生活的深度介入具有豐富的表征。第一，日常生活中出現(xiàn)的價值觀錯亂現(xiàn)象嚴重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秩序與質量，亟需“糾偏”，這是其提出的直接背景;第二，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實踐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形成的思想源頭;第三，增強文化軟實力，實現(xiàn)人民群眾和諧、自由、全面發(fā)展的幸福生活是其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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